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百年︱徐国琦谈一战、中国与华工

1918年11月11日，巴黎时间上午十一时，《康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持续四年三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告结束。六个小时前，德法双方的代表刚刚在巴黎北面瓦兹省贡比涅（旧译“康边”）附近森林中一节火车的车厢里签署了该协定。这场导致超过一千六百万人丧生、摧毁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世界旧秩序的“大战争”，不仅未能成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相反为之后更大的灾祸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日不落帝国”也被迫交出了世界的领导权。与此同时，这场理应远在天边的“欧战”，同样深切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从国际史研究角度来看，“山东问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以及之后的“华盛顿会议”，皆与一战有直接关联。而中国知识界也是在一战前后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转型。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场战争期间有多达十四万华工远赴欧洲前线，为协约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他们的故事直到最近二十余年才逐渐为人所知晓。

徐国琦先生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嘉里集团基金教授”（国际史），长期关注国际关系史、军事史、体育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徐教授专心挖掘与一战华工有关的史料，并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中国与一战乃至亚洲各国与一战的关系，撰有多部相关专著，如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the sport, 1895-2008（《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Great War（《西线战场陌生客》，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等。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Idea of China一书。近年来，他致力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主张从跨国史、世界史的角度来探究近代中国的发展逻辑。在此次访谈之中，徐教授揭示了一战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一战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您觉得该如何去定位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

徐国琦：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一战可能比二战更重要。实际上，一战一直被西方人叫做“大战争”（The Great War）。战争爆发之初，中国人则普遍称之为“欧战”，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势必会波及自己的战争。这确实是一场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白人打白人”的战争，更是一场西方文明之间的“内战”。这个背景很重要。中国人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您看来，一战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徐国琦：这场西方文明的内战直接影响了东方的局势。我们首先要考察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一直试图探寻一条属于自己的变革图强的道路。一战爆发之时，正是中国迫切寻求革新之际。辛亥革命的成功、共和制度的建立，事实上宣告着当时的政治精英已逐步抛弃“儒家文明”，并将之视为中国近代以来衰败的根本肇因。这当然是一剂“猛药”。从世界范围来看，1912年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并不多，大国无非是美国、法国。1913年中国制定宪法，想要仿效的就是法国。《新青年》的标题不也写的是法文“LA JEUNESSE”吗？

一战不仅跟中国有关系，而且大有关系。如我之前所说，一战是一场西方文明的“内战”。同时，这场大战也意味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对中国来说，不管采取什么政策，最终都会被卷进去，或被动，或主动。西方的主要交战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况且一战的战火是烧到了中国的。围绕德国殖民地青岛的争夺战，就是一战在远东最重要的一役。日军在整场青岛围攻战中，一共投入了五万兵力，死伤近三千人。1914年11月，驻守青岛的德军宣布投降。之后，日本的盘算就是希望乘着西方国家之间的“内战”，将中国彻底变成自己的“后院”。因此中国即便采取回避的政策，但战火依旧会烧到你自己的身上，也会承受战争的后果。

对中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危”，也是“机”，有危险，但也有机会。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群体中，无论国内政治斗争中彼此对立的双方还是意识形态迥异的各派，其实都有一个共识：面对战争，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参与——避免“危”，抓住“机”。

战争刚爆发时，袁世凯就曾主动向英国表达了参战意愿，并提出可以派兵进攻德国人控制的青岛。他的思路很清晰：率先主动参战，避免日本人介入山东。不过，与日本人保有同盟关系的英国马上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之后，无论是“以工代兵”，还是参与巴黎和会，这个背景都非常重要。在西方文明陷入“内战”、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秩序行将崩溃的情况下，中国的精英寄望于中国能够趁势而起。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收回青岛、山东的权益，第二个目标是希望能够以真正平等的姿态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后，便能以此为契机，逐渐收回鸦片战争后中国丢失的各类权益。换言之，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天朝大国的传统心态，转而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战争来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

您提到英国最初对中国参战的态度是消极的，之后又为何会转变态度呢？

徐国琦：实际上，1915年后英法俄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就已经开始转变了。战争刚爆发时，英法的青年都觉得这场战争是他们这代人的“成年礼”，是建功立业的机会，结果没想到遭遇的是一场全面战争（Total War）：飞机、大炮、机关枪、坦克、毒气、无限制潜艇战，无所不用其极。到了1915年，列强都意识到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参战是有价值的。当然，日本一直在阻挠中国参战，而德国则是在外交层面进行威胁和抗议。

1916年7月，因为“加里波利冒险”而灰头土脸、正在舔伤口的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演说，大意是说：现在大英帝国命运悬于一线，这个时候我们要向任何能帮助我们的人求援，哪怕是中国人（Even the Chinese）。对大英帝国来说，求助中国派遣华工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甚至自觉有损帝国颜面。然而，在西线战事消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放下帝国的面子。

根据您的研究，前后有多达十四万华工赴欧参战。不过，最初都是以“民间招募”的方式来组织的。采取这种策略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国琦：1915年春，权倾一时的“二总统”梁士诒已经开始考虑中国参战的具体方式，也最早提出了“以工代兵”——派遣华工赴欧洲支援协约国作战。梁士诒在中国政坛素有精于谋略之名，当时西方人管他叫“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评价相当高。他的“以工代兵”计划，一方面可以规避日本与德国的压力，暂时维持中立国的身份：因为前者阻挠中国参战，后者则一直在进行外交恫吓；另一方面则可为协约国的军事行动贡献实际力量，寄望于在战后秩序中获得承认。

除此之外，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也将华工赴欧视为一次文明交流学习的机会。1916年以后，蔡元培、蒋廷黻、李石曾、晏阳初、林语堂等人曾亲自为华工培训班写教案，抑或亲自授课。他们都认为中国普通民众能出国去淋浴欧风西雨，对中国自己的文明改造大有裨益。在他们看来，华工去欧洲前线，一方面是去拯救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是改造东方文明的一种方式。这里面的故事非常之多、非常之精彩。

在当时的法国、比利时前线，华工发挥的实际作用有多大？对一战的进程有直接影响吗？

徐国琦：美国和中国几乎是同时正式参战的，都是1917年。美国是4月，中国是8月。实际上，美国在军事上的直接贡献并没有过往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美国大兵抵达欧洲前线已是191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了，尽管打了几仗，但那时大局已定，德国几成强弩之末。美国参战的最大意义是在金融层面，避免了英法两国的财政破产。中国的贡献则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一战对英法两国人力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而中国则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西线提供强劳力，进而帮助英法两国避免人力资源破产的危险。

正是因为中国的参与，大战争才真正变成世界大战。中国是一战历史的一部分，一战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2009年时，我曾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没有一战，何来五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战，也没有日后共产革命席卷全球的风起云涌。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而中国对苏俄革命真正感兴趣是巴黎和会之后。正是因为对巴黎和会的失望，才转而寻找另一条道路。用姜文电影《让子弹飞》的台词来说，这颗子弹足足飞了两年之久。

既然提到了巴黎和会，我们不妨接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您刚才也提到当时中国曾寄望于通过参战来提升国家地位，获得列强的平等对待，然而却在巴黎和会上遭遇了失败。您怎么评价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

徐国琦：没错，中国对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一度寄予厚望，结果却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不过，我倒不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就是完全的“失败者”。因为在和会上，中国始终占据着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1919年6月28日，因中国外交官拒绝签字而空出的两张椅子，其实也是另一种胜利，是“软实力”的体现。通过这些外交努力，把你的理念和主张告诉全世界。和会后整整一年，全世界都在谈论“山东问题”。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联与战后秩序，在美国国内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当时威尔逊的政敌攻击他的最大口实，就是他在山东问题上出卖了中国，当然，这只是借口，但却是非常好的借口。日本尽管暂时攫取了一些利益，还是被逼到了道义的审判席上，结果到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不得不妥协。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自认外交失败，但日本人其实也没有成功。此外，由于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1年中国又和德国单独缔约，这是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签过的最平等的条约。所以，中德关系从1921年到1939年都比较稳定、友好，双方合作也很多。一战期间，中国与日本名义上属于同一阵营，实际上却是对手。中国与德国名义上分属敌对阵营，但对待巴黎和会后的国际秩序的态度却殊途同归。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日本在一战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有趣的是，在巴黎和会结束后，日本国内也普遍弥漫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自认为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怠慢与轻视。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徐国琦：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进程。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甲午战争后日本似乎就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但实际上，直到1899年，西方列强才放弃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到1911年日本才实现关税自主。换句话来说，崛起的日本在英法美等列强眼中，仍只是一个“小老弟”，还是在人家股掌之间。而日本对西方的态度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全力以赴地争取，想要挤进列强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轻视与排挤。日本一直试图证明自己，无论是在日俄战争中成为第一个打败西方大国的非白人国家，还是在一战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所谓“五强”。1895年甲午后，日本成为一个地区大国；一战爆发后，日本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就是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后院”，把德国的势力从亚太赶出去。

一战后，由于自身利益未能得到西方列强的完全认同，日本开始走向“单干”的道路，开始一步步远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Xu Guoqi,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我注意到，您最近有一本书《亚洲与大战》，其中不仅提到了中国、日本与一战的关系，还专门提及了印度、朝鲜、越南等国。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旨？

徐国琦：在《亚洲与大战》中，我梳理了中国、日本、印度、朝鲜、越南与一战之间的关系。日本是所谓“新兴大国”（Rising Power），中国是“尚在奋斗的大国”（Struggling Power），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朝鲜则是日本的殖民地。因为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前后约有一百万印度人以各种方式直接被卷入了战争，走向欧洲战场。这也是第一次有非白人到西方，帮助白人杀白人。

印度在一战之前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观念。通过一战，印度的统一概念在逐渐形成。一战爆发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自治要求自然变得更强烈。一战期间，印度精英全心全意地为大英帝国效力，支持战争，他们梦想战争结束后大英帝国会让印度自治。但英国在战后，并未让印度自治。甘地就在一战后从大英帝国的支持者，转变为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领袖。印度独立的种子是在一战期间埋下的。

越南也一样，前后有十万越南人在法国的安排下去了法国，成为法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过去，法国人是禁止越南人来宗主国的。巴黎和会期间，胡志明人就在法国，还给巴黎和会秘书处送去过有关越南自治的“八条纲领”。在吃了闭门羹之后，他才去了俄国，而越南的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从时间来说，朝鲜的“三一运动”是我们“五四运动”的先驱。中国自不待言。所以，我会在书中强调亚洲人都在分享这一段一战的历史记忆。

最后，我还是想请您谈谈一战华工的具体经历与作为个体的形象。百年前，这些华工在欧洲前线到底有怎样的战争经验？

徐国琦：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华工的历史是被刻意隐瞒的。英国政府当时的原则是不允许华工停留在英国境内，而是统统送往西欧前线。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担心国内劳工组织的抗议——大量华工在英国境内，会有损本土工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就是之前说过的那样，这对大英帝国来说始终是一件有损面子的事情。由于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曾有一艘满载华工的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华工死亡五百至七百人之多。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明显属于军事行为，相关国家对此都选择了保密。这就是为什么近二十万人次的华工途经加拿大，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由于保密到家，导致加拿大人几乎对此事一无所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加拿大法律规定，凡是入境加拿大的华人必须缴纳五百加元的人头税。为避免这个法律上的麻烦，就把这些华工全部锁在火车上，一路上不准出入，并对外封锁消息，严格保密。

1882年美国就通过了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不仅是美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中国人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一战华工最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在欧洲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待遇。这些华工基本上都是文盲、农民，百分之八十来自山东省。他们不仅是十四万名“士兵”，也是十四万名使者。洋人通过他们了解中国。作为战地劳工，他们每天都领薪水。法国当时所有适龄男性几乎都去了战场，相当多华工都能找到一个法国女朋友。你能想象吗？整整一百年前，一个目不识丁的山东农民能在法国找到一个法国女朋友，而且很多法国女朋友后来也都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战争结束后，这些华工由于大部分是文盲，无法留下自己的声音，而洋人也不愿说这些故事，以至于成了尘封的历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开始承认一战华工的历史贡献，而英国政府和主流社会直到去年才开始这么做。我觉得他们理应认识到，英国人欠中国人一个道歉、一句感谢。

在我看来，无论是一战与中国的故事，还是一战华工的故事，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更是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