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状元”的前半生：曾被困心结，如今想为父母而活

看到网上一篇解析自己为何九年没回家的报道后，杨轩（化名）发来消息说：千万不要把链接告诉我的父母和亲戚，不想他们看到。

此时，距离他成为新闻中的“失联高考状元”已经三个多月了。

他到重庆堂弟开的公司做会议营销，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但觉得能开阔眼界。最重要的是，有三四个堂兄妹也在这家公司，母亲放心。

新的工作并未带给他新生感，他的内心依旧是不安的。10月17日，身患子宫平滑肌瘤的母亲癌症复发，到南昌市肿瘤医院住院化疗，费用至少需要12万。家里没什么积蓄，妹妹杨莉（化名）在网上发起众筹，目前筹到了不到4万元。

杨轩是最后一个知道母亲病情的。他心里难受的慌，翻出《理性乐观派》，一遍遍地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心里翻卷的愧疚感和痛苦淹没。

“要对未来有信心。”他告诉自己。

“这就是你刚回来那个儿子吗？”

失联的第九年，杨轩回家了，以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

32岁的他在西安一家酒店做中层管理人员，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正准备和同事合伙做点生意。

9月3日，他像往常一样刷手机，看到一条新闻中有自己的名字。点进去，发现是母亲吴梅（化名），她身患癌症，想见自己一面。

杨轩立马联系老家的公安局，辗转要到了父亲的电话。下午一点多，电话拨通，一声“爸妈”后，内心积压数十年的情绪倾泻而下，他哭着向父母道歉。电话另一头，吴梅和丈夫杨崇（化名）觉得像做梦般不真实，眼泪扑簌而下，“九年了，天天会想他”。

那时，吴梅正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看病——今年2月开始，她经常感觉腹部痛。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她痛得在地上打滚，第二天被送到医院，查出子宫有肌瘤，肾间有积水，之后做了子宫肌瘤切除和尿结石手术。

医院里有许多跟她病情类似的病人，都有孩子在病榻服侍，想到她的儿子九年没有消息，吴梅心痛不已，不想治疗。

8月14日，侄媳妇帮她在网上发出了那封引爆舆论的家书《孩子，让我再看你一眼》，倾诉一位癌症母亲对儿子的思念。23天后，杨轩辞掉工作，赶赴苏州与家人相见。

吴梅难以忘记那天的情景。一夜激动未眠的她，和丈夫早上五点多便赶到火车站，一人守一个出站口，等待儿子出现。

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他：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背着包，拉着行李箱，快步向自己走来，然后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吴梅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丈夫从另一个出口赶来，也和儿子抱在一起。

9月11日，看完病后，一家人回到江西老家。杨轩有些害怕，担心回家后“所有人看你的眼光都有点恐怖”。

江西历史古镇宜黄县棠阴镇，大片的水稻、白莲将村庄掩映，板栗、橘子树遍布。杨家所在的雷湾村有2000多人，10个村小组，村民大多姓杨。

杨崇有六兄弟一个大姐，他排行老四，吴梅有一个姐姐，整个大家族有三四十人。几兄弟的房子紧挨着，不足百米处便是杨家祠堂——这里曾供着一份村里走出的大学生的硕士毕业证。

杨家人原想放鞭炮迎接杨轩回家，怕他有压力没有放。十几个人围在家门口等着杨轩，很多他不认识，父母便指着教他一个一个认。亲人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轮番邀请他去家中吃酒。

他主动敬酒，和家人说笑，询问他们的情况。关于过往，家人们默契地回避，他也不愿提。父母偶尔问下，他轻描淡写地带过。“那段是伤疤，不想触碰它。”

棠阴镇不大，走在街上，几乎都是熟人。杨轩和母亲去买东西，碰到熟人，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这就是你刚回来那个儿子吗？”

“现在都成家族的耻辱了。”他觉察到旁人或惊讶或打探的眼光，躲也躲不过。

“杨家的骄傲”

杨轩给人斯文的印象，他皮肤白净，说话不疾不徐，条理清晰。

杨崇夫妇感觉，他不再像以前内向，也成熟了许多：出门时会主动牵妈妈的手，家里有事都是他去跑，还好几次给同学打电话询问癌症怎么治。妹妹的两个女儿缠着他，他也会耐心陪她们玩，还说“她们以后都是我的责任”。

笑容爬上了杨家人的面庞，55岁的吴梅终于不再整日与泪水相伴。

吴梅23岁时和同岁的丈夫结婚，生下一儿一女。儿子杨轩听话懂事，五六岁时就会帮忙割稻子，剥白莲，烧火做饭。女儿杨晴（化名）比杨轩小三岁，从小身体弱。满周岁后，几乎每个月都会发高烧上医院。6岁时发烧住院，出了医疗事故。

吴梅大受打击，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整天哭。丈夫担心她想不开，抱来2岁多的养女杨莉，她才慢慢好转。

早些年，她和丈夫种着15亩地，后来又种幼苗、白莲，下河捉甲鱼卖，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转。四五年前，夫妇两开始在镇上建房子，做泥工。

杨崇二哥杨崇华说，弟弟和弟媳都很会干活，能吃苦，家里条件在六兄弟中算最好的。

在侄子杨仁广眼中，杨崇夫妇性格好，几乎从不打骂孩子。他们那一辈有13个兄弟姐妹，大多顽皮不爱念书，杨轩“绝对是我们杨家的骄傲”，“非常乖非常听话读书非常勤奋”，家人觉得他“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杨家老房子墙上，至今还贴着6张杨轩读书时的奖状，杨崇夫妇舍不得撕。中考时，他是全县第七名。高中时，进了县重点高中尖子班，成绩在班上前五名，也拿过第一，经常有家长到家里借他的书，说他的“笔记优秀”。

高中同学罗来文形容，杨轩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优秀孩子”，他喜欢看书，但很少主动跟人交流。

杨轩记忆中，上中学后，他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父母虽不会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他们的期望。考试没考好，他会很沮丧，不敢把卷子给家人看。

高一有一次放假回家，吴梅见到儿子哭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考试只考了年级23名，跟之前比掉了几名。

吴梅知道，儿子自尊心强。小时候他和叔叔家的孩子一起玩，不小心把人脚划破了，叔叔打了他一巴掌。等他考上大学后，叔叔请他去家里吃饭，他不去，说叔叔小时候打过他。

2003年高考前，杨轩对父母说，“等我考取大学以后，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妹妹的学费包在我身上。”

那一年，他以570多分的成绩成为宜黄县高考理科状元，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杨家人请来老师和村民，大摆宴席。

“好多人为我骄傲，说你生了个状元儿子。”吴梅毫不掩饰内心的欢喜，每天在田里干活，再累，想到儿子就开心，“就想天天挣点钱给他”。

迟来的叛逆期

从县城来到北京，杨轩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有种把握不住的感觉。

他被调剂到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专业。这个专业在北航属于特色学科，比较小众，只有1个班，30个人。

杨轩觉得专业偏重于实践，他更喜欢理论物理、流体力学，想成为爱因斯坦、牛顿那样的物理学家。一位知名科学家校友回校演讲时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是用思想把宇宙囊括起来”，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大三时他旁听了一堂物理课，教授提出了一个跟卫星轨道有关的问题。课后，他独自坐在校园荷花池边，陷入沉思，由这个问题延伸到宇宙飞船、第三宇宙速度、宇宙爆炸原理……浑然没有察觉周围人来人往。等到晚上十点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天上已经繁星闪烁，“当时感觉特别有意思，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大二开始，他自学理论物理，发现很费劲，没人敦促，自己又缺乏自制力，很难坚持下去。大学室友毛晓东记得，物理实验课需要做十个实验，杨轩有一个实验没去。问他原因，他说在图书馆看书忘了。之后每年毛晓东都会提醒他去补实验，“他说好，我知道了，最后一直也没去补。”

杨轩自觉晚熟，上大学才进入“叛逆期”，不喜欢学的专业，就经常不去上课，考前才突击，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下水平。大学物理挂科了，毕业时只拿到肄业证。

十多年后再回忆，他有些怅然，“如果能选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如果当时一心扑在学习上面，人生肯定不一样。”

杨轩没有将内心的苦闷告诉父母，“以我妈那种性格，我掉根头发丝，她都会关心”。他只告诉过父亲一次，父亲劝他不要太过悲观。上大学后，刚开始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渐渐的，半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问问家里情况，很少提自己的学习生活。

偶尔，吴梅会从儿子的话中感受到他的自卑。她记得儿子读高中时，二三十块钱的衣服都会穿很久，上大学后却对她说：“妈妈，人家的儿子去上大学，身上都带三万四万的，我去外面的时候，只能带几千块。人家的孩子是爸爸妈妈开小车子送去，我家只有爸爸送去。”

大四寒假回家时，儿子说“我真的不想在家里”。她吃了一惊，说“你不想看到妈妈啊”，杨轩笑笑不说话。

“本人生活方式接近自省”

“本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于自省状态，即只专注于自我，对于外界的存在都漠不关心。”大四时，杨轩在同学曹学伟的留言本上写道。

不玩游戏，不爱体育运动，不参加班级活动，不怎么说话，让他在同学眼里不那么合群。

大二刚分到一个宿舍时，毛晓东和其他两位室友会找杨轩聊天，后来感觉越来越聊不到一起，“很难找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有时我们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话题，他就觉得太低俗了。”

曹学伟记得，杨轩曾对他说，“群居的动物都是低智商的”。他没明白，杨便解释：“你看母鸡，都是一窝一窝的，你看那个雄鹰，你啥时候见过它像大雁一样，一排一排地飞？”这让他感觉杨轩心气挺高的。

室友兰江回忆，有一次，一个室友在宿舍通宵玩游戏，键盘发出的声音比较大。杨轩突然大声喊了一嗓子，然后从床上跳下来，勒住那个同学的脖子，说要弄死他。兰江和另一个室友吓得赶紧将他拉开。

杨轩说，那是他大学期间唯一一次爆发，“当时真是气疯了，就特别想睡觉，而且那个声音不是一天两天”。他如今回想，大学时人际关系确实差，朋友很少，不过并不觉得孤独，“弄懂一个问题比跟朋友聊天更有意思。”

大多数时间，他一个人泡在图书馆，看各种科幻小说和哲学书，偶尔也看黄易的武侠小说。有时也会一个人爬香山，逛军事博物馆，或是网上买来材料，自己动手做航模。

2007年毕业时，杨轩没有参加班级聚餐，也没拍毕业照，班级QQ群、微信群里也找不到他。他像个谜一样，“消失”了。

失联

毕业前，杨轩曾签约江西昌河飞机制造公司，后来觉得在里面得熬一二十年，便没去。

之后他继续自学理论物理，同时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刚开始时热情高涨，每天自习到很晚，但英语和数学让他头疼，考虑到生存压力，他决定先去工作。

由于只拿到肄业证，找工作时他通常会说自己是高中毕业的。朋友说保险行业挣钱，他便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卖保险，干了一个多月，一份保险都没卖出去。

曹学伟记得2007年9月，杨轩来学校新主楼，给班上读研的同学一人赠送了一个月的意外保险。那一次，他感觉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比较客气，跟你拍个肩膀，就感觉很和善、想跟你搭讪。”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杨轩透露，自己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大广告公司，需要半小时内写一份产品推销文案，他随意写了篇，对方看了后，直接让他走了。还有一次，面试时被问到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他答不出来，而一起面试的同学学校一般，却都答上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做文员，不到一周就不想干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两三年时间成为千万富翁，就能回家光宗耀祖。”杨轩说，毕业后，他出人头地的信念特别强，一心想凭自己的能力做到最优秀，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却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多次失败，一度靠银行借款维生。

2008年5月，杨崇接到北京几家银行的电话，说儿子借了钱没还。他很震惊，打电话问儿子，杨轩说“不用你们管，我自己会还的”。

吴梅不放心，8月时去北京，想看看儿子在做什么。那时，杨轩与人合租在回龙观的一个五室一厅，他住的那间不到10平米。

吴梅在那儿住了半个月。每天，杨轩早上七点多背着包出门，下午三四点回家。吴梅问他出去做什么，他说是找工作。吴梅便每天到小区附近的公园，等他回来。帮忙收拾房间时，她看到儿子衣服没几件，知道他很辛苦，心里有些担心。

直到第三天时，她翻出了儿子的大学肄业证，瞬间崩溃，“辛辛苦苦赚钱给他上大学，他连一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会痛苦吗？”

等儿子回来后，她问儿子怎么没拿到毕业证，杨轩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吴梅追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理论物理，“她不懂，觉得你现实生活都搞不定，想这个是瞎想”。这让杨轩觉得跟父母的关注点不一样，没法深入交流。

吴梅想让儿子跟自己回家，杨轩不愿意：“我初高中很听你的话，我现在大学（毕业）了，不会听你的话。我要在北京找份工作。”

吴梅只得自己回了家，这让她在之后的十年里，悔恨不已。

临走前，她将身上多带的一千块钱偷偷塞进儿子包里。在车站，杨轩对她说：“妈妈，你回家了我会打你电话。”但再接到这个电话，已经是十年后。

当年11月，杨崇也去北京待了两天，他对杨轩说：“如果想爸爸妈妈死掉，你就这样下去。”杨轩回他：“我一定去找工作。”

等到2009年3月12日下午，杨崇收到儿子用别人手机发来的短信，说“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我在北京一切安好”，还告知了自己的地址。

杨崇赶紧打过去，另一个男生接了。杨崇说让儿子接下电话，对方喊了句“杨轩你爸爸打电话来了”，之后马上又说杨轩不在，随后挂掉电话。之后再也打不通，儿子电话也关机。

这之后，一直到2010年，杨崇仍断断续续接到银行的催款电话。他查询儿子的消费情况，发现借款大多用于购买生活用品，便帮忙还了2万多。

跨不过的坎

杨轩说不清那时为何与家人断了联系。他只记得，手机换号后，没了家人的电话，只记得阿姨（注：杨母姐姐）家的座机号码，打过去，发现换号了。

他匿名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打听阿姨家新的电话，没有问到。他也想过写信把联系方式寄到阿姨家，纠结许久后还是作罢。

杨轩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跟家里联系，但内心光宗耀祖的想法太过固执，“一直在跟自己较劲，觉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他们刮目相看。”

失联越久，他越不敢回家，越害怕面对家人。有一次晚上做噩梦，梦到一个亲戚拿着刀捅自己。

牵绊，担心，害怕，愧疚，痛苦交织，“我现在都没法理解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不回来，太复杂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每年过年，他会找个餐厅，点一碗面，一个人默默地吃两三个小时，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感觉，让他特别想哭。

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只2016年去天津呆了5个月。去年4月，他离开北京到西安工作。银行、酒店、餐饮等不同行业，他都干过，基本每隔半年换一次工作，总共换了上十份，最长的只干了七八个月，“总想两三年内要干到特别好。”

最好的时候，他干到了酒店中层管理人员，管十几个人，工资有6000多元；最窘迫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频繁变换工作，让他愈加迷茫找不到方向，目标直往下降，“你先是想成为千万富翁，然后想成为百万富翁，再然后你想挣个几十万就回家。”

有几次，他不想再打工了，便和人合伙做生意。

《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杨轩讲到，他曾花1000元买了台20多斤重的钻机，整日背着去西三旗等地帮人拆墙，一天赚四五百块。但是客源不稳，又累，只干了半个月。他还跟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周赚了两万，有同行被抓了，他没敢再做。

2016年时，他拿出积攒的六七万元做一款日用品制造的生意。由于前期缺乏市场调查，销量打不开，不到两个月便倒闭了。他心灰意冷，跑去天津塘沽看海，在那儿做了5个月的临时工。

杨轩说，“如果毕业后我就固定一个行业的话，在外面待个十年，怎么都能到领导层吧。”

这些年，生病时他一个人挺着，工作不顺时，拎十几瓶啤酒，深夜11点到体育场，躺地上一瓶接一瓶地灌。日常生活简单到除了工作，就是看科幻电影，或是跟同事去酒吧。喝醉酒后，他才会敞开心扉，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坚持每个月至少看一本新书，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麻木。也曾尝试过写科幻小说，连续几个月下班后写，写了五六万字后写不下去了。他很喜欢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隔段时间便会重温一次，觉得书中蕴含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态度很契合。

32岁的他只谈过一场半年多的恋爱。后来，有个“条件很好”的姑娘追求他，他也很欣赏对方，但觉得自己配不上，便婉拒了，后来女生出国了。他安慰自己，没那个能力，只能错过，又深感失败沮丧。

“一直找下去”

在如浮萍般漂泊的九年里，杨轩不敢想，父母会怎样找自己。

2010年11月，吴梅一个人到北京找儿子，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随身带着北京地铁图，中午不吃饭，一直到晚上九十点再回侄子租的地方住。

她去儿子以前住的小区，打“110”报警找到附近的派出所，想报案。民警告诉他，杨轩身份证在用，无法报人口失踪，只能查活动足迹。

查到儿子曾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出现，吴梅便到地铁站蹲了半个月，“和他长相一样的，我一个都不放过”。地铁工作人员见她辛苦，递给她水，劝她这样是找不到的，她不想放弃，“他要是看见我肯定会认我啊，总不会放弃妈妈吧”。

北京的冬天很冷，吴梅下身只穿了条棉褥裤，全身都冻伤了。侄子劝她回家，她不肯，杨崇只得骗她“你回家我就跟你一起去找”。

2013年夏，夫妻一起去北京找了20多天。两人不识路，经常走错，地铁口都要找半天。一到派出所，吴梅就会哭着求警察帮忙。查到儿子在哪儿出现过，两人就一边堵一个口，一等就是一整天。

吴梅一度想去北京打工，“要是儿子真的到我面前来了，就是这么盼望着。”

他们联系央视《等着我》栏目，到县公安局报案，托熟人找，都没消息。不过查到儿子身份证在用，就心安点，“知道他活着，我去找他就还有机会。”

去年，一个亲戚查出杨轩身份证注销。吴梅一听，整个人失了神志，嘴里嘟哝着“注销注销”，晕了过去。“那时人真的崩溃了。”吴梅说，后来查出是换了一个身份证，她才缓过来。

吴梅不愿让人知道儿子失联了，有人问起，就说他在外面打工。每次去北京寻子，都是偷偷去，担心被人“看扁”，“生了一个大学生的儿子，还这样。”

一个人在田里干活时，想起儿子，她便坐在田埂上哭。有时晚上睡不着，就跑到老房子门口坐着等。逢年过节的时候，看到侄子侄女回家了，她会痛苦得发狂。吃饭的时候，会多拿一双碗筷摆桌上，往碗里倒酒，然后自己喝掉，“就像他在我身边吃饭一样”。

吴梅曾想过，儿子个性强，可能在外面没赚到钱才不回家。在北京找时，有一次听说桥下有几个小孩在睡觉，赶紧跑去看，发现不是自己的儿子，“我说儿子你回来，就是你在外面讨饭，我都喜欢你。”

杨崇有时梦见儿子贩毒了，被公安局抓了，进传销了……惊醒后，一摸，脸上都是泪。

“为他们活着”

回家后，杨轩感觉生活终于不再像火车般疾驰，孤独感也淡了许多，他每天陪着家人，和叔叔钓鱼，一个人看电影看书。

有媒体刊发了关于他的报道，他有些后悔，害怕亲人朋友看到“裸露”的自己。最大的担忧是母亲的病。10月17日，吴梅癌症复发住院，需要做6个化疗、28个放疗。第一个化疗做了四天，她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说话，痛得想放弃。

已经去重庆工作的杨轩，每天跟母亲视频，鼓励她不能倒下，以后还要看着他结婚生子，帮他带孩子——这是吴梅最大的心愿。

即便重病在身，吴梅也不忘嘱咐记者：“有时间多给他（杨轩）打电话，多跟他聊天。”住院至今，已经花了5万多。原本为儿子结婚准备的钱也掏光了，还找亲戚借了钱，后续的治疗花销，她不敢想。

杨轩希望挣钱让家里过得好一些。看到母亲睡觉时，他害怕再看第二眼她就会消失。看到父亲头上冒出的白发，酸涩涌上心头，“我以后再怎么样，也都为他们活着。”

但他的人生设计与父母的期待仍不完全兼容：母亲希望他在家考公务员，他不想待家里；父母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他不想找老家的……在他心里，一直有个梦想，50岁时实现财务自由，把父母安顿好，然后投身自己感兴趣的事，做一名天文物理学家。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杨轩对记者说，“你下次去上海中心大厦，拍张照片给我看看，我特别想看上海的夜景，特别向往那种特别高的楼，给人震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