在记满苏丹和祭司的史书中，一个奴隶的名字留了下来

编者按：因为史料里出现了一个奴隶的名字，人类学家出身的印度著名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决定前往埃及，追寻这名奴隶的足迹。在非虚构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中，当代埃及和12世纪的印度洋地区重叠在了一起。在记满了苏丹和祭司的史书中，一个普通人“奇迹般”留下的痕迹让后人得以窥见数百年前小人物的爱恨与游历，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融合与分裂。而在播放着战争和逃难的电视机前，今天的小人物们是否也正从默默无名的历史中消失呢？高希用作家的敏感和人类学家的细致，探寻着历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MS H.6的奴隶”在1942年首次登上了现代历史的舞台。他的处女秀很简短，是在最鲜为人知的剧情里出现的，他几乎还没来得及收拢羽翼就再次飞走了他的出现更多是作为一个提词员的低声细语，而不是演员阵容当中一张有辨识度的脸。

这名奴隶的首次露面是在学者E. 斯特劳斯（E. Strauss）的一篇短文里，它刊登在一本1942年在耶路撒冷发行的希伯来期刊《锡安山》上。文章的名字叫作《中东犹太人历史的新来源》 ，包括了几个中世纪文献的抄本。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个居住在亚丁的商人写的那个港口精确地坐落在红海的狭窄入海口通向印度洋的那个位置上，就像一条小水沟上的一只苍蝇。这封现在标有耶路撒冷国家和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号码MS H.6的信，是一个叫作卡拉夫·伊本·伊沙科（Khalaf ibn Iaq）的商人写的，意图写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叫作亚伯拉罕·本·伊居（Abraham Ben Yijû）。写在信背面的地址表明，本·伊居当时居住在芒格洛尔（Mangalore）印度西南海岸的一个港口。按照斯特劳斯的估计，这封信是在公元1148年的夏天写的。

在这封信写就的那个夏天，巴勒斯坦曾是欧洲军队征战的一条通道。一支德国军队已在4月份的时候抵达，它是由霍亨斯陶芬王室年事渐高的康拉德三世国王所领导的，阿拉伯人把该王室叫作“阿尔曼”。陪同国王的是他的侄子，斯瓦比亚年轻而富有魅力的腓特烈。德国人让当地居民感到害怕。“那一年日耳曼法兰克人来了，”一个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一种特别可怕的法兰克人。”在那之后，很快，法国的路易斯七世国王带着军队和一批贵族随员出访了耶路撒冷。和他一起出行的是他的妻子，迷人的阿基坦的埃莉诺，欧洲最伟大的女继承人，她命中注定了要先后成为法国和英国的王后。

那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忙碌的季节。6月24日，一大群欧洲的王室成员聚集在加利利的阿克里附近。他们连同他们的主要男爵、高级教士，以及在寺庙和医院担任圣职的大师们，都得到了耶路撒冷的鲍德温国王和梅利桑德王后的接待。康拉德国王是由他的亲属，奥地利的亨利·詹斯密尔高托、弗赖辛根的奥托、斯瓦比亚的腓特烈、巴伐利亚的韦尔夫公爵，以及维罗纳和蒙费拉的边疆伯爵所陪同的。而在陪同着法国国王和王后的贵族之中，则有德勒的罗伯特、香槟的亨利，以及法兰德斯的伯爵蒂里。

在庆祝活动的间歇，十字军部队的领袖就他们近期的战略召开了会议。“他们中间有观点的分歧，”他们的敌人注意到，“不过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一致的决定，攻击大马士革城……”对于约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他们才刚刚开始从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百年中恢复过来，这是意料之外的一袭飞来好运，因为大马士革在那个时候是这个地区唯一与十字军王国有友好关系的穆斯林城邦。

公元1148年7月24日，有史以来集结过的最强大的十字军部队在大马士革周围的果园中扎营了。部队的领袖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有过一些战绩，但是大马士革以猛烈的决心回击，很快十字军就被迫收拾营地了。但是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土库曼骑手在他们的侧翼紧追不放，箭如雨下，使撤退迅速变成了败逃。“日耳曼法兰克人回去了，”在这场战役之后，在他们到来时万分恐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回到了他们远在天边的国家，真主让忠诚者免除了这场灾祸。”

直到1942年，当卡拉夫的信悄无声息地成为了20世纪印刷物的那一个夏天，中东才再一次看到了如此数量众多且形形色色的一群外国人。没有什么地方比亚历山大城周围的区域人数更多了；非洲军团和意大利第六军在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在离开城市勉强有40英里的地方扎营，等待着得到命令，向埃及发起最后的冲击，而在这个城市的本身，英国第八军的士兵们仍在不断抵达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印度、澳大利亚、南非、英国和美国。那个夏天，当这两支军队的命运还成败未决的时候，亚历山大城见证了最后迸发的最为壮观的举世同欢之象，这个城市也因此而一度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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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宏观图景和历史命运的旋风之中，卡拉夫·伊本·伊沙科的信似乎打开了一扇井盖门，那下面是由一个个掩体组成的庞大网络，在那里真实的生活不受打断地继续上演。卡拉夫大概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更远处的北方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他所居住的城市亚丁，充当着地中海和印度洋间的贸易往来之中的一个主要中转地，而卡拉夫和他的随同商人在北非、中东、南欧各地都有一张宽广的关系网。他们把保持消息灵通作为自己的本分：随着季节的变化，他们密切注意着开罗市场上铁、胡椒、小豆蔻价格的涨落。无论他们碰巧到了哪里，他们总是能迅速地向朋友们传达消息，因而他们肯定也随时掌握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

不过现在，在1148年的夏天，在写信给芒格洛尔的亚伯拉罕·本·伊居时，卡拉夫没有在北边发生的事件上花费分毫时间。在开头，他跟他的朋友说了其弟穆巴什希尔（Mubashshir）（此人出人意料地动身去了叙利亚）的消息，让他知道他很好。然后他把话题转向了生意：他告知他已收到本·伊居的某些货物一船槟榔果，两把印度制造的锁，以及本·伊居享有股权的一家黄铜厂所生产的两只碗。他告诉本·伊居，随信给他寄了一些礼物“没成本又没价值的东西”。这个清单似乎暗示着本·伊居喜好甜食：“两罐糖、一罐杏仁以及两罐葡萄干，一共五罐。”只有在信的最后，他才写到了那名奴隶：卡拉夫·伊本·伊沙科特意单独提到了他，向他致以“千万次的问候”。

这就是全部了：不过是一个名字和一声问候。然而这一次的提及，却是从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刻中被我们所知的：我们唯一能够开始对之有些合理想象的人类个体的存在，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举足轻重的人，是维齐尔们和苏丹们，是史官们，还有祭司们那些在本质上有能力把自己铭刻在历史里的人。但是卡拉夫信中的奴隶却不在那些人之列：在他的个例中，这个普通人留在世界上那些勉强可以识别的痕迹碰巧被留存下来，纯粹只是个意外。有关他的事情竟然能够为人所知，这绝不亚于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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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过去之后，现代世界才又重新对MS H.6的奴隶投去了惊鸿一瞥：当时，所谓的“赎罪日战争”刚刚结束，在一年的过程中，油价就上涨了370%。

这名奴隶的第二次露面，就像第一次一样，也是在卡拉夫·伊本·伊沙科在亚丁所写的一封信里那封信碰巧被收在了一个标题为《中世纪犹太贸易者的信件》（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的档案集里，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S. D. 戈伊坦（S. D. Goitein）教授所翻译和编辑的。就像之前那封信一样，这一封信也是写给在芒格洛尔的亚伯拉罕·本·伊居的，不过在两封信发表之间相距的这31年中，这名奴隶悄悄地躲到了历史的背后，就像是传送带上一个棘手的包裹。他小了9岁现在这一封出现他名字的信，是卡拉夫·伊本·伊沙科在1139年写的。

那一年是中东的另一个多事之秋：大马士革的阿塔贝格被暗杀，黎凡特因为穆斯林各个公国之间的战争而四分五裂。但是，在亚丁的卡拉夫，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政治漠不关心；现在，甚至比在之前那封信里更为明显的是，生意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一批他和本·伊居联合投资并寄售的印度胡椒，在伸入红海的狭窄海峡附近的一次船难中丢失了。那里的洋流是出了名的险恶无常；它们给那个海峡赢得了一个阴沉的名字，Bab al-Mandab，“哀歌之关”。潜水者抢救出了几块残铁，几乎没有别的了。与此同时，亚丁收到了本·伊居运出的一船小豆蔻，以及作为回报发送的一批丝绸。还有一长串对本·伊居要买的居家用品的叙述，最后是为一个煎锅运气不佳的遭遇而道歉“您叫我去买一个有包装盒的石头煎锅。后来，它的包装盒坏了，然后我用一个尼萨非给您买了一个铁锅，毕竟，它要比一个石头锅更好些。”

不过，尽管信中说到了这些货物，但这封信的精神却绝不是唯利是图：它被一种温暖之情所映照，使得戈伊坦的翻译在冷冰冰的英文印刷体之下，表现得仍然栩栩如生、热情洋溢。“当我看到您的来信时，”卡拉夫·伊本·伊沙科写道，“我很高兴，甚至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信的内容。然后我满心愉悦地读了信，而当我仔细研究信的内容时，我更是变得欢天喜地……我的主人，你提到，你正渴望我在你身边。相信我，我有双倍强烈的感受，甚至比你所描述的还要强烈……”

同样，那名奴隶的出现再一次标志着文本主体的结束；卡拉夫再一次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他，并向他致以“千万次的问候”。这名奴隶的角色在其第二次出场时，毫不逊于第一次时的简短。不过现在他的境界有所提高了：他为自己挣来了一则脚注。

这则脚注非常简短。它仅仅解释了，他是本·伊居的印度“奴隶兼代理”，“他家中一位受尊敬的成员”。

信的开头写了关于本·伊居的几句话。他们把他描述成一个犹太商人，原本是突尼斯人，作为贸易者经由埃及去了印度，并在那里度过了17年。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人，一名杰出的书法家、学者、诗人，本·伊居在印度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回到了埃及。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埃及度过的，他的文章被收进他在开罗的犹太教堂：它们最终在一个被称为“基尼扎”（Geniza）的房间里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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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冬天，我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图书馆里遇到了戈伊坦教授的翻译著作。当时我是一个学生，22岁，不久前赢得了一个由印度侨民家庭建立的基金会所颁发的奖学金。我离开印度只有几个月，所以面对自己的处境也许比通常的学生更加发晕一点。在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被期待去做社会人类学的博士研究。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开罗基尼扎，可是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在突尼斯，学习阿拉伯语了。差不多在第二年，1980年的同一时间，我到了埃及，被安置在亚历山大城东南边几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叫作拉塔伊法（Laaîfa）的村子里。

对于MS H.6的奴隶，我当时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给了我待在那里的权利，让我心安理得。

本文摘选自阿米塔夫·高希所著《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注释从略。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版，译者：卢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