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术之评《康有为在海外》︱康有为与1905年中美外交风波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1899年7月康氏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其分会很快发展到美国、日本、南洋、澳洲等处，成为联系海外各处华人的带有政党性质的团体。康有为成为保皇会会长后，曾向美国数次申请签证都被拒绝，直到1904年底才以加拿大居民的身份进入美国。

清代晚期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方面1899年9月美国照会列强，首次提出了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又在华工帮助美国修成太平洋铁路后，反过来推行排华法案。1894年中美签订了有效期十年的《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又称《葛礼山——杨儒条约》，常简称为《华工禁约》），虽然规定有官员、商人等七类人不在禁入之列，但美国签证官针对华人是否禁入的尺度往往从严。1901年带有白人至上观点且一向支持排华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下文径称罗斯福）任总统后，于1902年4月将华工禁约扩展到菲律宾等美国属地，使华人进入美国更加困难。不仅如此，罗斯福首任任期内对本国的极端排华势力十分纵容，使寓美华人常受侮辱，生命财产安全也时常得不到保障。甚至1904年4月由溥伦领队参与圣路易斯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都遭到百般刁难。与此同时，庚子议和及后续谈判中，美国助华与其他列强周旋而使中国免受过度掠夺，又使清廷对美国十分倚仗。不过，随着清廷与列强关于《辛丑条约》的后续争议趋于缓和，中美又无法就1894年华工禁约的废除或改订达成共识，1905年终于在全球华人范围内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抵制美货运动。

在这次关于排华与抵制美货的中美外交风波中，已经被彻底逐出中国政坛的康有为鲜为今人所知地重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并一度获得了美国总统召见的机会。本文拟结合近年拍卖及商务印书馆今年新版之《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以下简称《美洲辑》）所见新史料来重新探究这段历史。

《美洲辑》（54、55页）一书中录有康有为1904年11月的两首感时之作，作于他得悉清廷在庚子赔款后续谈判中接近认输，准备承认还金而多承担“镑亏”之后。诗中一方面痛斥列强的背约背信，一方面讥刺清廷上下在这场外交纠纷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如《镑愤》一首就有“肆索金缯辽使者，可怜木偶汉公卿”。这里的“镑”乃是英镑。当时的英镑以黄金计价，在国际市场拥有首屈一指的地位，被称作“金镑”，一如后来美元被称作“美金”，文献中谈论金价往往即用“镑价”代替。而所谓“镑亏”，则指的是中国庚子赔款所受白银兑黄金比价下跌造成的损失。原来1901年达成的《辛丑条约》第六款关于中国赔款用银还是用金偿付的表述不清晰。中国首次付款时金价就已上涨，如用金来偿付，中国将承担巨额镑亏，因而与列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关于赔款用银还是用金的争执。

在这一争执谈判中，虽然以外务部庆亲王为代表的清廷中央十分软弱，但许多地方实力派官员却表现强硬。尤其是1902年时任驻美公使伍廷芳争取到美国同意赔款还银，从而使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更有信心坚持中国的还银立场。王树槐先生《庚子赔款》一书对此过程有较详细的梳理，本文不再详述。总而言之，美国在列强中唯一为中国背书的态度，无疑会让清廷上下十分感激。

1904年外务部迫于列强压力基本放弃还银立场后，曾于11月30日电驻美公使梁诚（继伍廷芳之任），希望与美国交涉单独还银。虽然美方拒绝了清廷这个非一视同仁的请求，但通过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婉转表达了未来愿退还多余赔款的打算。因交涉对美单独还银未能成功，在1905年1月15日至外务部的函件中，梁诚就将美国退还庚款的打算，顺势描述成主要是其通过谈判争取的结果，这也造成学界过去对梁诚在美国庚款退还中的作用有过于夸大的误会。崔志海先生《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一文，据美方材料辨证了这一误会，认为是美方早有此意。过去还有观点将退还庚款看成美国弥消中国人民拒绝华工禁约，并抵制美货而产生反美情绪的一种手段，崔文认为虽然退还庚款客观上有抑制反美情绪的效果，但不能倒因为果，实际上1905年海内外华人因华工禁约而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反而延宕了美国退还庚款的进程。

关于1894年《华工禁约》是否续订的问题，清廷1904年1月24日就由外务部向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发出照会，声明原《华工禁约》期满后“立即停止，不再展期”；同时，驻美公使梁诚也向海约翰转达了废约决定，但被美政府拒绝。19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排华成为当时美国的“政治正确”。1904年末罗斯福获连任后，同意和中国谈判修约，不过美方提出的草约较1894年的版本并无多少改善。于是1905年1月，梁诚草拟了一份代表中方意见的新约递交美国政府，双方由于分歧过大而致谈判僵持。

1905年2月，美国以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为新任驻华公使，欲绕开一直拒绝在美方续订华工禁约上签字的梁诚，直接与清廷就该问题谈判，柔克义于4月13日启程。《康梁与保皇会》一书载有梁启超的一篇《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其中转引康会长电文：

美续禁约，梁使不签名，美今遣使往北京，改请外部画押，已开行十日。此事关我华人生命，于粤人尤甚。计粤人在此岁入数千万，若能破约，岁增无量数。吾国生计已穷，若美工尽绝，势必大乱。今各咸发愤，各电争于外部。惟外部畏怯，若美使恐吓，即画押。生死之机，在此一举。望大集志士，开会鼓动，电政府及各省督抚力争，并以报纸激发人心，或可挽回。所有支用，当俟后汇，勿吝小费，美中必源源接济。

这是康有为于当年4月中旬在美国号召保皇会各分会宣传抵制中美续订华工禁约的重要记录，但此时康氏仅号召拒约，尚未提出抵制美货。

朵云轩2014年秋拍“康同璧旧藏康有为与保皇会文献专场”第六一三号——1905年5月30日邝寿民致康同璧札中载：“美禁约苛虐，极幸渠钦使力争不签约，不知能稍有转机否？去月先生从美发来一电，着令港、省、滨、沪联合拒约。今内地各处皆设法停销美货为抵制，不知能有济否？”邝寿民这封信中，关于拒约有三点。首先问钦使梁诚的力争效果，然后述康有为的来电（即上文梁启超所引者），最后谈国内各处已在商讨抵制美货。虽然内地抵制美货的活动多有保皇会人士参与，但从信文来看，这并非出自康有为的指令（康氏截至5月底之前仅发过关于拒约的“一电”，并不涉及抵制美货）。且若是康氏之令，信中更不会径问“不知能有济否”，此信大有可能是邝氏想通过康同璧打探康有为对抵制美货的态度。

再来看中国本土方面，当柔克义刚要抵华，上海总商会就于5月10日倡议两个月后全面抵制美货来威胁美国。6月4日，《申报》刊发了梁诚代表中方草拟的新条约文本，这样一来，清廷在未来谈判中如果让步，就将承受更大的民众压力。美方既不愿接受中方新拟条约，又感到了海内外华人将要爆发抵制美货运动的压力，因而作为海外华人领袖的康有为便有了直接和美国总统对话的机会。

另《美洲辑》（75页）载6月10日康有为以旅美华人的名义发出一份包含抵制美货内容的拒约公告，并配有该公告的照片。细审照片，该公告乃1904年中国保皇会启事（实即朵云轩第六二十四号），其内容与拒约、抵制美货毫无关联。不知是否只是该书配图错误，还是根本就无此拒约公告。

6月中旬康有为首次晋见罗斯福总统，关于两人谈话内容，在今存康氏给梁启勋、梁文卿的信中有部分反映。寄给梁文卿的两封相关之信也在朵云轩“康同璧专场”中现身，但可能为草稿；寄给梁启勋之原信曾在匡时拍卖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中上拍。以下过录这三封信的相关内容。

朵云轩六〇八号：

1905年6月16日致梁文卿之一：“今早已见总统。已允尽力挽回禁约，并于游客、学生、商人格外宽待云。”

次日致梁文卿之二：“即日即见总统。许力挽禁约，意甚殷殷。拟再见之。”

匡时一一五五号：

今午已见总统（梁诚力阻三日），总统言禁约事不忍刻酷，必竭力挽回，上等人、游客、学生、商人必宽待云云。今再拟再见，与谈镑价事，欲我党领之，未知得否耳？（按：《美洲辑》将匡时所拍之致梁启勋信的内容引为致梁文卿的信，注出自《康同璧南温莎旧藏》，恐怕又是误植。）

信中所见梁诚阻挠罗斯福见康氏的态度，说明虽然表面上保皇会支持其不签字，二者似是利益共同体，但梁氏对康有为（1904年6月21慈禧借七十寿庆特旨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但不包括康梁）仍有极大戒心。总统所谓宽待的“游客、学生、商人”等本在1894年禁约的明文不禁之列，只是实际操作中这些身在不禁之列的华人也未必能顺利取得签证。康有为在与总统的对话中，应该已经充分了解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底线，放开华工入境毫无可能，前引康氏电文中希望“破约”后粤人在美收入“岁增无量数”的期待完全落空。不过康氏信中后面的内容奇峰突起，欲再见美总统商“谈镑价事，欲我党领之”。显然，康氏再见总统时，已不准备就修订禁约问题继续无谓纠缠，而是打算新增一个议题。那么，在美国确定不会就华工禁约问题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保皇会是否参与上海总商会所倡7月开始的抵制美货运动，其实只是康有为再见罗斯福谈判时的一个筹码。如果美总统答应支持康氏的“镑价事”，保皇会很可能就不会参与后来的抵制美货运动。曾作前述《镑愤》诗的康有为要和美总统续谈的“镑价事”，几乎可以肯定，与中国在庚子赔款偿还中改以偿金（论镑计价）的事宜相关。

1905年4月19日中外议定新的庚子赔款偿付办法：一，确定还金；二，1905年1月1日以前之镑亏，以关平八百万两一律清结，并自1905年1月1日按年息四厘起息。4月26日向汇丰借到一百万镑来补充镑亏赔款。6月开始首次按新法付款。7月2日中国与列强驻华公使（美国公使未参加）交换照会。康有为此段时间必也密切关注这一谈判的进展和结局，美国之于列强相对独立的态度，或许也让康氏认为有机可乘。康氏信中所谓“欲我党领之”的“我党”即保皇会，其欲领之“镑价事”暂无直接文献可征，但朵云轩第六二一号康有为致康同璧信札三十通中，1905年5月5日的一封信或可找到相关线索。该信载：“倾天津华兴银行高尔嘉与法国合股办之，吾欲照此法与美国合股四百万，承广东银行惟须先觅百万以备照验。”

笔者估计，康有为或许想成立一个保皇会参股的中美合资的银行，并通过美国政府与清廷谈判替代汇丰以更低的利息向清廷借款以补充镑亏。因中国财政收入不稳定，而又每年承担巨额赔款，甚至加上镑亏，即使此次不能替代，如果在美国的中介下，清廷能向保皇会参股的银行低息借贷以充赔款，将会为康氏未来返华捞取极大的政治资本（康有为当时肯定自信慈禧会先于光绪驾崩）。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如康有为想让罗斯福将清廷偿付美国庚款的经办银行，除已指定的花旗银行外，再增加一个有保皇会参股的合资银行。

6月24日，康有为再会罗斯福总统，《美洲辑》（78、79页）记载了部分当日美国总统发出善待合法入境华人的指示等文献，但对康氏再会总统的作用有些夸大。美国政府当时在禁止新华工移民方面没有任何让步，这次会面只是想让康有为感受美国政府善待上层华人的姿态。据同书记载，康有为6月28日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目前抵制美货的目的不仅仅是期望给予上层华人入境美国以宽松对待，而是所有中国人都被接纳”，亦是明证。可以想见，这天康有为与罗斯福的会谈是完全失败的，罗斯福显然对康有为提出的“镑价事”也未支持，之后康有为也自然会领导各地保皇会响应上海总商会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

不过，之后康有为与美总统的联系仍未中断。《美洲辑》（87、88页）介绍9月14日康有为写给罗斯福一封长信，并带一附件，附件内容为1865年来中国的历史和慈禧太后应该让位的原因。康氏这一附件的内容应该也具体有所指。当年，罗斯福派塔夫脱（1909年继任为美国总统）和自己的女儿爱丽丝出访亚洲，于9月初抵达广州。在美国第一千金抵华前夕，清廷于8月31日发布上谕，“所以从前工约，业经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显然是为在禁约谈判中妥协而放风，同时劝勉抵制美货运动最突出的粤地民众不要有过激行为。不过广州还是发生了针对爱丽丝的“龟仔抬美人”漫画宣传，酿成外交事件。《龟仔抬美人》漫画为潘达微所作，画上配有粤语歌谣：“丑丑丑，美人作我哋（们）系狗，第日（他日）佢就来我埠，想探听我哋人心够唔够。千祈唔好抬佢呀，牛豆（傻瓜）！如果你重抬，就系哩只家烂豆（衰仔、败类）。”意为号召广州全城轿夫都不给罗斯福女儿抬轿。

之后塔夫脱返美，爱丽丝并未计较广州的事件，继续北上进京面见慈禧。罗斯福这次千金外交十分成功，慈禧和爱丽丝相处愉快，清廷对抵制美货运动也逐渐加压。

除慈禧之外康有为最欲去之而后快的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也是最早最坚决反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地方大员，曾上奏建议以高压手段对付此次运动，且终止其辖区内的抵制活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一书中概述了其原因：袁世凯个人与海外华人少有关联，他管辖的地区，很少有劳工赴海外谋生。其辖区内的天津被义和团运动招来的八国联军抢掠后损失惨重，因而害怕抵制运动的失控。袁组建天津商业总会，鼓励天津和其他通商口岸竞争。袁对抵制运动的镇压，使不少上海美商公司把业务从运动策源地上海迁到了天津。

袁世凯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态度也使其大受美国青睐，在“丁未政潮”和两宫驾崩后面对越来越强的政敌压力时，袁世凯都一定程度上受惠于美国方面的支持。随着康有为想借美国之力在经济上参与对华事务，或在政治上驱逐慈禧等政敌的期待彻底落空，其失落可想而知。以至于康同璧后来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竟只字不提曾与罗斯福会面的事，实足耐人寻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想要通过驻华公使柔克义直接与清廷谈判续约而欲避开的驻美公使梁诚正是留美幼童出身，也即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虽然当时美国极力排斥华工，但在前文所述庚款退还用途上，却非常坚定地要求清廷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游学。因反对抵制美货运动而颇受美国青睐的袁世凯，曾于1905年5月23日致函外务部，提出“美廷既有此盛举，应将此项收回之款，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力，分别振兴学校”的方案。当年11月梁诚函告外务部，美总统已允“俟议院开会一并交议”。然而经过三年交涉，清廷还是没有拿出其他美国认同的庚款退还使用方案，最终还是用于派遣游美学生，也造就了胡适等许多未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并不因留美幼童出身的梁诚给美国短期对华政策造成困难，而害怕培养对手，反而创造条件，极力促成中国选送更多的赴美学习而可能成为梁诚的人才。

近日，中国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全美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政府考虑禁止中国留学生在美大学学习。崔大使认为如果此事属实，情况会很危险，并补充表示中国对美国学生、教授、记者、学者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百年之前美国在退还庚款使用上的战略性远见及成效，或许至今仍值得中美两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