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老兵口述｜张志坚：参军和去朝鲜都是瞒着我妈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采访：李瑞敏、赵静

整理：赵静

时间：2018年7月21日、2018年7月30日

17岁参军

我叫张志坚，宁夏人，1932年五月二十生人，家中祖辈都是农民。我十七岁那年，在宁夏银川一个由国民党人马鸿逵创办的学校上初中三年级，当时我的二哥是马鸿逵部队上的中尉干部，主要负责管理粮草等后勤工作。马鸿逵创办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是让上不起学的，重点是他们这个部队上干部子弟中上不起学的去上学。学校里没有女生都是男生，在入校前还有考试，通过了才能进入学校学习。

我离家远，1949年放暑假就没有回家，经过学校批准住在了学校。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要败了，我的家人基本都回到了老解放区庆阳。9月15日，解放军到了银川，当时我去银川市里看到解放军写的标语及一些宣传活动，觉得解放军还是好。我在学校时对于国民党宣传的一些东西就是不相信，他们宣传说共产党来了有“杀光政策”，我自己认为之前有哪一个朝代是在推翻另一个朝代后把人杀光的，把人杀光他要地方还有什么用？所以当时我对国民党宣传的是不相信的。此外在老解放区我有许多亲人，我之前也去过老解放区，对共产党我有自己的认识，也相信他们是一支正确的有信仰的政党。

当时解放军一个团也住进了我们学校，学校里还有离家远没有回家的百十个人。当晚我就告诉同学孟召良我打算去参军。他也有这个想法，他跟我说他正好在银川市里碰到一个解放军，是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宣传科的干事，跟他说如果我们学生想参军就去找他。我们决定第二天去找他。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点米饭就出发了，没想到出学校没多远就碰到他了，他后面还跟着其他几个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参军，正好参军登记的地方路过我们学校，我到学校把东西一拿就跟着他去了。

当时我要参军也没有跟家里人说。银川解放后，国民党的兵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国民党的兵要登记，有一条政策是：如果是回民，想当兵就可以留下来当兵，不想当兵想回家也可以回家，但是汉民就要留下来当解放军。我二哥当时去登记，考虑到家里的情况，他说自己是回民。登记完过了几天后，通知说去领回家的路粮，领了就可以回家了。我当时在部队，说是国民党在四川还有几十万军队，我们那个兵团准备要从银川出发去四川。上级说家里还有什么事情就安排处理一下，部队还有几天就出发了。我准备去找我二哥，我原先知道二哥那个骑兵团有个留守处，一般还没回家的人就在那里，就去那里找他。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我二哥同意我参军，我就告诉他实话，如果他不同意，我就不告诉他我已经在部队了。

去见着我二哥，我先跟他说学校里解放军住了一个团，下次学校是否开学还说不定，如果开学自费学习又怎么办，另外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想学习。我二哥跟我说你也大了，你不想学习想干什么你自己考虑。我就说我想去当解放军。我二哥说解放军确实也挺好的，你想去就去。我听他不反对，就告诉他我已经在部队一周了，部队过几天就要出发了。我二哥鼓励我说让我去了就好好干，不要怕吃苦。

入朝之前

我刚参军的时候是步兵，那时候是19兵团64军191师，刚去是在宣传队，1949年9月去的，第二年9月我就被调到后勤担任文化教员了。

1950年3月，我们在天宝铁路上修铁路。那时候宝鸡到天水的铁路是沿着渭河边，渭河弯弯曲曲的，一边是河，一边是山，铁路是顺着山转，转到一定地方转不过去就打洞子，那二百来公里得有一百多个洞子。从宝鸡出发，时间不长就进入山洞，山洞过完，也就是宝鸡到天水中间的地方。当时铁路靠着山，修时山坡的角度比较大，一下雨就容易塌方。我们就是把山的角度再往平缓切一部分。一直修到10月份，修到10月份我们准备第二年继续修，过冬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烧的木炭啥的都已经准备好了。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说是铁路不修了，马上把我们从天宝铁路线上拉到山东泰安县。泰安县是在铁路线旁，把我们拉到泰安县住下，部队整个兵团三个军十万人沿铁路住下，就是准备抗美援朝了。

我们修铁路八个月，部队平时也不出操也不训练，就是一天八个小时在工地上干活，本来是准备第二年还修铁路，结果要准备抗美援朝了。在泰安县住下之后就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待命要进入朝鲜。训练到1951年，正好准备过春节了，过春节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都到腊月二十五六了，上级命令说该准备的准备好，该处理的东西都要处理掉，随时要走。我们接到命令后大概过了三天的时间，收到了让马上出发的命令，那天应该是腊月二十八了。我们就上了拉货的闷罐车，车里面铺的麦草，就在这闷罐车里面住着，睡觉干啥都在这闷罐车里面。吃饭的问题事先安排好，比如到哪个大站吃早饭，事先就准备好，车一停，下车在那个站台上吃饭，饭一吃完马上又上车继续走。因为其他的车都要给军人的车让路，车就走得特别快，因此车一旦开始走几个小时都说不定，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不停，就这么走了两天两夜，到了丹东。

我们在丹东住了一周。抗美援朝的第一批志愿军他们是1950年入朝的，他们入朝时的那个装备就是原来在国内打日本的那个武器装备，比较杂，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蒋介石造的、阎锡山造的，五花八门。我们到丹东时，基本就是第二批志愿军，1951年2月上旬，我们在丹东驻扎的一周主要是换装备，换的全部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装备，从一般的榴弹炮、山炮到步枪、手枪、机枪，整个全部换成苏式的。这种装备的主要优点就是弹药好，像他们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十多种武器，各种弹药都不一样，所以它供应弹药都不太方便。像我们配备的武器一般士兵是步枪，排长是驳壳枪，后来都换成了苏联的好手枪。干部每人配两个手榴弹，战士四个。在驻扎一周后，大概正月初七八我们就进入朝鲜了。

援朝的日夜

进入朝鲜，过了鸭绿江的铁桥，走了大概两天时间，白天不能行军，基本都是晚上行军。我那时候正好在师后勤做文化教员，入朝的时候我脊背后面长了骨刺，走路很不方便，我就没有跟着部队，部队走的时候还带一部分东西，就是那闷罐车里面拉的一些给养，比如我们过年的时候没吃完的猪肉之类的，后来我是坐着拉那些东西的闷罐车去的。这闷罐车进到朝鲜以后也白天不能走，都是晚上走，比如天快亮时走到哪个山洞里面，这闷罐车就停到山洞里面。吃的是我们每人从丹东走以前分的五斤炒面，一斤牛肉干，二斤饼干，每个人有个布袋子长长的缠到身上，但牛肉干是不能吃的，是战备的，是战争当中吃不上饭的时候才能吃的。

我们入朝是二月份，我们经过平壤后离前沿也就不太远了，部队在离前沿大概还有四五十公里地方住下，我们就在那里随时待命。部队在四月上旬发动了五次战役。我们入朝以前已经打了四个战役，第四次战役就已经打到南朝鲜首都汉城了，北朝鲜山大，几乎是石头山，树多，北朝鲜好隐蔽一点，但部队打到南朝鲜后却基本都是丘陵地带，山很小，没有大山，树也很少。我们刚开始打前边战役时采取的战法是穿插，你部队放一人，从这打开一个缺口往后穿插，穿到后面以后包围，包围之后消灭，所以部队插进去以后分割包围。开始时敌人还没摸清楚情况，但他们吃了亏以后，就总结经验，我们穿插他们就往后撤，不和你硬碰硬。

第一、第二次战役穿插他们吃亏了，五次战役还是采取这种战术，他们就坐着车往后跑，我们到天快亮了就停止，隐蔽起来。白天就是美军的天下，白天飞机来轰炸，丢凝固汽油弹，一丢下来不论哪个地方一着地就着火了，一着火就爆炸。朝鲜住房多是草屋，一着火就是一大片，有时一个村子一下都烧个差不多，所以我们进到朝鲜之后完整的房子都很少了。像平壤这样一个大城市，房屋基本都没好的了。

五次战役时白天飞机到处轰炸，而且封锁运输线，白天根本不敢出动，晚上行走，也不时有飞机轰炸，必要时要躲到旁边的树林。还有照明弹，美军发现你的车，就扫射丢炸弹。而且封锁运输线后，弹药补给运不上去，部队就很难生存，所以我们很快就往回撤，这种情形下，白天也不敢动，只有下午天黑下来才能走，而且美军发现足迹后很快就追上来了，所以经常是上面有飞机轰炸，后面有大炮撵着打的情况。

五次战役之后部队撤到北朝鲜，再没有往南进，我们就在三八线这一带，挖山洞，在山洞里呆着。上面有少数观察哨，看着敌人快上来了，赶紧通知下面，下面的人从山洞里出来赶快反击，撤下山去，撤下后继续被大炮轰飞机炸，就这样子来回折腾。实际上到1952年上半年就说要谈判了，但一直僵在三八线附近。

我刚开始在后勤担任文化教员，就是向联络员（翻译）学习一些必要的朝鲜话，比如“问路”怎么说，他教我，再让后勤各个单位学习，因此我当时也学了不少朝鲜话。

后来被调到兵站，军里晚上把弹药送到兵站，我们再供应给团里，后勤在我们后面大概8至10公里，兵站离前沿比较近，团里来拿弹药什么的比较方便。我在兵站上负责一个是电话，白天在树林子里看着电话;另一个是晚上送来的弹药要第二天天一亮找两个部长统计数量，然后打电话报给后勤处，后勤处再把这些东西分配给各个团，在电话里告诉我分配的情况，之后我报给我们站长，站长再通知各个团来领。

有一天晚上，军里给我们送来了三吨炸药，送来后我们后勤就分好各个团多少。当时就放在山口，通知了团里来拉。团里没有汽车，就马车来拉，有两个团拉走了，有一个团没拉，一吨炸药就放在那里。当天晚上有一个战士就在那里看守炸药，有一个四川的16岁小伙子，是司号员，两个人晚上一起在那里聊天，结果敌人的重型轰炸机一边飞一边往下丢炸弹，一个炸弹丢下来正好丢在那堆炸药上，两个人当场死亡，稍远一点有个干部被炸弹震的都吐血了。我当时在离那个地方有两百米的朝鲜人的一个伙房，就听到嘭的一声，震得墙上的泥巴都掉了。没一会儿就来了一个战士跟我说站长让我割上两块雨布去埋人。当时人被炸得血肉模糊，就拿雨布遮住，派了两个人，在那个附近挖了个坑埋了。天亮后我找了两个木头棒，拿上毛笔写了个名字。朝鲜雨又多，实际上他们就成了无名氏了。

有功劳一般就往上报，大功还会上报到总部。上面进行审查批准后进行奖励。

违反纪律如果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进行教育，但像投敌这种可能就执行枪决了。五次战役结束后，军里开宣判大会，通报说五次战役往后撤时有一个战士准备投敌，他钻到防空洞里，不跟着部队走了，结果被发现了，在没有来朝鲜之前解放战争时他就有一次准备投敌钻到麦草堆里被发现，那次对他进行了警告，这次就直接宣判执行了枪决。

一次，我和一个后勤管理科的战士因为生病，没有和部队一起走，因为长时间行走很累了，路上遇到一个朝鲜人家住下了。太困了，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有朝鲜年轻妇女摇醒我，问我有没有米，要顺带给我们做饭，我说没有就又睡过去了。后来再次被叫醒，她们已经把饭做好了，叫我们吃饭，我们也没客气就吃了。战争年代，粮食紧张，她们能给我们做饭，可见还是对我们很热情友好的。我们走之前，也给她们留了我们自己带的两碗炒面。

复员转业

当时我二哥回家后也没跟我爸妈说参军的事，父母还以为我在银川上学。一直到1951年，我的一个舅妈跟我妈妈聊天说漏嘴了，当时瞒不住了才告诉我妈妈我已经参军到了朝鲜。我妈妈听说儿子上了战场晚上愁得睡不着觉。但每个月都有写信，军人寄信是免费的。在妈妈不知道我参军前我写信回去我二哥就胡乱读给我母亲，说我在学校一切都好，后来妈妈知道了，写信就实话实说了。实际上我1949年3月份和他们分开之后，参军整整八年，第八年秋天才回了趟家。

在朝鲜时，军里有一个教导团，每年会抽一批干部到教导团训练学习，兵站的处长看我工作认真，让我去了，教导团学习一年后，1951年年底我就回国了。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去修营房，1954年到了坦克学校，在学校学习了两年，1956年8月份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了战斗部队。

复员转业时解放军的总参部，总政治部，和地方上的民政部三部门下文，年轻干部回本省要填个表，选择本省的三个县，然后上面联系省里，看哪个地方需要人，根据你选的县，给你安排。三个部门联合发了文，但我们那个团没有按照上面的要求给我们传达，也没有让我们填这个表，导致后来我们一直没走。

当时我们在沈阳军区，有装甲兵、政治部，还有一个隶属于政治部的部，这个部的副部长在1964年6月份去我们团了解转业干部的问题，找我问转业的事情，我就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他。我家本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但那时候宁夏和甘肃合并过一年多，他们也没有详细全面看档案，随便抽了一个，一看我是甘肃人，就把我当成甘肃人，往甘肃转。另外部队上有个规定，你转业时，要高一级，不能平级转，像我在部队上是副连级，平级转到地方上是19级。我就把这些问题给他提出来，他说他找政委了解一下情况，了解后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那个副部长就让他的秘书连夜回沈阳，把我的级别更正成18级。后来我才顺利地办了转业手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