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舒吉事件里美国外交的尴尬：想义利兼收却遭遇同床异梦

自从土耳其捅出《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沙特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失踪，并疑似遭到谋杀以来，美国就被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美国国内，压力的乌云则盘桓于白宫之上。从媒体到国会，从智库到公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就是“卡舒吉事件”的幕后指使者。由于过去两年来特朗普与萨勒曼父子“相交甚欢”，各路媒体更是对其穷追不舍，这也让白宫的主人应接不暇。

随着“卡舒吉”事件中越来越多的细节逐步曝光，特朗普也开始改变口风，从最初表示相信此事为“独行杀手”（ rogue killers）所为，到本周一对沙特在卡舒吉被杀事件中的解释感到不满，并称将“调查到底”。然而，特朗普显然不希望美沙关系因卡舒吉事件而动摇，他曾多次表示不管卡舒吉事件走向如何，但保持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重要。卡舒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国内也不乏呼呼制裁沙特的声音，当此之际，美国财长姆努钦仍然决定参加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反恐筹资会议。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让美国政府的道义立场和利益立场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使得美沙之间的盟友关系看上去更加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下，纵然特朗普治下的白宫未来不会改变“重利轻义”的立场，沙特要在心里掂量未来的美国政府是否终将会有“抛弃”自己的一天。毕竟，同床异梦难以持久，土耳其和美国的交恶就刚刚发生在眼前。

追求道义还是追求利益，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外交难题，华盛顿的答案也同样困扰着很多像沙特这样与华盛顿“利合而义不合”的盟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国家利益和价值道义之间的冲突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国民而言，理想中的外交都是要既符合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又要有切实的成效。换而言之，就是既要叫好，又要叫座，实可谓“君知其难也”。

对于美国而言，这一矛盾并不会因其拥有强大的软硬实力而消失，反而因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愈加突出。作为利益遍布全球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能力更强，但是面临的挑战最多、应对的问题最为复杂。尽管美国社会对政府的外交期许极高，美国政府也想竭力维持其“洁身自好”的形象，美国的执政者们很清楚“道义”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言辞上，否只会力不从心、适得其反。

美国在步入国际舞台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被好好上了一课。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自认为美国的参战为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做出了关键贡献，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又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道义上的热烈反响，因此总该轮到美国按照自身的原则塑造“新世界”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战后英法等国很快就把美国抛在一旁，重新搞起了旧式外交。这不仅让美国改造世界的努力遭到重挫，也间接断送了威尔逊的政治生命。在批评者看来，战后外交的结果证明美国加入一战本身都是大错特错，完全是受到了国内一部分“战争贩子”和欧洲列强的蒙蔽。这次挫折使得美国的国际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内都抬不起头来，也直接导致美国在二战爆发后一直踟蹰不前：小罗斯福虽然早就有心对抗轴心国，但是迫于国内压力不得不多次做出绝不会参战的承诺。

痛定思痛，在二战之中，美国负责设计战后新世界的“智者一代”就在考虑如何平衡外交的道义追求和现实利益。平衡自然就意味着与“必要的恶”妥协。与纯粹的威尔逊主义不同，罗斯福在构思联合国这一升级版国联、探索集体安全的同时，也提出了“四大警察”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暗示了各大国将拥有自身的势力范围。更不用说，罗斯福还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百分比协定”，事实上和苏联一起明确划分了在战后东欧的势力范围。

但是在接受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念上，罗斯福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人走得要远的多，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国内政治中“两面三刀”，从来不曾对公众甚至是大部分下属讲清楚他的心中所想。正因如此，杜鲁门在意外接班后，完全不知道美苏两国已经决定好了波兰的命运，还一直坚持要在波兰搞“自由选举”。

罗斯福在二战中的做法也是之后美国外交的缩影，那就是在外交中要搞一些现实主义，但是要么不能搞得太多，要么不能说得太清楚，否则虽然国际上没有问题，但是国内理解不了，终究要出政治上的乱子。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一个要放在桌子上，另一个大部分时间只能在桌子底下。

“我们的狗娘养的”

二战后，随着美苏矛盾的日趋尖锐，原来拿来与苏联合作的现实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服务于美国和各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合作。美国和“卡舒吉事件”的主角沙特阿拉伯，就是在这一时期搭上了线。当时，为了确保中东的石油资源和地理通道不会落入苏联和潜在的亲苏革命力量手中，美国特别重视当时在海外和中东的一大批君主国，沙特、伊拉克、伊朗的君主开始频频出入华盛顿。

如何向国内解释？至少在当时这还并不是问题。因为在美国社会看来，主要的敌人是苏联，因此无论是君主政体、军人政权还是广泛存在于新独立国家的传统型独裁政治，都可以解释成是为了对付苏联而不得不与之妥协的“必要的恶”。一方面，和沙特这样的国家合作可以防止它们倒向或者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另一方面，美国也相信，这种双边合作将推动这些国家变得更加“美国”。简而言之，美国认为适当的现实主义外交并不是对道义的背叛，只是一种必须的中间阶段。

“我们的狗娘养的”就是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中道义和利益之间张力的最形象概括。这句话的全文是“他可能确实是狗娘养的，但是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其最初出处并无定论，有的说这是罗斯福在1939年用来形容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的，有的则说是指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直到1960年的一次广播引用后，这句话才算得上风靡全美。不管是南越的吴庭艳、伊朗的巴列维，还是菲律宾的马科斯，这句粗话用起来都毫无违和感，也很匹配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一干美国总统或放浪不羁、或阴险狡诈的形象气质。

不过，美国在满足了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还会讲一点“道义”，尤其是冷战结束，苏联这个大敌消失后。因此，美国对它的一些盟友的容忍并不是无原则的，更不是无限期的。这主要体现在美国试图改造那些不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盟友。也正是因此，对如今的美国主流社会而言，沙特是一个让人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其表明美国“王霸杂糅之”的外交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道义问题，即使是已经过了75年。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对沙特越来越不耐烦，哪怕后者是世界石油市场的最主要供应国、是美国军工产业的头号主顾。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沙特向美国购买了1120亿美元的军火，但是换来的却是奥巴马的冷眼和对“所谓盟友”的不屑。在行动上，美国更是采取措施降低对沙特的石油依赖，而且此举还颇有成效。显然，过了75年仍然一点都不像美国的沙特，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已是美国外交中欲除之而后快的“污点”。

特朗普的执政虽然暂时解决了“引爆”美沙关系的引信，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这一整体冲动。要知道，在“卡舒吉事件”中，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保持了高度一致。目前，还只有对俄政策能够享受这一待遇。

同床异梦难长久

在美国看来，实现和维护其利益的根本方式是塑造一个有利于其持久繁荣的国际环境，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将其他国家都改造为美国所能接受的形式。当然，通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合作，美国也能得到一些甚至是不少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被视为不稳定的。在主流美国社会看来，这种做法作为推动对方改变的权宜之计固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不变的话那么就无异于“饮鸩止渴”。例如，美国不少声音就认为，虽然对沙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能获得现实好处确实很大，但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也不容小视。

归根到底，认知决定利益。美国更愿意追求的始终是长期的、可预期、与美国版的道义观相匹配的国家利益，因此沙特所能提供的总是难以满足美国的胃口，难以抑制后者要“改造”前者的冲动。

中东地区特殊的脆弱性让美国在对待海湾地区君主国时多了一份耐心，长期的同盟合作关系也让沙特在建立了庞大的利益游说网络，但是这些都无法防止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双边关系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早已影响到了美沙关系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对沙特的强烈负面看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不亲则难长久。

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危机是典型的美国式危机，这种期待与期待落空导致的冲突也绝不仅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对美国而言，虽然现实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但是其始终希望这种利益不仅高度稳定，而且能够与美国的需要全方位匹配。美国处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冲突的“法表儒里”的方式决定了同床异梦难持久，沙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