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中国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笔尖侦凶记

2018-10-24 08: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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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上午9点30分,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公安部首批特聘刑侦专家、上海铁路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一级警长张欣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10月20日19时许,张欣同志因连续加班工作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从警30多年,他潜心研究模拟画像技术,通过模拟画像和分析推理,协助各地警方破获“白银案”等各类重大刑事案件800多起,创造了多个刑事案件侦查中的奇迹。《纵横》2017年曾专访过张欣同志,通过他的口述,揭开一个个奇案背后,模拟画像助力刑侦工作的历史细节。现将该文发出,以为纪念。
张欣 口述 
于洋 访谈整理
▲张欣
公安部门所说的模拟画像,通常是指根据目击者的口述回忆,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描绘出来的面部肖像。
其原理就像是做笔录,只不过是将目击者的记忆转化为图像而不是文字。
追溯起来,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利用模拟画像来破案,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公安部门中几乎都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门性人才。
我进入这个行当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冒领彩电案——模拟画像初体验
小时候,我很喜爱绘画,尤其喜欢临摹连环画上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1977年春天,我入伍当了一名海军,在军人俱乐部里跟李可染弟子李宝林、范曾等大师学过一些绘画知识。绘画原本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爱好,没想到却为我后来画模拟画像奠定了基础。
1982 年秋天,我复员进入上海铁路公安处松江站派出所。
在公安部门,协查属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正值严打,协查尤其多,好多通报都要先发到我所工作的车站来,让我们这些民警协助拦截嫌疑人。
协查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逐渐产生了一个普遍的感受 :民警们常常看谁都很像嫌疑人。
这是因为通报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表达能力毕竟有限,更何况人的理解力本就千差万别,所以通报上有些表述怎么理解的都有;
再加上当时有一定的特殊性——老百姓穿的服装都一样,不是蓝的就是灰的,发型也雷同,所以甄别嫌疑人的难度很大。
那时我常想,要是能根据目击者对嫌疑人的口头描述画成具体的人像,让刑侦人员凭画像去查找嫌疑人该多好。
▲1983年,复员到上海铁路公安处松江站派出所时的张欣
几年后,这个机会来了。 1986 年夏,上海老北站行李房发生一起冒领彩电的案子。
当时公安部门的刑事立案标准是 38.5 元,那时候彩电本来就是紧俏货,被冒领的那台 20英寸“三洋”彩电更是价值 1000 多元,这可谓是一起大案了。
行李房的工作人员向我讲述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我拿了支钢笔边听边记,但记着记着便发现有个问题 :人的眼睛、鼻子什么样,用语言很难形容,写起来既麻烦又不准确,于是干脆根据他的描述画了起来。
北站派出所周副所长在旁边看了看,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 :“张技术,你画的跟我们刚开除的一个工人徐某很像。”
我们立刻到徐某家里查看,发现他自行车上绑的那台冒领的彩电还没有卸下来。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
▲年轻时的张欣
因为当时很少有用这种方式破案的,这个案子便在上海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的老警察说解放前有过案例,但会画这种像的那几位老先生早都去世了。
他们也曾请过美院的老师协助画像,但一般的绘画创作跟模拟画像完全不是一码事,所以画出来的都不像,不是太帅就是太美。
我画的画像抓到了嫌疑人,老侦察员们都特别感兴趣,好几个人都跟我讲 :“你也帮忙弄弄我们的几个案子吧。”
此后,我便被调到刑侦技术科当刑事技术员,专门从事模拟画像工作。
盘锦杀人案——模拟画像不是画画那么简单
模拟画像是项科学性很强的技术,由于当时公安部门没有专门搞这方面工作的人才,所以我都是自己在案子当中摸索学会的。
冒领彩电案破获之后,有段时间我的模拟画像并不算成功,画一张不像,再画一张还不像,或者这个案子跟上个案子画得非常类似。
于是我狠下苦功,坚持每天画 50 张左右的素描,并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收集资料,仔细研究、分析、辨别我国各民族各地域人群的特有体貌特征,特别是脸型特征,并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
▲张欣作品。为了磨自己的基本功,他每天都要画画、都要写字。
我家没搬到市区之前,每次坐火车到上海,我都要仔细打量每个旅客的长相,就连上街走路的时候也不放过。
我还让同事描述他们的熟人,画后让其辨认是否相像。
经过长期的积累,我对口述的人物形象的理解力逐渐变强,画过一次就能在脑海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旦出现相似的人像便很快就能想起。
在画了 10000 多张人像以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脸型、结构相似的人,五官也都差不多。
比如眼眶很窄的人,眼睛不是三角眼就是圆眼睛,不可能是长眼睛,不然眼睛就长到眼眶外面来了 ;
眼眶小的人,鼻梁、颧骨都是窄的,那么这人多半有个尖鼻子、高鼻子,嘴会往前拱。
画模拟画像时,我通常比较注重让目击者提供可供辨认的细节,比如嫌疑人脸部有没有特别的痣、纹、痕、疤等,嫌疑人面部会出现什么特别的表情、动作等。
除此之外,还要向目击者询问嫌疑人的身高、胖瘦,这与脸型密切相关, 200 斤 1.72 米的人跟 100 斤 1.72 米的人,即便同样是圆脸,长得也是不一样的。
同时,我在询问的时候还有一定的技巧。
比如不能直接问目击者嫌疑人多高,因为好多人对数字没有概念,而是问嫌疑人比他高还是比他矮,这样好比较,可以让他们脱口而出。
同样的,胖瘦和年龄也都是以目击者为参考的。脸是方的圆的还是尖的,则要画出来或者拿个照片给他们看。
身高、年龄、胖瘦有了,再加上脸型,五官也就出来了。
公安机关有时会利用电脑拼人像,但实际上这样做并不科学。
当有一把刀逼着你的时候,你多半已经吓得要死,哪还能看清对方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顶多记得对方大致是什么“形状”,可能长得像只猴子或者像个冬瓜,但电脑必须要有嫌疑人精确的五官形象才能拼出来。
而且电脑拼图是不讲规律的,很可能会把一双只会长在宽脸上的眼睛给配到窄脸上去,这样拼出来的头像肯定不像。
再者,电脑拼图受到的限制很多。
有一次刑警学院的一个学员非说电脑的速度比我快,我说 :“既然这样,我就跟你比一下。你就找一个男孩子坐在那儿,你用电脑拼,我用手工画,看谁快。”
结果我 5 分钟就画完了,他 3 个小时都没拼出来,就是因为素材库里的素材不全。
▲工作中的张欣
为了让技术更精进,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美术专业课程,并且学习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生理学、解剖学、人种学、预审学、痕迹检验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并把分析推理综合运用到模拟画像中。
比如学了心理学,我便能更好地判断目击者的回忆准不准确、有没有价值。
在经历一定数量的案子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对形象的描述是不准确甚至是夸张的,特别是女孩子。
▲由于其特殊性,模拟画像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大量实战的打磨才能做到每张都与嫌疑犯本人如此之“像”
记得有一次目击者跟我说:“张老师,他(嫌疑人)的眼睛很圆很凶。”
她这么说是很难画的,我就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最圆的眼睛来画。
画了几张她都觉得不够圆,我只好拿出一块钱的硬币来,问她:“比这个圆吗?”她竟很认真地回答说比硬币还要圆。
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所以在模拟画像的时候要格外谨慎,注意甄别,反复核实。
如果有多人目击,我就把人分开,让他们分别口述,然后把画好的画像放在一起,让目击者从中指认,以此来检验他们的记忆。
在画像后,为了缩小嫌疑人的范围,我往往同样要参与到具体的刑侦工作中去,因此这也需要大量相关知识的积累。
▲张欣的素描老师
为此我曾拜几位巡捕房出身、解放以后警察局留用的老民警为师,他们有的搞法医、有的搞侦查等,每一位都非常厉害。
比如教我侦查的师父告诉我说,做我们这个行当,必须要有经历。
以凶杀案为例,你要是没有看过500个凶杀现场,是根本不行的。
用现代一点的话解释就是脑子里必须有个大数据,搞了成千上万个案子以后,你自己就是个电脑,看到现场之后马上就开始运行,这个现场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重点要观察哪些地方等,没有这些大数据,你的反应就没有这么快。
搞刑侦听着很英雄很威风,实际上面临的都是非常血腥残酷的场面。几乎每一个警察第一次出现场都会害怕,闻到尸体的味道整个人就不对了。如果没有大量的出现场经历,连这第一关都过不去,就更谈不上破案了。我第一次见到尸体是在铁路上。那时铁路周边都是开放的,我们铁路民警主要负责处理火车轧死人的情况。我当兵回来才二十一二岁,哪见过死人,一闻到尸体的味道就吐。但没有办法,我是警察呀。我记得那是位老大爷,肠子都出来了。我将尸体送到火车站,还用肥皂擦洗干净。工作结束后去吃饭,食堂里的阿姨特意给我留了饭,我打开一看是红烧大肠,立刻就吐了。后来出的现场多了,尸体也见多了,慢慢也就适应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参与侦破了11000多个案子,什么样的命案几乎都碰到过。
一桩案件的侦破需要借助多种刑侦手段,模拟画像是一种,现场的推理与判断也是一种。有次我去盘锦上课,晚上12点当地公安局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张欣,你白天讲课讲得很好,大家开了窍,反响非常好。”我说:“你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肯定不是专门为了表扬我。有什么事?”他说:“我在现场,刚有一个凶杀(案),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马上就去了现场,连着看了两个多小时。快3点了,我说要回去想想,局长问:“你不说说?”我见刑警们都累得不行,就说:“大家都很疲劳了,这会儿说效果也不大。我想好了明天一早再告诉你。”
回去我睡不着,就把之前看到的情况整个回顾了一遍。案发现场是个套间,包括朝南的卧室、中间的客厅以及朝北的厨房。厨房的煤气罐阀门是打开的,管子被割断了。管子里有金属线,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割断的,而现场的切口断面很整齐,明显是一次成功,但被害人是个女人,不太可能有这么大力气,所以我推测现场还应该有个男人,管子是他割断的,并且很可能就是凶手。但把管子割断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让被害人煤气中毒吗?带着这个疑问我继续查看,发现边上有个垃圾筒,最上面是刚用过的一个塑料袋。我联想到客厅餐桌上有一盘花生米,因此推测塑料袋应该是装花生米的(事后检验的确如此)。餐桌上还有一个啤酒瓶,我看了看,是被人特意擦过的。就着花生喝啤酒,也像是一个男人干的事。我又想,一般来说东北人做事风格比较粗犷,常常直接就着塑料袋吃花生米。被害人却很讲究,特意将花生米装到盘子里,所以我推测被害人跟这个男人的关系比较微妙。灶台上有一个电饭煲煮了米饭,打开一看,量刚刚够女人自己吃的,但外面放了两个碗,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明确了,应该就是男女关系。这样一来,女人将装着花生米的盘子递给男人,男人说不定要下意识地接一把,盘子底下很可能留有指纹。我让当地警方看看盘子,果然找到了两枚对称的新鲜指纹。此外女人死在卫生间的浴盆里,尸斑在尸体的上表面,这很不正常。通常人死后2—3个小时,血下沉到尸体最下面形成血斑,并且凝固不会消退。现在尸斑的状态说明人死后被搬了过去,而且还搬反了。如果不是熟人的话,杀了人肯定马上跑了,为什么还要等两三个小时?凶手肯定在作思想斗争,想怎么处理才好,最后决定伪造自杀现场,这样割断的煤气管子也有合理解释了。我跟局长说:“现在指纹有了,还是熟人干的,你找找看吧。”结果用了两个小时案子就破了。
飞贼案、强奸幼女案——模拟画像大展“神威”
在电脑与网络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模拟画像的确很灵。
尤其是当时人员流动很少,而且群众基础非常好,老百姓发现了线索,都积极向公安举报。
只要能画得比较像,再加上群众举报,就能够大大缩小嫌疑人的范围。

▲张欣画的模拟画像与嫌疑人实际照片对比
1994年,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飞贼”案:嫌疑人偷了29户人家,其中有9户是部委领导及知名人士。
社会上流传嫌疑人会“飞檐走壁”,影响较为恶劣,公安部将之列为一号大案。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将我推荐给北京市局,协助办理此案。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老傅向我介绍了该系列共20起案子,经过确认作案地点,我发现一个规律:这些点连起来呈扇面,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往西北方向辐射;
嫌疑人基本每次都偷两户人家,我推测他的心理应该是先偷相对远的一户,把警察引向远处,再跑到近的那户去偷。
将最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两个作案地点连起来向东延伸,嫌疑人的藏身处便指向北京火车站这一带。
然而车站周边范围也很广,为了再圈小点,我就骑着东交民巷派出所民警的一辆自行车跑了20个现场。
这下巧了,我从这里出发,骑到每个现场的时间都刚刚好。当时我预感到,这小子很可能就住在东交民巷,便将这个想法告知了老傅。
与此同时,北京公安也在紧锣密鼓地调查此案。有两位民警着便衣在一位部长家蹲守到了嫌疑人。
那人从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被家里的老保姆发现了。
民警听到响声追出去,但已来不及,嫌疑人只用了两秒钟的时间便纵身跃过2.5米高的墙跳了出去。
为了还原现场,北京公安请来北京武术队队员、李连杰的师兄弟,防暴队员及消防队员作试验,除了一位消防队员用3秒钟跳出去之外,其他人都跳不出去。
消防队平时主要训练内容就包括攀爬,那位队员又是个业务骨干、更为专业,这才能做到。这说明嫌疑人的确是有点本事的。
▲作为画像专家,张欣经常要到各地公安部门进行“支援”。图为他为某地公安部门授课
为了给我提供模拟画像的素材,北京公安找来该现场的五位目击者,包括那两位民警、老保姆和路上的一对父女。
我问民警距离嫌疑人多远,他们说至少20米,所以没有追上,让他跑掉了,因此两人只看到嫌疑人的后脑勺。
老保姆则说:“他有点像我家二小子。”我问她:“你家二小子多高?”她说一米七四,我问什么脸型,她说是长脸。
那对父女中的8岁小女孩先发现了嫌疑人,当时对她父亲说:“爸,(有人)打架!”
小孩子说的没错,前面一个人在跑,后面两个人拿着棍子在追(当时没有配枪),那不就是打架吗?
小女孩的话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但由于嫌疑人跑得太快,所以他只看到对方的脑门。
小女孩一抬头的时候看到了嫌疑人的脸,小孩子通常对细节很感兴趣,大而全的东西反而看不出来,于是她清楚地描述说:“那个叔叔眉毛细细的,眼睛也是细细的,鼻子尖尖的,然后两个腮是凹进去的,嘴是扁扁的。”
她父亲则补充了一点信息说:“他像是一个半秃子。”我听后特别高兴,身高、脸型、五官等特征都有了,这不就齐了吗?
我很有把握,很快就画完了。老傅开玩笑说:“我可要把画像发出去啦,你要是画错了,这辈子就都翻不了身了。”
我开玩笑地反将了他一军说:“我不怕的,我在上海画了这么多像,一天(案子)就破了。这次就看你北京的了。”因为还有其他任务,画完像我就回了上海。

▲年轻时的张欣
画像发出去后第二天,西华门公交分局反扒队在公交车上发现有个人跟画像上长得很像。
两个反扒队员拿不准,用对讲机问他们队长:“抓还是不抓?”
队长和一名实习民警立刻开摩托车过去,见到那人真的特别像,于是上去抓住衣领子制住了对方。
后来一审,他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飞贼”。
过了两天,老傅打电话来,很激动地说:“张欣,做得太漂亮了!那个‘飞贼’祖上是大内侍卫,自己9岁就开始练武,的确是有两下子。跟你请教个问题:当时你说他住在东交民巷,没想到还真是。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算出来的?”
我说不是算的,是靠双腿骑自行车跑出来的。他听后恍然大悟。
他接着说:“我还有个要求,有一起强奸幼女的案子,你能不能帮我们一块儿破了?”我说没有问题。
▲张欣在天安门前留影
接下来我便到羊坊店派出所去为强奸幼女案画像。受害者由母亲陪着过来,小女孩八九岁,出事的时候也就七岁多一点。
为了拉近距离,我就问她说:“能不能让我抱抱?”她说行,我又问:“能不能亲你一下?”
她说:“叔叔你可以亲的,那个叔叔(嫌疑人)不能亲。”
小孩子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话是很准的,这句话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为什么不能让那个叔叔亲?”
她说:“叔叔你的嘴很漂亮,那个叔叔的嘴很难看。”我一听,这就更有价值了:“怎么个难看法?”
最后得知,嫌疑人是个兔唇,再细的东西她就讲不清楚了,只记得对方长了一张胖胖的圆脸。
我对老傅说:“这个好办。”我画了一个圆脸、一个兔唇,接着说:“这种画像人家看了很奇怪,容易引起注意。再加上全北京长兔唇的人寥寥无几,特征这么明显,就更好找了。”
因为上一个案子的合作很顺利,老傅便很信任我,于是说:“你讲得有道理,那我就按这个发了。”画像发下去以后,案件又是两天就告破了。
▲公安部首批特聘刑侦专家合影,后排左一为张欣
怎么破的呢?石景山区有个商场,为了防止有人偷自行车,请一位老民警来看管。拿到通报的时候,老民警还有三天就要退休了。
他跟人讲:“我干了一辈子警察,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协查(通报),但是又很有价值。兔唇满大街都没有几个。”
巧合的是,正说着,他一抬头刚好有一个长着兔唇的圆脸骑着辆自行车从面前过去。
老民警马上就60岁了,追不上,于是对旁边的两位联防队员说:“我怀疑这小子就是强奸犯。这样,我做一个追的动作,看他有什么反应。他要是跑,你们赶紧追;他要是不跑,你们就别追了。”
结果那人扔了自行车就跑,两个联防立刻就把他给摁倒了。老民警便在退休前立了个一等功。
这两个案子一破,老傅就让我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将所有没破的案子都重新处理了一遍。
1995年,随着模拟画像在案件侦破中的广泛运用,我与刑侦战线上作出卓越功勋的其他七位同志成为公安部首批特聘刑侦专家,从此肩上的担子就更加沉甸甸的了。
白银案——模拟画像并不是万能的
如果一件案子线索很少,没有方向,民警就得先在大量有前科的嫌疑人中进行人工排查——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之后仍会继续干“老本行”。
如果没有画像,可能要找上千上万个人;有了画像,再去发协查通报就方便多了,可能只需要找十几、几十个。
民警根据画像上描绘的特征,结合身高、年龄等,先将比较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底卡找来,进一步筛选并锁定几个人,再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将本人找来,由目击者再次进行辨认,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在没有录像、视频的情况下,模拟画像是唯一一个能够精确记录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方法。
作为刑侦手段,模拟画像也有其局限性。侦破案件时,同样需要结合其他刑侦手段。白银案便是一个案例。
▲张欣
我为白银案画像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2002年3、4月,西宁发生连环强奸杀人案件,共四个女孩被害。
按照当时的标准,四起以上的连环杀人案要由公安部督办,于是我作为公安部特聘专家去了西宁。
西宁杀人案中被害者都是在店里负责出租录像带的女孩,有两个到店里租录像带的男孩是目击者,据他们所说,现场有个很可疑的对象。
我根据他们的描述画像后对当地警方说:“还有三四个店没有发案,但不代表嫌疑人没去过。说不定他去了,但出于种种原因犯罪未遂。他有可能借过录像带,那就有身份证登记的记录,你们就可以按照记录走访了。”
当地警方迅速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排查,果真问了出来,四天之内案子就破了。
白银警方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兴趣,把我请了过去。
按照程序,我让白银警方将原来八起案子的材料提供给我,目的是看目击者到底讲了什么。
经过一天的收集整理,白银警方拿三轮车运了整整三麻袋的材料过来。
开始我还比较兴奋,因为其中调查访问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全部翻下来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信息,心一下子就凉了。
我想想也对,嫌疑人在室内作案,而且杀人后还有充足的时间将不同的器官割走,这说明附近环境相对安全封闭,目击者肯定非常少,能留下的有效信息自然也就更少。
在与仅有的三位目击者反复沟通之后,我画出了三张画像,可惜的是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一年,画像的难度太大了。
▲“白银案”犯罪嫌疑人的三张画像
曾与嫌疑人打过照面、因处事机警而幸存下来的女工说:“张老师,我也想把他画出来,我也很痛苦。我们夫妻俩跟着警察足足走了一年,他们天天拿一堆照片让我们认,看了一年,印象早就糊掉了。”
因此尽管三位目击者看了我画的三张画像后都反映说有六七分像,但是如果就这样向社会公布的话,可能会对办案人带来干扰。
所以我认为那三张画像只能在具体办案中作为参考,只要符合任意一个特征的,都要重点进行取证、采集。
这个案子的工作量太大了,公安机关面临的侦察对象是白银市25万名男性,当时的技术条件又很落后,因此一时之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我当时便说,案子肯定能破,但不是现在。十多年后,白银案告破,我才最终得以释怀。
白银案的告破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应用。回顾过去,80年代到90年代初,刑侦工作是一个阶段,完全依靠人工;90年代开始有DNA技术;接下来有了电脑、网络、大数据。基础的刑侦技术,比如看现场的判断等,依旧依靠经验,但排查的手段不一样了,原来靠人工查,现在在网上就能查,效率变得非常高。并且,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摄像头几乎覆盖了全部街道社区,有了视频,就直接可以找到嫌疑人的家里。只要想查,谁也跑不了。就连抓小偷也跟原来不一样,过去靠老民警用眼睛盯,一般是三个步骤:一是看眼神,小偷的眼神总是看人家装钱的地方;二是看脚步,小偷一旦锁定了下手的对象,脚步也就不由自主地与对象一致起来;三是小偷往往会比普通人多带件东西,比如报纸等,这是工具,目的是遮挡别人的视线。这样破案的效率很低。现在则根本不用去现场,只要有人报案说是在这辆公交车上被偷了东西,搜一下相关几个车站,看有没有同一张公交卡出没,找到后用特殊手段锁定它,等小偷再次上公交车一刷这张卡,刷卡器就会报警。这就是大数据应用的典型案例。再比如前一阵子我破的一起纵火案。我看现场有一个超市的装面包的袋子,就问小镇上有几家超市,有人告诉我说就一个。我说店里应该有摄像头,深更半夜买面包的没有几个人。一看录像果然拍到了,那小子还是刷卡买的,一查卡号,名字等信息就都出来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技术无疑使刑侦工作如虎添翼,同时也扩展了新的画像领域,如颅骨复原、视频复原等。我们的科技手段在进步,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在进步,大量的伪装、蒙面作案等犯罪的手段的出现,给模拟画像也带来新的课题。为了让模拟画像技术能够更广泛地应用到刑侦工作中,我到各地讲授模拟画像课程,并先后为全国多个省市公安厅局带出了21个徒弟,培养了一批模拟画像人才。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构建平安、和谐社会,我们任重道远,也义不容辞。
原载于《纵横》2017年第5期,访谈整理&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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