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瞳︱查嗣庭案始末：金庸先祖的“文字狱”疑案

家族疑案

不久前，一代作家金庸先生逝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所塑造的武侠世界，写尽古今事，影响老少人。然而，虽然他营造了虚幻与现实交织的“江湖”，却鲜少在作品中显露自身情感，只是在《鹿鼎记》第一回备注（三联版）中，提到了自家先祖査嗣庭的故事。

由于金庸先生作品影响极大，传播极广，自报家门，很多人信之不疑。其中，査嗣庭雍正四年典江西乡试，因“维民所止”一题中“维止”二字，被诬告为“雍正”去头，从而得罪身死之说，众口相传，影响极广。但对查史料，此事牵强附会，无稽之处甚多，属于以事实为蓝本的演绎再加工。随着时代推移，野语村言，风闻杂说，层累而成，本就谜团重重之事，愈发缠夹不清。金庸先生一时失考，更是无意中加重了此事的混乱程度。后世学者聚讼纷纭，但也有未达其真处，不妨以史为凭，回溯既往，还此事以本来面目。

査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生于康熙三年（1664），正月二十一日子时，为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三弟（《龙山查氏族谱》卷三）。康熙四十四年中浙江乡试第二名，次年殿试二甲得第，进翰林院为庶吉士。雍正元年为侍讲学士，后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三月曾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雍正三年四月升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六月以本职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九月获罪被革职拿问，交三法司审判，次年自杀于狱中（履历据《清实录》）。雍正五年五月初七，此案最终审结，査嗣庭戮尸枭首，长子斩监侯，长兄查慎行父子免罪，次兄嗣瑮父子流三千里（刑科史书档案）。

查氏一门，因此案牵连极广，判决也不可谓不重。后人也颇有以此案论述清代文字狱之酷烈者。但纵观清代官方记录，《清实录》雍正四年九月乙卯（二十六日）条，收录上谕一道，其中有：“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是此案唯一疑似文字贾祸的内容，但并未提及究竟题目触犯何种忌讳。那么“维民所止”一说，又出自何处？而査嗣庭得罪如此之重的原因，又究竟是否仅为文字之事？

民国年间，坊间曾有“满清野史丛书”出版，共十二册，其中之一，名为《康雍乾间文字之狱》（本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更名“清代野史丛书”），内中有：“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末可见矣。”之下全文收录上谕，与《清实录》所载内容完全相同。

由于雍正帝上谕只说试题讥刺时事，想来民国初年，民间有“维民所止”传言，于是有好事者上下其手，将史实与传说并为一谈，以助销路，日后以讹传讹，此事遂风传天下，真假莫辨。

试题风波

清乾隆年间著名蒙古族文人法式善，曾著《清秘述闻》十六卷，记载清初至嘉庆时科名故实，辑录考官、学政的姓名、籍贯、出身，以及考试题目。其中卷五述及此次乡试：

江西考官礼部侍郎查嗣庭字润木，浙江海宁人，丙戌进士。编修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壬辰进士。题“君子不以”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蹊 之矣”。

历来有很多人以此为由，论述当年并无“维民所止”一题，但却忽略了《清秘述闻》中的一个显著问题。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科考，乡试、会试例考三场，首场共七题。其中四书三题，五经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共九题，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三场共五题，考经史时务策。当然，依当时惯例，名为三场并重，实则首场为重，首场中四书题更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第一场四书发挥上佳，中式即基本定论。故法式善仅收录首场考试的“四书”题，符合当时文人的习惯认知。而“维民所止”典出《诗经》，并不在该范围内。

但是“五经”题中是否就有所谓“维民所止”呢？

对观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所记雍正皇帝的上谕，较《实录》记载远为详细。

雍正皇帝认为，首场七题中，四书题有两道有问题，而五经题有三道。二场九题中，表一道有问题。最后的三场五道时务策中，则有两道有问题。我们不妨来对照史料，看一看査嗣庭究竟被皇帝抓住了何种“罪证”。

对照《清秘述闻》，首场四书题三道应为：

第一道：“子曰：君子不以人举言，不以言废人。”所谓一节，即完整的一段，出自《论语》。

第二道：“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出自《礼记·中庸》。

第三道：“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原文后本节尚有“今茅塞子之心矣”一句，因科举题目可以随意断章截搭，故述此类题目则取首尾，如《清秘述闻》所记：山径之蹊 之矣）。

三道题中，被雍正抓住的是第一与第三两道。于第一题，雍正皇帝的评价是：“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在雍正皇帝看来，三代圣治中尧舜之世，就是“以言举人”，而目前的科举制度，其实也属于“以言举人”。査嗣庭此题，显然不合国家取士之道。

对第三题，雍正帝的评论非常含混：“至孟艺题目，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为也。”《孟子》此语的原意，是借山间小径无人行走，则茅草塞路的比喻，告诫弟子高子，举凡习学诸事，不得半途而废。雍正帝怀疑査嗣庭借此语有暗讽之意。

关于五经试题四道，虽然未有典籍载明，但雍正帝抓住了其中三道大做文章，且解释中深意十足，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说法：

《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易经》三题：其旨远，其词文；《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一篇，辄敢为大逆不道之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年号，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词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今将汪景祺《历代年号论》发出，与众人观之。

雍正帝在这里用了颇有想象力的解释法，即认为第三题的作用，是串联第二题和第四题（旨远、词文），让人想到二题首字“正”，四题尾字“止”有关联。同时这个关联，则是为了呼应与上年（雍正三年）得罪的年羹尧幕客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个人之见，雍正帝在此处触及了查办査嗣庭的实质：即借机将其举荐人隆科多案，与年羹尧案呼应齐观，后文会详细提及。先看之后的二三场试题中，査嗣庭又犯了哪些“错误”。

二场表题，査嗣庭出的为京察而作的谢表。雍正帝认为“尤觉非体”，因为：“京察系朝廷大典，五年例一举行，令作谢表，不知为何人称谢？”同时提出，之前査嗣庭曾因犯欺罔之罪，被参劾应降职。雍正帝特命其从宽留任。此刻风波刚平，提到京察“不知查嗣庭之意欲士子代伊称谢乎？抑查嗣庭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京察起自明代，主要是考察在京官员的政绩操行，从而决定其去留功罪。在雍正帝看来，査嗣庭借题发挥，对自己得罪之事表达不满。

三场时务策五道中，两道引发了雍正帝的不满。其一题为“君犹心腹，臣犹股肱”，其二题为：“勤始怠终，勉强自然。”对第一题，雍正帝认为：“夫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第二题则视为“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为此论，以蛊惑人心耳”。

试题问题只是雍正帝陈述不满的开始，之后搜检査嗣庭日记时，又发现他对当时诸多朝廷政策有所非议。在《起居注》记载中，雍正帝不厌其烦，枚举条列，当然解释方法也与对试题的解读大同小异。最终，在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内阁大学士田从典等人具题的结案题本中（刑科史书），包括试题、日记内容都成为査嗣庭的正式罪责。同时加以“谄附隆科多、蔡珽”一款，数罪并罚审结。

原因探究

纵观整个过程，如果仅以“文字狱”三字解释，显得颇为蹊跷。清初以文字贾祸者，也有区别。其中使用南明年号或历法，如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同样提及的庄廷鑨明史案。如果置于历史背景下观察，当时的政治文化与律法结构中，虽然案件背后不乏私怨报复，但“不尊正朔”一条，的确可以构成罪责。用今人眼光看，也可称之为较为纯粹的“文字狱”。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案件，虽然以文字入手，但背后牵扯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与派系斗争。如发生在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就与康熙帝二废太子一事有密切联系。

关于査嗣庭案，查本人曾身为主考，并非率尔操觚、不知轻重之辈。同时考题出自孔孟经典，在当时情形下，如论孟之书都有思想禁忌，那清代科举几乎无法举行。如果认为雍正帝本人对儒学不解、对孔孟之道有成见，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细观事件全过程，与其认为査嗣庭是因文祸人，倒不如说雍正帝因人查文、罗织罪状更为合理，而如此作为的真正情由，在雍正帝上谕中其实也直言不讳：与隆科多有染。

査嗣庭案发于雍正四年九月，正是雍正初年政治气氛最为紧张的时刻。从雍正三年到四年间，大案迭出，主因还是由于康熙末年九子夺嫡，大位之争空前激烈，此刻雍正帝开始清算相关人、事。本年（雍正四年）初，皇八子廉亲王允禩、皇九子允禟被更名削籍，圈禁看管。就在査嗣庭案发前不到一月，两人先后卒于监所，被雍正帝称为“冥诛”（《大义觉迷录》）。夺嫡时期两位死敌的死亡，并非这场大戏的全部。在前年即雍正三年，夙称雍正帝亲信、起家于雍邸旧人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大罪九十二款下狱，本年初赐自尽身死。而雍正帝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自己的舅父、畅春园即位时最为重要的臣子：隆科多。

历来史家民间，多以年隆并称，以致于将年、隆受戮，视为同因。然而自历史记载看，年、隆出身迥异，性格不同，平素也并未见私交甚密。年羹尧在雍正初年自恃军功，又身为皇帝内眷（敦肃皇贵妃年氏次兄），行事不免飞扬跋扈，兼且手握重兵，终致大祸。相反隆科多于雍正即位后，处处谦退小心，行事亦无越礼违法处，故隆案相比年案，更复杂也更为隐晦。从现存雍正朝朱批奏折看，早在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就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朱批中透露：“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揆诸史籍，如果说年当时确有跋扈，隆却并无显著恶迹。个人认为，雍正皇帝有意将二人并提，实因隆科多于康熙驾崩时近侍其旁，为唯一非皇子之人，同时承宣末命，实为雍正登基最大“功臣”。虽然学界目前对雍正即位看法莫衷一是，但隆科多地位特殊，且久处危疑之地，当无异议。关于雍正登基，本人观点可参看拙作《新展“康熙遗诏”难解雍正即位疑案》（《光明日报》2013年9月26日）。

如前引档案史料可证，雍正帝对隆科多猜忌之心始终不决，在年羹尧与允禩等人俱已伏诛后，隆科多的处境已愈发艰难。但他自己行事谨慎，不留把柄，皇帝难于下手，不过他引荐的査嗣庭，在乡试中却被雍正帝抓住了破绽。

如前文所言，实则雍正帝自述中，余者皆无关紧要，最关键者，是査嗣庭所出题目，无意暗合了年羹尧案中被一并处理的汪景祺《历代年号论》。汪景祺浙江举人，雍正二年为求仕进，投书年羹尧称为“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收录于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年案受牵，被查抄出作品《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有“功臣不可为”等条触怒雍正帝。本书流传至今，但年号论已不存，或遭禁毁，不过雍正帝曾公开发放臣下观阅，应非虚言。当时雍正帝将汪景祺及之后的钱名世“名教罪人”案大肆宣传，作为无行文人攀附权贵的代表。当时隆科多言行均无大过，贸然处理，恐引发天下疑窦，一方面，雍正帝有意将其与年羹尧并称，而在处理过程中，也事事比照年案，只是对外并不大张旗鼓而已。

综上所述，其实査嗣庭案的全部线索已格外清晰，真实目的也呼之欲出。査嗣庭本为隆科多举荐，另外与年案中颇为活跃的雍邸旧人蔡珽，也交往极多。而在査嗣庭案发次年，蔡珽与隆科多均被处理，在二者的案件中，牵扯査嗣庭都是明定罪过之一。因此可说，査嗣庭案在根本上，是被作为隆案的前兆而引发的（蔡珽案的根本目的也是隆科多案）。

另外，对雍正帝而言，査嗣庭试题的出现，为将査嗣庭附隆，与汪景祺附年并提，从而达到使年、隆彻底等量齐观，最大限度淡化隆科多案政治影响力的目的。此后，雍正帝每每将汪、查并提（起居注四年十月十六日、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甚至公开宣称因二人同为浙江人，停止当年浙江乡会试（清实录雍正四年十一月乙卯条）。而在查案最后的审结题本中，“隆科多、蔡珽与査嗣庭互相交结、扶同保举（清律为斩监侯罪名）”，更是说明了此案超越“文字狱”的“朋党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