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连载2）

编者按：作者林强曾无数次走进四川西部的大凉山进行摄影采风，帮助山区学校建设，也因此得以结识了本书的主人公——普格县的麻风病康复者钱智昌，并与他成为知己而帮扶他。钱智昌十二岁被发现身患麻风病，为了不传染别人，他选择进入大山深处与世隔绝独自生活，后来得到国家救治来到麻风病人聚居区麻风村，靠着自己的努力种地生活，还帮助了不少身边的人们。特别在十多年前他与林强结识后，更是对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现代世界的窗口。

钱智昌背玉米秆回家

第一章 天上的父亲

钱智昌，1944年9月生，汉族，云南人，未婚。

1955年，钱智昌在云南巧家县崇溪乡南团小学上学。农村的小孩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对学校有一种自然的向往，使得年幼的钱智昌每天都是兴奋的。黎明晨起，他就背着书包，揣着干粮，迎着朝阳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上学。尽管南团小学仅仅是村里自办的学校，只有几十个孩子，两位乡村老师，两间砖瓦堆砌的教室，可是在钱智昌心中，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里有带墨香的课本，有笑容美好的老师，有打闹欢笑的同学，还有广阔的村外世界。在这里，他背了“九九乘法表”，知道了“狼的故事”，知晓了“英雄黄继光”的事迹，还学唱了《少年先锋队队歌》。三年级的他，兴趣的大门刚刚打开，他带着憧憬和美好，对浩瀚的知识宝藏探头探脑。

突然，有一天，学校的负责人很严肃地告诉他：“你被学校开除了！” 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砸在他的身上，他当时就懵了。他在学校里乖巧懂事，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上课会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课后也愿意帮助同学，为什么学校不要他了？老师告诉他，因为他身上长了一种斑疹， 可能是麻风病。是呀，他背上和手臂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点点，有时候还有点痒，就像蚂蚁在爬。他并没有在意，痒了就用手挠挠，挠完了就不痒了，他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可是现在老师告诉他，这是麻风病。他不知道麻风病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恐怖的绝症，是要死人的。

他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那一幕。1949年初，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一天上午，母亲把家里的孩子叫在了一起，说：“今天你们的父亲要升天了， 你们都要去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母亲说完这句话，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就往外走。家里的大姐突然就哭了，跟着母亲跑了出去。年仅5岁的钱智昌并不知道升天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大姐为什么会哭，只能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后面。钱智昌的父亲叫钱开明，是一位乡村赤脚医生，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他们一共生养了6个孩子，钱智昌在家中排行老三。

他们到了离学校不远处的一个空坝上，看到中间有几根粗壮的木头一层横叠一层纵横交错搭成一个台子，上面堆了很厚的干树枝、枯树叶、稻草、玉米秆等，整个柴火堆有一间房那么高。父亲就站在柴火堆旁边，看到他们来了，挨个摸了摸孩子们的头，也不说话。陆陆续续有村民往这里聚集，快到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没有拥挤， 没有喧哗，甚至招呼都不打，都静静地站在钱智昌他们一家人的身后和两边。大人们表情都很凝重，小孩也不敢吵闹。现场静得让钱智昌有点害怕，他伸手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可是妈妈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抬头看了看天，天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片云。这时候村里的两个壮汉把钱智昌的父亲用绳子捆在一个木板上，父亲看了看母亲和他的6个孩子，张了张嘴，好像要说点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钱智昌看到这个场景以后，更加害怕，他哆嗦地躲在妈妈的身后，但还是倔强地露出小脑袋盯着木板上的父亲。很快，又有几个壮汉加入，他们齐手把钱智昌的父亲抬到了3米高的柴火堆上，父亲仰躺在上面，钱智昌都看不到他。柴火堆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洞，钱智昌看到村里的一个叔叔，手拿着火把看向人群中的一位长者。长者点头示意以后，他就把火把伸进了洞里，顿时柴火被点燃了，火苗顺势往上冒，柴堆哔剥燃烧着，火焰愈来愈旺，把父亲包围在一片红光中。钱智昌看到柴火堆在晃荡，父亲在挣扎； 他还听到父亲在喊叫，可是听不清喊的什么。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消逝在浓烟中，火势小了下去，浓浓的烟雾覆盖着整个天空，父亲走了。母亲一只手把钱智昌抱在胸前，让他埋在自己的怀里；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儿子的小手，钱智昌感觉有一丝疼痛。接着，他看到自己胸前的手背湿了，母亲硕大的泪珠一颗一颗连串地砸在他的手背上，吧嗒吧嗒……5 岁的他，恐惧，懵懂，还有莫名的悲伤。周围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哭泣，他也跟着哭。火熄灭了，留下一堆残灰，空坝上的人慢慢地散了，钱智昌的母亲走到灰烬前，拨拢了一些白灰包在随身带的包袱里，带着他们一起将父亲的骨灰埋葬了。跪在父亲的坟前，母亲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走之前是没有饿饭的，村里每家每户凑钱买了一头猪，让他吃了5天的猪肉。你们的父亲得了麻风病，他是一个医生，知道得了这病只有死，不然就要传染给其他人，他是自愿的。你们不要怪那位点火的人，他是村里抽签定的，谁都不愿做这个事；你们也不要怪村里的保长，是他安排每家派人为你父亲送行。”

父亲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场景一直牢牢地刻在钱智昌的心里，“麻风病”这三个字也一直肆虐地在钱智昌的心里盘绕。但是他从来不对外人说起，他甚至没有对自己的母亲提过。我跟钱智昌认识和交往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实，从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他的父亲是因为麻风病去世的，但是我一直不敢问他，也不敢打听他父亲死的过程，甚至不敢在他的面前提起他父亲。我能猜测出那一定是他心中的一道疤痕，不能随便揭。直到2014年9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想在他父亲生日那天和他一起去祭奠，因为那一年正好是他父亲诞辰100周年。

我在成都买了一些蜡烛、香和纸钱，开了两天的车到了他所在的凉山州普格县向阳乡森科洛村。见到我的时候，他异常激动，目光灼灼难掩心中的期盼，连干裂的嘴角都扬了起来，笑意迅速在他沧桑的脸上晕开。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们就带着蜡烛、香、纸钱和几个苹果出发。这几个苹果是他前几天一个一个反复比对，精挑细选出来的，又红又大。钱智昌拄着拐杖，却走得一点都不慢，甚至可以说“健步如飞”。一路上朝阳洒在刚扬花的玉米林上，熠熠生辉；路边的野花争相开放，连空气都带着淡淡的清香；偶尔几只山雀划过枝头，留下清脆的鸟鸣。这一切都让我和钱智昌不那么忧伤。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村后头的山坡上找到了一个火把场。这个火把场是全村的最高点，是全村的风水宝地，村民祈福拜祖都会来这里。

那天，火把场没有一个人，四下里静悄悄的，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听到。我们找了一块风水好的位置，钱智昌用颤抖的“手”点上了香和蜡烛，点燃了纸钱，直直地跪在地上，他说：“爸爸呀，明天是你100岁的生日。今天，我同我的好朋友林强来祭拜你。我一直都没有机会祭拜你，是林强在成都专门为我买的香、蜡烛。你死的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只记得你被火烧的时候，不停地挣扎和喊叫，那一定很痛，现在你在天上，不痛了吧？12岁的时候，我又患了像你一样的病，今年，我都过了70岁了，能活到现在要感谢新社会，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爸爸呀，我一辈子没有成家，没有给你传宗接代，对不起啰！”说完，他望着远方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眼眶里也溢出了泪水。我一边录音，一边拍照，不知道怎么的，听着他说的那些话，我的泪水也涌了出来。我不知道是他讲的那些话，让我身临其境，还是我的心是和他相通的，此刻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与钱智昌的父亲同是在他们38岁的时候去世的。钱智昌的父亲是因患麻风病，怕传染给其他人，被活活烧死的；而我的父亲却是因为不愿意当右派，自己上吊死的。他们踏上黄泉路的原因不一样，可是我想他们走在路上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悲痛、绝望和不舍。

我的父亲叫林德成，1947年毕业于民国的金陵大学，曾在民国时期的教育部任职。我的母亲叫陆齐民，在苏州长大，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先后就读于苏州幼城女校、振华女中，抗战时期她转学至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就读。那个时候她一心向往延安，也曾向外祖父提出要去延安。那个年代，去延安的途中，国民党设有重重关卡，母亲知道要想如愿，必须得到外祖父的同意；而且只要外祖父打招呼，就能去到延安。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外祖父，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校主任教官，也是当时围剿延安的最高指挥官胡宗南的老师。外祖父并没有答应母亲的请求，母亲也没有去成延安。年轻气盛的母亲因为这件事情跟自己的父亲有了隔阂，母亲一度对外祖父耿耿于怀。但是，母亲对延安的向往一直没有磨灭，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夕，母亲并没有跟随外祖父去台湾，而是和父亲一起留在了大陆，留在了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资中县。

96岁的母亲拄着拐杖，捧着一枝百合花，久久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一言不语

2016年大年刚过，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让我准备两张父亲的照片， 要放大一些。我突然想起过几天是父亲96岁的生日。星期天，我一大早起来，带上照片和鲜花到我姐姐的家里，母亲现在跟姐姐住在一起。我把父亲的照片贴在了母亲的房间里，96岁的母亲拄着拐棍，捧着一枝百合花， 久久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一言不语。她在父亲的灵位前尽情地释放了自己的回忆，摇头一笑。

58年前的今天，2月27日，天还没有亮，姑姑把4岁的我和2岁的妹妹叫起，她右手抱着妹妹，左手牵着我，趁着月光拼了命地往乡下赶。十几公里路，她一步也不停留，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追着她一样。我不敢问，也不敢哭，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姑姑这么恐惧，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姑姑赶到了乡下。这件事情我一直忘不了，后来隐隐约约猜测出姑姑慌张的缘由，但是我不敢去询问母亲。因为在我50年的记忆里，母亲几乎不谈外祖父和父亲。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人老了还是怀旧的原因，母亲经常跟我聊起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她会给我讲她在苏州读书的趣事，在成都读书时与父亲恋爱的场景，也告诉了我她与外祖父闹矛盾的这件事。也就在50多年后的一天，我才从母亲那里得到证实，那一天我父亲出事了。

1957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右运动”，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批斗”。那时候，右派的名额是有指标的，就资中县来说，指标分配得最多的是学校。父亲当时在资中一中任高三的年级组组长，再加上外祖父的这层“海外关系”，他被列入了右派的名单内。1958年2月20日，县上组织老师进行开学前的集中学习，会上父亲得知开学后他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的消息后，好几天都不说话。就在2月27日的夜里，那天正是他38岁的生日，吃完晚饭他跟母亲说，他很累，要上楼休息。母亲安顿好孩子们睡觉，跟奶奶交代好开学后家里的安排后，上楼发现父亲悄悄地上吊了。父亲临走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带着悲痛、尊严永别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发现父亲上吊以后，母亲立刻报告了公安局，验尸后母亲叫了几个平常交好的邻居连夜用门板把父亲抬到了县城东门外，找到了一块荒地，偷偷地挖了一个坑，埋葬了。2月底的四川，天气阴冷，寒气侵入骨缝中，让人瑟瑟发抖，但是母亲在父亲的坟墓前守了整整一夜。我不知道那一夜，母亲想了些什么，有没有跟父亲说些什么，还是会后悔些什么。第二天天一亮，她就去了学校，照常为学生上课。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那一天是开学的第一堂课”，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当时心里很乱，而且又怕……”那时候我很小，只知道前一天还见到父亲， 第二天，就见不到父亲了。小时候，看到别的小孩有父亲带着他们去县上看电影，给他们买零食和玩具，用自行车驮着他们上学，把他们架在脖子上“骑大马”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我偷偷地抱怨过“为什么别的小孩都有父亲，我却没有”，“父亲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可是我从来不敢去问母亲，我知道母亲可能会不高兴。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提过去，她是不愿意回忆过去的艰辛。1960年困难时期，为了让一家老小吃上红苕皮做的饼，她把她心爱的大衣、手表都卖了。“文革”前，因为穿了父亲的一件棉袄，被认为她对右派有怀念之心，她遭到了停课，喂了三年猪。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不允许她舔舐伤口，只能不断地挥舞着双手，砍断心里的荆棘带着家人们朝前走。

我看见钱智昌用那双没有手指的“手”艰难地烧着纸钱，无意识地过去同他一起烧。我在为他的父亲祭奠，心里也怀念着我的父亲。纸钱跳跃的火光，红彤彤的苹果，暖烘烘的太阳，悠悠的檀香，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祥和。无论是钱智昌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在天上看到现在的我们， 他们会高兴的，会骄傲的。得了麻风病的钱智昌还快乐地活着；我的大姐当了中学校长；我的大哥和妹妹上了大学，做了医生；最像父亲的我当了兵，立了功，得了很多奖，还在人民大会堂做过先进事迹报告。

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60多年前的那一幕，越是清晰。对于72岁的钱智昌来说，对于我96岁的母亲来说，那是跨越时光去接触的记忆，是一段痛苦的旅程，但更是人生的回望，命运的关照，情感的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