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关于知堂引胡适语的出处

顷见吴心海先生《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一篇重要访谈》一文（《上海书评》2018年9月22日），由旧小说情节中所见的点滴线索，打捞出沦陷时期周作人的重要访谈史料，勾稽深入，甚有价值。

访谈出自薛慧子之手，题为《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里面有这样一段：

淡淡的一笑，寄沉痛于悠闲。谈到中日问题，竟滔滔不绝的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议论，开口说：

“……七七事变前夕，胡适之先生和我说：中日一定要打，打仗无法避免，非打不可，为什么？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所以，至今一般人坚持抗战，而不肯言和，还是抱着这样的观念而已。……”（《北国纵横记》系列之二，《中华日报》民国三十一年11月24日》）

对周作人所引胡适语，吴先生表示存疑，不确定胡适是否真的跟周说过这样的话。而我以为是可信的，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可供印证。《再谈油炸鬼》有段关于秦桧的话：

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稍为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虽然太平天国一案我还不预备参加去翻。这里边秦案恐怕最难办，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明，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写于1936年7月，原载《论语》九十五期。据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册

注意，里面有“和比战难”四字——这恰恰就是胡适在抗战前后的口头禅，可知这位“我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而这里所谓“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的表述方式，跟访谈里的“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大同小异，一以贯之。所以周作人跟薛慧子所言，其实有点炒冷饭性质，只是这次公开了胡适的名字。

从《再谈油炸鬼》发表的时间点来看，胡适完全可以看到，周作人没有伪托的理由。而从《周作人一席谈》的引述来看，胡适原来的话更可能是针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来说的，只是周作人避实就虚，借以讨论历史上的秦桧问题了。

那么胡适本人的著作有没有这样的表述呢？我个人没有印象。

胡适的著述太多，一时难于查检。不过，我原来特别关注前人有关秦桧问题的“异见”，陆续记录甚多，过去在《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里都有所陈述，其中就包括了周作人和胡适的言论。胡所说的，我知见的有三种文本：

他较早时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一文里有议论：

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月）

1936年2月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说：

……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胡适在北平兄弟会上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11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此外，王灵皋（高语罕化名）在著作中提到：

胡适先生最近新发现（据其告友人云云），据《宋史》所载，宋代所处环境，不得不降金，不得不媾和。秦桧主和，实属老成谋国，独具只眼，其诛戮岳飞亦具有安内攘外的苦心。（《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亚东图书馆民国25年版，第222-223页）

胡适在基督教兄弟会的演讲，原来我只记下了前述有关秦桧的几句，原书不知放置何处，承林建刚检出电子本，发现胡适还有这样的话：

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伟大到足以承担对日和谈的重任，没有一个政治家的才能伟大到足以与日本进行堪称体面的和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战争总归比和平更容易一些。目前与日本进行和谈，需要远远超过淞沪战役期间十九路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勇气。……起而战斗比接受屈辱的和平更容易一些。毕竟对日和平必将是屈辱的。

这里的“战争总归比和平更容易一些”、“起而战斗比接受屈辱的和平更容易一些”，自然就是“和比战难”的意思；而“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伟大到足以承担对日和谈的重任……”这些话，又跟《再谈油炸鬼》里转述的“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是相通的。不过，胡适的逻辑本身实兼有主和或主战的理由，周作人是接受并坚持了主和的理由，而形势迫人，胡适此时已开始转而接受主战的理由了。

由这些“旁证”看来，胡适跟周作人说的那些话，可以说是一种付诸历史的认知，虽针对当时中日关系而发，但他的思考维度里，当亦有着秦桧的影子——周作人借他的话来谈秦桧问题，确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在当时中日关系的背景下，谈秦桧亦不止于谈历史，而必定指向了现实，历史的符号与现实的语境是纠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