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用民族管弦乐为上海画“素描”

“我上一辈子可能是中国人。”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是德国人，因为对中国感情深厚，他常常怀疑自己上一世是中国人。

将中国元素频繁带往欧洲乐团后，上海民族乐团向他抛出了创作的绣球。继去年11月首演，9月24日中秋夜，《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将再返上海大剧院，这也是上海民族乐团首次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指挥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

佑斯特是一位中国迷。他曾创作描写台北城市风貌的《台北地平线》，根据张爱玲小说写作歌剧《心经》，将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为歌剧，也曾为芭蕾舞剧《红楼梦》撰写音乐。

在《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这部上海“城市素描”里，佑斯特用五个乐章——东方韵味、浦江明珠、伊甸园之桥、中华第一街、外滩，勾勒了他眼中这座新旧事物共存、多元文化相融的城市。音乐的灵感来自外滩百年的人文背景和悲欢离合，外滩是码头，那里是新旧交织的地方，也是爱恨分别的地方。

要完成这样大部头的民乐作品，对任何一位外国作曲家来说都是挑战。

创作前，这位德国老外一度来上海“深扎”，一个人乘地铁漫游上海，向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仔细了解中国民乐器的音区、演奏技法，以及融合各种现代演奏技法的可能性。 

佑斯特说，民乐团有很多高音乐器，比如弹拨乐器，音色铿锵，就像缝纫机，笙很像西方的管风琴，给人生命的呼吸感，怎么才能让笙和弹拨乐器合作？又比如，唢呐音色高亢嘹亮，如何才能以一种更轻柔、更缓和的方式吹出来？又怎么让高胡、二胡、中胡像是一个人吹奏？

对佑斯特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挑战。写作时，佑斯特希望，每一个音符听上去都是优雅的、动听的，即便情绪强烈、痛苦、悲伤，音乐的表达仍然要优雅。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就像东西方美学有本质的区别，西方交响乐团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在乐器的形制、构造、发音、音律方面都不一样，中国民乐器的个性浓烈、表现力强，一架琵琶、一台古筝能以一当十，然而听过那么多民族管弦乐作品，她并不满足。

“因为高频太多了，合奏时会显得刺耳。”第一次和佑斯特开会，罗小慈就提出，《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要做低音声部的补充和均衡。

佑斯特调为民族管弦乐赋予了更多交响性，因为民族管弦乐低音基础相对薄弱，他还提议增加一台低音笙，以及大阮声部，高音穿透力极强的唢呐声部也有所减少。对此，罗小慈欣然接受，她说，有别于常规编制的安排，也为当代中国民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

除了音乐本体的创新，这台音乐会还首度将当代绘画与民乐结合。上海画家毛冬华用中国传统工笔和写意的画风一一勾勒外滩等上海建筑，它们被投影在幕布上，随着音乐的流动起伏变化。

登台上海大剧院之前，《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9月先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大剧院巡演，上座率和观众评价均有不俗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