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京都访书：张元济与汇文堂

京都9月多雨，适合蛰居家中读书。月底最后几天强台风又来袭，连古本市也让人提不起兴致。第二天下午雨势稍缓我才起意过去，根据以往经验，书早被买得差不多了。日本的“古本市”与“古书祭”有所不同，规模通常较小，这次也不过在京都古书会馆底层布置出一百平米左右的空间，参加的书店五六家而已。

あがたの森书房是最近几年京都新崛起的古书店，作风老派，基本只卖线装书，以和刻本居多，偶尔有《古逸丛书》零本等清刻本。书房每隔几个月发行精美的《古书目录》，邮寄给各研究室、老顾客，里面夹一张订购用的明信片，带人回到昭和年代。森书房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百濑先生是个年轻小伙，以自宅为事务所，没有店面。我曾从他那儿买过《中洲文稿初集》一部，两人约好在咖啡馆接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此后每期目录我都会收到一份。

由于古本市是唯一的出摊机会，百濑通常会在摊位前招揽顾客，但我去时他恰好不在。加上顾客寥寥，我得以悠然地一一抽阅古书，看中一部民国十三年（1924）涵芬楼影印皮锡瑞《经学通论》五册，下面堆着三册相同的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此书较为常见，我挑出其中一册，因书中夹有署名张元济的信札一封，未收入《张元济全集》或《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其文曰：

敬启者：前岁东游贵国，仰荷德邻盛意，开会欢迎，虽未能遍揖英贤，实已引为荣幸，至今感佩。元济夙有辑印敝邦旧本正史之愿，搜集十余年，先后得宋元佳椠，今始校订蒇事，定名曰《百衲本二十四史》，已付商务印书馆影印。一切义例，具详叙言，特奉上见本一册，伏希鉴纳。想贵会人才渊薮，爱重同文，必有以教正而导扬之也。如蒙赐复，请即用贵国文字，通函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郑贞文君手收。郑君精习贵国文字，至便迻译，合并陈明。专此，敬颂

台祺！

张元济谨启　民国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肖伊绯先生曾在相同的书中发现相同的信札一件，并考证出信中郑贞文的相关事迹（《张元济佚信发现记》，《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27日），几无剩义可寻。需要补充的是，肖先生由文意推测此信“是寄与日本某学术团体的”，而我买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封面钤有“汇文堂”朱文印一枚，属京都书店汇文堂所有，当是自存本。书友吴景键也曾在孔夫子网上买到相同一套，看来此“佚信”在日本不少，近年始稍有回流。我估计此信应该是张元济亲自手写，大量原色印刷，接着钤盖私印，夹在每份《样本》中寄给日本各个学术机构、团体、古书店，以大力推销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不仅仅是版本目录学家、出版家，同时也是精明的实业家。这封“推销信”以中国传统公文形式书写，提到对方时皆另起一行以示尊敬，提到己方时则将字体缩小一号以示自谦，礼数周到，行款一丝不苟。文末还特意提醒日本买家回复时无需用中文，“请即用贵国文字”，商务印书馆自有精通日文的郑贞文君代为翻译。这个细节亦可窥见张元济过人的生意头脑。

曾收藏这册《样本》的汇文堂创办于1907年，是京都著名的中国古典籍书店，旧址位于京都丸太町，彼时王国维、罗振玉等常来光顾。1920年书店创始人大岛友直去世，弟弟五郎接手店铺。尽管最初没有任何经营书店的志向或经验，但五郎生性勤勉，很快在学界建立口碑。汇文堂与京大的渊源颇深，1938年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叫“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其研究报告都由汇文堂负责销售。我曾在京大文学部图书馆见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宋碛砂藏经》一部，线装共两百五十册，也是由大岛五郎寄赠。

1935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东方文化学院共同创办《东洋史研究》，苦于资金缺乏。大岛五郎又慷慨提供支援，每期杂志出版时，汇文堂会在书末刊登新书广告，报酬是向杂志支付高额的“广告费”，并负责将它销往各地。不难看出，若没有汇文堂书店，京都地区的汉学研究水平无疑会大受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东京文求堂书店停止进口民国新刊书籍杂志，全日本民国新刊书店只剩下东京的山本书店、内山书店，京都的临川书店、汇文堂四家（《書誌学》第十三卷第六号，1939年12月5日，第31页）。

汇文堂在大正五年（1917）还自办刊物《册府》，原计划一年出六期，每期除了刊载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文外，都有该店在库汉籍书目，不过该杂志后来长期停办。所幸我买到的这册《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中还夹着两叶汇文堂的旧书单，或可补史阙，先迻录书名和价格如下：

《清外史丛刊》  一〇〇〇。

《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  一二〇〇〇

书单上除了《知不足斋丛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说郛》四部大丛书外，基本都是清末民初的史料集，且显然不是面向普通读者，而是提供给专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书价与书篇幅大小成正比，大致可以判断是同一类型的出版物，虽然其中很多见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影印史料丛书，但它们是现代影印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其中《皇朝文典》只有嘉庆二年扬州李淦恭校刊本，《星轺指掌》只有光绪二年同文馆排印本、光绪三年新会陈桂士再刊本。

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线装古籍，搜索“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全国漢籍データベース），其中绝大多数京大人文研有藏；二是民国初年的铅印本或线装影印本，如《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说郛》三种都有19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影印本，出版时间最晚的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神州国光社《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

因书单上价格都是整数，当是对外销售的日元价格。为了判断其具体时间，先从《学津讨原》入手，查到《文求堂书目》中昭和七年（1932）价格是六百五十日元，昭和十三年（1938）七百五十日元，皆与书单两万日元的价格相差甚远，所以不可能是战前的物价。再查阅昭和乙末年（1955）十一月《册府》复刊第三号（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本，承蒙苏枕书惠示）刊载的《汇文堂书目》，当时涵芬楼铅印本《说郛》价格一万两千日元、原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价格两万日元，与书单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两页书单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可能是当时汇文堂在库的中国书，其中价格较高的是线装套书，较低的是平装本或单册线装本。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京都地区的汉学研究仍欣欣向荣，欧美的中国研究者来京都访学时，无不到汇文堂寻书。昭和二十五年（1960）在这里还能买到《百衲本二十四史》全套，价格十二万日元，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影印古籍也还应有尽有。这是汇文堂最后的黄金时代，国际订单纷纷来到，甚至连美国大学、研究机构也会向大岛五郎订购汉学书籍。1966年五郎去世时，京大东洋史出身的外山军治撰写《悼念汇文堂主人大岛五郎氏》一文，发表于当年《东洋史研究》第一号上，文末写道：

不只是东洋史研究者，京都的中国学研究者恐怕也经常要劳烦大岛氏。汇文堂超越了单纯的中国书籍专门店之范畴，发展成为类似于中国学研究者中心那样的地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要去汇文堂就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新消息，在那里说话，传达效果也很好，这就是汇文堂对于学界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外山期待三代目能继续将此传统发扬光大，可惜之后汇文堂后继乏人，其地位渐渐被朋友书店取代。今天的汇文堂已经搬迁到京都御所东南面信富町上，虽然还营业但常常大门紧闭，店里堆满上世纪台湾版影印古籍，几乎无处下脚，旧刊本却一无所见。这次古本市上没有见到百濑，无法询问这册《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是从哪儿收的，估计是被汇文堂后人卖出，辗转流落到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