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京都访书:张元济与汇文堂

尹敏志

2018-10-29 15: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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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9月多雨,适合蛰居家中读书。月底最后几天强台风又来袭,连古本市也让人提不起兴致。第二天下午雨势稍缓我才起意过去,根据以往经验,书早被买得差不多了。日本的“古本市”与“古书祭”有所不同,规模通常较小,这次也不过在京都古书会馆底层布置出一百平米左右的空间,参加的书店五六家而已。
あがたの森书房是最近几年京都新崛起的古书店,作风老派,基本只卖线装书,以和刻本居多,偶尔有《古逸丛书》零本等清刻本。书房每隔几个月发行精美的《古书目录》,邮寄给各研究室、老顾客,里面夹一张订购用的明信片,带人回到昭和年代。森书房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百濑先生是个年轻小伙,以自宅为事务所,没有店面。我曾从他那儿买过《中洲文稿初集》一部,两人约好在咖啡馆接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此后每期目录我都会收到一份。
由于古本市是唯一的出摊机会,百濑通常会在摊位前招揽顾客,但我去时他恰好不在。加上顾客寥寥,我得以悠然地一一抽阅古书,看中一部民国十三年(1924)涵芬楼影印皮锡瑞《经学通论》五册,下面堆着三册相同的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此书较为常见,我挑出其中一册,因书中夹有署名张元济的信札一封,未收入《张元济全集》或《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其文曰:
敬启者:前岁东游贵国,仰荷德邻盛意,开会欢迎,虽未能遍揖英贤,实已引为荣幸,至今感佩。元济夙有辑印敝邦旧本正史之愿,搜集十余年,先后得宋元佳椠,今始校订蒇事,定名曰《百衲本二十四史》,已付商务印书馆影印。一切义例,具详叙言,特奉上见本一册,伏希鉴纳。想贵会人才渊薮,爱重同文,必有以教正而导扬之也。如蒙赐复,请即用贵国文字,通函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郑贞文君手收。郑君精习贵国文字,至便迻译,合并陈明。专此,敬颂
台祺!
张元济谨启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张元济信
肖伊绯先生曾在相同的书中发现相同的信札一件,并考证出信中郑贞文的相关事迹(《张元济佚信发现记》,《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27日),几无剩义可寻。需要补充的是,肖先生由文意推测此信“是寄与日本某学术团体的”,而我买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封面钤有“汇文堂”朱文印一枚,属京都书店汇文堂所有,当是自存本。书友吴景键也曾在孔夫子网上买到相同一套,看来此“佚信”在日本不少,近年始稍有回流。我估计此信应该是张元济亲自手写,大量原色印刷,接着钤盖私印,夹在每份《样本》中寄给日本各个学术机构、团体、古书店,以大力推销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封面
《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书影
张元济不仅仅是版本目录学家、出版家,同时也是精明的实业家。这封“推销信”以中国传统公文形式书写,提到对方时皆另起一行以示尊敬,提到己方时则将字体缩小一号以示自谦,礼数周到,行款一丝不苟。文末还特意提醒日本买家回复时无需用中文,“请即用贵国文字”,商务印书馆自有精通日文的郑贞文君代为翻译。这个细节亦可窥见张元济过人的生意头脑。
曾收藏这册《样本》的汇文堂创办于1907年,是京都著名的中国古典籍书店,旧址位于京都丸太町,彼时王国维、罗振玉等常来光顾。1920年书店创始人大岛友直去世,弟弟五郎接手店铺。尽管最初没有任何经营书店的志向或经验,但五郎生性勤勉,很快在学界建立口碑。汇文堂与京大的渊源颇深,1938年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叫“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其研究报告都由汇文堂负责销售。我曾在京大文学部图书馆见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宋碛砂藏经》一部,线装共两百五十册,也是由大岛五郎寄赠。
1935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东方文化学院共同创办《东洋史研究》,苦于资金缺乏。大岛五郎又慷慨提供支援,每期杂志出版时,汇文堂会在书末刊登新书广告,报酬是向杂志支付高额的“广告费”,并负责将它销往各地。不难看出,若没有汇文堂书店,京都地区的汉学研究水平无疑会大受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东京文求堂书店停止进口民国新刊书籍杂志,全日本民国新刊书店只剩下东京的山本书店、内山书店,京都的临川书店、汇文堂四家(《書誌学》第十三卷第六号,1939年12月5日,第31页)
汇文堂在大正五年(1917)还自办刊物《册府》,原计划一年出六期,每期除了刊载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文外,都有该店在库汉籍书目,不过该杂志后来长期停办。所幸我买到的这册《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中还夹着两叶汇文堂的旧书单,或可补史阙,先迻录书名和价格如下:

《羊城西关纪功录》  一二〇〇;《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  一〇〇〇;《东三省政略》  五〇〇〇;《东三省交涉辑要》  三〇〇〇;《光绪乙巳年交涉要览》  二五〇〇;《浙江海运漕粮重编》  二〇〇〇;《郎潜纪闻初笔》  五〇〇;《平定粤匪纪略》  二〇〇〇;《平定粤寇纪略》 一五〇〇;《中西纪事》  一〇〇〇;《淮军平捻记》  一五〇〇《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  二〇〇〇《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六〇〇〇《张文襄幕府纪闻》  六〇〇《胡文忠公遗集》  一五〇〇《彭刚直公奏稿诗稿》  二〇〇〇《左文襄公年谱》  一五〇〇《盾鼻余沈》  三〇〇《显志堂稿》  一二〇〇《金鸡谈荟》  一〇〇〇《林文忠公政书》  一八〇〇《刘中丞奏稿》  八〇〇《皇朝文典》  三五〇〇《枢垣记略》  一〇〇〇《星轺指掌》  五〇〇《清外史丛刊》  一〇〇〇。
《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  一二〇〇〇
《清史列传》  六〇〇〇《康熙政要》  二〇〇〇《京口掌故丛编》  五〇〇《中国革命记》《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军文牍》  八〇〇〇《知不足斋丛书》  一八〇〇〇《学津讨原》  二〇〇〇〇《学海类编》  一五〇〇〇《说郛》  一〇〇〇〇。
书单上除了《知不足斋丛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说郛》四部大丛书外,基本都是清末民初的史料集,且显然不是面向普通读者,而是提供给专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书价与书篇幅大小成正比,大致可以判断是同一类型的出版物,虽然其中很多见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影印史料丛书,但它们是现代影印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其中《皇朝文典》只有嘉庆二年扬州李淦恭校刊本,《星轺指掌》只有光绪二年同文馆排印本、光绪三年新会陈桂士再刊本。
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线装古籍,搜索“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全国漢籍データベース),其中绝大多数京大人文研有藏;二是民国初年的铅印本或线装影印本,如《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说郛》三种都有19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影印本,出版时间最晚的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神州国光社《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
汇文堂书单
因书单上价格都是整数,当是对外销售的日元价格。为了判断其具体时间,先从《学津讨原》入手,查到《文求堂书目》中昭和七年(1932)价格是六百五十日元,昭和十三年(1938)七百五十日元,皆与书单两万日元的价格相差甚远,所以不可能是战前的物价。再查阅昭和乙末年(1955)十一月《册府》复刊第三号(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本,承蒙苏枕书惠示)刊载的《汇文堂书目》,当时涵芬楼铅印本《说郛》价格一万两千日元、原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价格两万日元,与书单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两页书单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可能是当时汇文堂在库的中国书,其中价格较高的是线装套书,较低的是平装本或单册线装本。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京都地区的汉学研究仍欣欣向荣,欧美的中国研究者来京都访学时,无不到汇文堂寻书。昭和二十五年(1960)在这里还能买到《百衲本二十四史》全套,价格十二万日元,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影印古籍也还应有尽有。这是汇文堂最后的黄金时代,国际订单纷纷来到,甚至连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也会向大岛五郎订购汉学书籍。1966年五郎去世时,京大东洋史出身的外山军治撰写《悼念汇文堂主人大岛五郎氏》一文,发表于当年《东洋史研究》第一号上,文末写道:
不只是东洋史研究者,京都的中国学研究者恐怕也经常要劳烦大岛氏。汇文堂超越了单纯的中国书籍专门店之范畴,发展成为类似于中国学研究者中心那样的地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去汇文堂就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新消息,在那里说话,传达效果也很好,这就是汇文堂对于学界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外山期待三代目能继续将此传统发扬光大,可惜之后汇文堂后继乏人,其地位渐渐被朋友书店取代。今天的汇文堂已经搬迁到京都御所东南面信富町上,虽然还营业但常常大门紧闭,店里堆满上世纪台湾版影印古籍,几乎无处下脚,旧刊本却一无所见。这次古本市上没有见到百濑,无法询问这册《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是从哪儿收的,估计是被汇文堂后人卖出,辗转流落到我这里。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京都访书,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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