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谈袍哥与四川地方社会

彭珊珊

2018-11-18 09:5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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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王笛,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曾任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著有“茶馆两部曲”——《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以及同样聚焦川渝地区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近期出版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是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第一部微观史作品。王笛通过一份1945年燕京大学学生对四川袍哥的田野调查报告,探析这个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社团;他惊讶于“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袍哥的认识居然没有多大进步”。
袍哥曾是四川地区势力最大的秘密会党。它不是普通社会组织,而是暴力团体,但政府默认它的存在,甚至必须依靠袍哥来治理地方社会。袍哥在四川的壮大占尽天时地利,与地方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至今仍在川渝文化中留有强烈的印记。
《袍哥》,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392页,69.00元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部微观史作品,我们知道除此之外您还在进行一项更宏大的研究:《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您对袍哥的关注因何而起?
王笛:我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袍哥问题。当时正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那是以四川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搜集资料时就自然地涉及到袍哥。因为资料少,关于袍哥的部分只写了几页,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索。1980年代末我得到美国王安汉学基金的资助,开始查找有关资料。
后来我去美国攻读博士,袍哥是候选的论文题目之一。我想在“茶馆”“袍哥”“街头文化”三个主题中考虑论文,最后考虑到前两个问题比较范围比较窄,资料难度比较大,决定先写“街头文化”。这项研究2003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被译成中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入选了当年的《中华读书报》十佳图书。从2001年《街头文化》交出版社后,我就开始“茶馆”的写作,两本《茶馆》花了大约十七年的时间。但研究袍哥始终是我的夙愿,我没有放弃搜集资料。
2009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之余,把该校东亚图书馆里的四川文史资料——从区、县,到市省级——翻了个遍。伯克利的中国文史资料非常齐全、使用方便,我从中收集到了远比想象中丰富的袍哥史料。原本打算写一本比较宏观的专著——《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探索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袍哥的方方面面,并且得到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奖金的资助,做了田野考察,已经开始处理资料。不过现在发现,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可能要分成三卷来写。
十多年前,我得到了1945年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做的袍哥调查报告,到2014年才开始仔细琢磨怎么使用的问题。虽然报告只有两万多字,但它集中于一个人(雷明远)、一个家庭,呈现了许多细节,很有故事性。我就想到以这一故事为基础来写一本微观史著作。
因为事先构思了很久,写作《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非常顺利,只用两年就完成了初稿,另外两年修改出版;而我写《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用了十二年。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更喜欢《袍哥》,它反映了我这些年来对微观史学的探索,而且以讲故事的手法,尽量把史学著作写得更有吸引力。
《袍哥》是我的几本书中最接近大众的。它虽然是微观史作品,但个案中涉及更宏大和广泛的问题。首先是故事的大背景,如抗日战争、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其次涉及学术史,社会学和人类学怎样进入中国,怎样影响到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还有1949年解放军怎样接管乡村——过去我们只知道共产党如何接管城市,但六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说清楚乡村发生了什么。通过袍哥研究可以看到解放军进入四川农村以后的情况。
我对袍哥的兴趣也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关。过去历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主,1980年代以后开始重视社会文化史,国内也有像蔡少卿、秦宝琦这样的学者开始研究秘密社会。
另外,我出生、成长在成都,听我母亲说,家里有亲戚是袍哥,也常听到同学谈起,家里有亲戚、朋友或者父亲就是袍哥,能感觉到1949年以前袍哥是无所不在的。
加上我在写第一本《茶馆》时便涉及袍哥与茶馆的关系——成都平原上的许多茶馆就是袍哥的“码头”,袍哥在茶馆里“吃讲茶”等等。可以说到2014年写《袍哥》的时候,各种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一家熙熙攘攘的四川乡场茶馆,1941年。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记者C.麦丹斯在四川龙泉驿拍摄。
您在《茶馆》中也写袍哥,提到“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是不是可以说,从《茶馆》到《袍哥》,有一个共同的关怀是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角力?
王笛:是的。虽然袍哥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是非法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地方权力结构中最主要的力量——我所说的“最主要”,是指它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地方政府。
袍哥成员分布广泛,三四十年代的川西平原,袍哥已经进入到政府、军队、警察等要害机关和部门,各乡的乡长、保甲长几乎全是袍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收税、实施新的法规、维系地方治安,如果没有袍哥的参与,几乎就无法实现。所以袍哥成为地方管理的一个主要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袍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清末新政以后,现代国家把传统的社会组织摧毁了,包括土地会、清明会、宗教团体、慈善团体等等,但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地方控制上远没有达到取而代之的程度,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阀割据,因此产生了权力真空,给袍哥留下了政治和社会扩展的巨大空间。
所以袍哥的兴起,一方面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一方面是政府无法控制基层社会,而为其创造了条件。机缘巧合,使袍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袍哥曾经因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而短暂地公开活动过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候都是被命令禁止的非法组织。然而国家又没有能力把它消灭,反而越来越凸显他们在地方社会的作用。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国民政府虽然下令禁止袍哥,但从未真正采取严厉措施摧毁这个组织,大多数情况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袍哥把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双方就井水不犯河水。
左图为袍哥的“茶碗阵”,即把茶碗摆成一定阵势,作为联络“暗号”;右图是秘密社会的隐字,暗含“反清复明”。
另外四川还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四川迟至1935年才真正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段时间里四川实行军阀防区制,这种政治上的分立也给袍哥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35年,即便中央政府名义上控制了四川,从上到下也都是袍哥的势力。这就形成了袍哥和四川各级政府和军事力量共存的局面。要知道,袍哥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组织,它是一个暴力团体,但是政府也只能默认他们的存在。
从袍哥和政府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权力的博弈或争夺,造就了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稳定的机制,或者叫社会不稳定的机制。袍哥扮演双重角色,它可以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就像1920年代四川土匪横行的时候,袍哥为平定匪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袍哥本身又是暴力团体,帮派林立,难免互相争夺地盘、为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引发流血事件。书中的袍哥主人公——雷明远身上就有好几条人命,包括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被他杀死。这些都说明了地方权力结构中袍哥的特殊地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沈宝媛去做乡村调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调查袍哥,她的出发点是研究地方权力结构。她是外地人、城市人,初到调查地点“望镇”时,对四川、乡村、袍哥都不了解。但在访问过程中,她去请教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乡绅,得到的答案就是,想了解地方权力结构,必须研究袍哥。后来她在机缘和努力之下认识了袍哥首领雷明远,才顺理成章地开始研究雷明远和他的家庭。

四川乡村的权力人物。美国记者C.麦丹斯1941年摄于龙泉驿。
您在研究中多次提示了袍哥群体的复杂性。梁山好汉式的草莽英雄、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扶危济困的乡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合作的进步力量,又或者罗宾汉式的“侠盗”……如何在多样的历史叙述中认识袍哥?

王笛:我越来越觉得对资料的批判性阅读很重要。记录资料的人可能带有目的性或偏见,他们的政治观点、教育程度、阶级背景、经济地位、个人好恶,都可能影响到资料的记载。
袍哥作为秘密社会组织,清政府称之为“会匪”,将他们和土匪并列,显然是将其作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坏人”来描述的。虽然在辛亥革命由于反清有功,一度“洗白”,但在民国政府的话语系统中很快又打回原形。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几乎延续了这种话语系统,秘密社会组织就是“社会毒瘤”、消极因素,记载关于他们的故事也主要强调其违法活动、及对人民的伤害等等。
资料的偏见会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影响。近些年来,我也反思过这个问题。写《跨出封闭的世界》时,对官方、精英话语对下层人的歧视和偏见缺乏分析,后来写《街头文化》《茶馆》时,有意识地把这些记载作为一种叙事或文本,而不是简单作为信史。在《袍哥》这本书中,我努力地以尽可能公允的态度对待资料。
过去我们喜欢把研究的对象理想化、绝对化,其实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不急于下“好”“坏”的定论,不希望读者读过《袍哥》这本书以后,对雷明远产生“爱”或者“恨”,而是从他身上看到袍哥是怎样一批人,在地方扮演什么角色,通过对雷明远个人、对袍哥群体的理解,来真正认识民国,认识过去的乡村社会。
能否给袍哥群体一个大致的定义?
王笛:最初的袍哥确实是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组织。至于他们的起源,我引用了他们自己描述的历史,是一个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结盟的故事。其实,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都在讲同样的故事。我们现在无法证实故事的可靠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和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组织。
早期参加袍哥的人大都来自下层社会,但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大致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前者有一定社会地位,遵守纪律,有正常的职业,代表了袍哥的正面形象。他们可能也杀人,但他们是杀富济贫、罗宾汉式的人物。而“浑水袍哥”更类似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包括土匪、小偷、骗子、江湖人士等等。他们以袍哥为职业,从事违法活动。
浑水袍哥这个类型就经常成为政府镇压的一个口实,因为他们作奸犯科。但总的来讲,在民间传说中,袍哥一直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他们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地方有相当威望,受到人民的尊敬,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我几乎翻遍了民国时期关于袍哥的地方报纸和文章。这些地方报纸特别喜欢讲袍哥的奇闻轶事,大多是带有正面意义的。
更不用说,在抗战时期,出川抗日军队中的袍哥英勇善战,著名的川军将领范绍增是袍哥舵把子,他参加淞沪抗战,回来以后变卖家产,组织八十八军出川抗日,立下赫赫战功。袍哥还动员捐献飞机,参加爱国活动。
1949年以后,袍哥组织被彻底摧毁。以后关于这个组织的历史叙述主要就是消极的了。
袍哥群体是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的好或坏、进步或落后来定义。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始终是一个和国家权力对抗的群体。
当然,在民国后期他们也成功地与政府、军队和地方权力结合在一起。在川西平原,几乎所有的乡长、副乡长、保甲长都是袍哥,以及四川主要城市议会的选举中,他们成功地进入了政界。
四川龙泉驿的乡场首领,据王笛估计是一位袍哥大爷。美国记者C.麦丹斯摄于1941年。
能否谈谈袍哥与四川的关系?您的书里提到,历史上的袍哥群体有排斥外省人的举动。与天地会等其他秘密会党相比,袍哥的地方色彩为什么尤其浓厚?
王笛:袍哥确实是地方性的。袍哥内部没有一个集团首领来统率各个山堂、公口,都是以地方为基础的。在城市里以街道为势力范围,在农村里以乡场划分地盘,活动一般严格限制在自己的区域之内。而且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甚至解决冲突——“吃讲茶”就是发生纠纷以后,去茶馆找袍哥评理。与乡土的这种联系,实际上也是袍哥的社会基础。
因为地域观念强,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就会产生排他性。国民党省直委曾经发过一份公函,讲到威远县有个退伍军人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帮会两千多人成立“四和兴社”,这种帮会的联合引起了国民党地方高层的关注,要求查办。这个“四和兴社”的章程说得很清楚,一方面要支持抗战,另一方面要排斥外省人。因为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移民内迁,和本地人很可能发生冲突、矛盾。袍哥组织自认为要代表本土的利益,所以在章程里显示了这种排他性。他们是地方领袖,代表地方利益。当然他们内部也是互相争夺的。
至于为什么袍哥在四川能发展壮大?有着历史、传统、地域等各种复杂因素。
明末战争后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根据我的研究,清初四川人口只有五十万。于是就有“湖广填四川”。这种长途迁徙不适合拖家带口,往往是青壮年只身前来,所以总的来讲,比起中国南方其他地方,大家族的影响在四川相对薄弱。
而移民涌进新的地方,免不了和土著发生纠纷,面临生存发展的问题,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互助网络。袍哥这种组织就起到帮助的作用,结成团体,形成认同,互帮互助。
加上刚才提到的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地区国家权力的缺失等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袍哥在两百多年间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越来越壮大。
1940年代的四川和川西平原
四川乡绅。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1914年摄。
您在书中写了袍哥“副舵把子”雷明远的命运,他的没落最耐人寻味——居然是因为穷。一个秘密帮会的首领,因为没有按时交租而被扫地出门,财力出现问题导致权力衰落,这与我们过去的想象与认知有些不同,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王笛:根据土改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雇工),雷明远家雇有一个长工,四个短工,还有一个婢女,俨然和地主、富农一个档次。但他其实没有田产,是佃户,应该划归“贫农”。所以他的身份是复杂的。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是地方袍哥的“副舵把子”,手里有枪杆子和一帮袍哥兄弟,土匪横行时曾带头镇压土匪,是个英雄人物,在江湖上很有地位。但他一旦没有按时交租,地主马上把田转租给别人,还不得不搬家,可以说是被“扫地出门”,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雷明远当过保安主任,当过副乡长,居然被一个地主毫不留情地置于窘境。
而且这导致了他在袍哥内部的没落。他作为袍哥首领,养不起蹭吃蹭喝的小兄弟——农忙时弟兄们来帮忙,平时赴汤蹈火,过春节袍哥大老爷是要请客的,这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活动,兄弟对你忠心,大哥应该犒劳兄弟们,这是维系社会契约关系的活动。
但雷明远因为失去佃田以及抽鸦片等原因,财力枯竭,负担不起。在地方上,有很多人盯着“副舵把子”的位置,伺机取而代之,他一旦退出了这种春节请客的仪式,就玩不下去了。这是这个圈子的规则。
既然财力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不用他的枪、用武力迫使地主继续将土地租佃给他呢?沈宝媛在调查报告里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解释?
可能沈宝媛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没有想到会给后人留下困惑。其实这反映了川西平原的契约关系的重要性,袍哥首领也不能随便违背这种契约关系。这也说明,袍哥在地方上的声望,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维持这种秩序,而不是破坏这种秩序。袍哥有自己的规矩,不能倚强凌弱、以大欺小,不能欺侮妇女,等等,一旦违犯规矩,惩罚非常严酷,甚至处以死刑。
所以,传统的契约关系不会被打破。从这里延伸开去,这也解释了1920年代以来,在两湖、两广、江西等省份蓬勃发展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为什么都没有在川西平原出现。追溯得更远一点,历史上就很少从川西平原掀起的农民起义。成都平原有都江堰自留灌溉,建立了一套比较稳定的生态系统,成了中国西部、乃至中国内地最富庶的地区,所以川西平原农民的生活是很稳定的。
川西平原的灌溉水渠、水牛和牧童。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我在书中描述过一个寡妇、佃户傅太婆的家。她住的房子,有神堂、正厅、偏房、储藏室、牛棚、猪圈等,前后有篱笆墙,墙外有清清的河水,竹林环绕,一个农村寡妇的生活尚且如此,可见整体上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必要去革命。沈宝媛这样左翼知识分子,按理说不会刻意去描述地主如何优待农民,她写道,农忙季节,长工短工去地主家干活,一天能吃五顿饭,其中两顿是有酒的。
所以,雷明远有枪也无济于事。他可以提枪打死女儿,打死土匪,打死一个名声不佳的寡妇,但他不能把地主打死、把佃田强占。在传统的契约关系下,乡村社会有相对的稳定性。过去我们有种误解,以为乡村都是土豪劣绅的天下,有土豪劣绅不假,但绝对不占主流。在川西乡村,生活是安定的,是自给自足的。
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院落。和北方农村不同,人们散居在田野和丘陵,而不是聚居在村庄里。李约瑟1943-1946年间拍摄。
1910年成都东北郊青龙场赶场天的场景。美国传教士那爱德摄。
调查雷明远的是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她的报告是您写这本书最重要的资料。您如何看待她对袍哥及乡村社会的认知?她对袍哥与社会制约的关系是否找到了答案?
王笛:在书中我反复强调,沈宝媛是同情农民的,她不喜欢城市生活,同情农民,向往农村,所以她的调查报告是力图用比较平和的、不带偏见的记录。这是她的报告珍贵的地方。她对雷明远家庭的各个方面都有描述,给我留下了很多发展和扩展的空间。
她描述的雷明远是一个复杂的人。如果她的描述是铁板一块,像后来文史资料里的土匪恶霸一样,对我来说价值就减少了许多。但沈宝媛描述了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我得以通过她来考察雷明远在地方社会的角色。
同时,沈宝媛又有她的价值判断,她对雷明远、袍哥有很多评语。这恰好也给了我发挥的空间。
从各方面资料看,沈宝媛肯定是左翼知识分子,如她参加燕京大学“海燕”剧团,“海燕”名称来自高尔基的诗歌,演的都是左翼的、进步的作品。在这个背景之下,解读她对袍哥的评语,提供了我探索她内心世界的渠道。
同时,沈宝媛作为一个受西方社会学训练的学生,父亲是留美学生,她提问题的角度和调查的方法,和她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分不开。她受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育,“社会制约”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这类社会学用语,沈宝媛往往要加上英文的相应词汇,因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从中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对中国的影响,那一代知识分子试图用这些概念,来提出和分析中国的农村社会组织。
但实事求是地说,沈宝媛的报告从方法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只能说符合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她虽然想用一些理论和概念,比如“社会制约”,但总的来说没有用这些概念进行分析。不过,1940年代战争时期一个大学生能够做出这种调查,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十分令人钦佩。
沈宝媛毕业论文封面
您一共写了三层叙事,除了袍哥雷明远,调查者沈宝媛,还有您作为研究者的分析。为什么说您的研究是在“完成她(沈宝媛)未完成的任务”?
王笛:沈宝媛报告的分析处于比较简单的层次,更多的是事实的描述,这可能使这篇报告的学术价值受到影响,但对我把它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却是求之不得的。她虽然在处理资料方面缺乏更有效的手段,但这保存了田野考察的真实性和原始状态。
你注意到了这句话:“完成她没有完成的任务”。她没有处理完的材料,现在我来继续进行,尽管这已经是七十多年后了,而我们对袍哥的认识居然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在写作过程中,我为了寻找沈宝媛做了很多努力,最后发现她还健在,并且终于联系上了她。但没想到,老人已经完全不记得过去的事了,那一瞬间我真是极度地失望。
原本我是满怀希望的,有许多问题,只需要她一句话就能迎刃而解,如使用了化名的考察地点、成都郊区的“望镇”具体在哪里?“雷明远”的真名是什么?后来她和雷家还继续联系吗?“雷明远”的结局如何,因为有命债被镇压了吗?还是因为抽鸦片早死?或者由于穷得一名不文,而在土改中分得一份土地?
但也正因为没有从沈宝媛那里找到答案,才有了专门考证“望镇”真实地方的那一章。那是另一种乐趣,从细微处顺藤摸瓜,不仅找到这些被书写者隐匿的信息,而且发现了一些更大的背景。
沈宝媛系中国图书馆学奠基人沈祖荣之女。图为2005年沈宝媛女士(左四)在中山大学“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颁奖仪式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沈宝媛在报告中说指出,袍哥脱离了人民大众,早期袍哥反对满清王朝,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然而却逐渐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但同时她说,袍哥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大义周刊》所展示的袍哥就是以后袍哥的希望”。
我就此调查《大义周刊》的背景,发现这是共产党以袍哥的名义办一个杂志,中共专门派地下党员杜重石从延安到成都找民盟主席张澜,办《大义周刊》为共产党以后进入四川后利用袍哥做准备。但是当时沈宝媛根本不知道这份杂志的背景。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信息就能延伸出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是微观史的迷人之处。
我想,雷明远、沈宝媛和我的三种叙事,我们的对话是一种交织。我通过沈宝媛的眼睛看雷明远,读者通过我的眼睛看沈宝媛和雷明远。我是最后讲故事的人,把这些角度都编到一起,建构一个完整的叙事。
在袍哥覆没前夕,他们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比如注重改造形象,试图像民国时期一样和新政府再度联合。为什么此前袍哥始终没有被真正清理,但1949年以后做到了?
王笛:我在“袍哥的覆没”一章谈到,最终袍哥是被武装镇压的。尤其是在“镇压反革命”中,上层的袍哥几乎都被消灭了。
共产党进入四川的时候,袍哥并没有打算抵抗,因为他们并不想自不量力地以卵击石。说实话,他们也没有对国民党忠心的必要,毕竟国民党也一直把其列为非法组织。再加上地下党早就在袍哥中进行了活动,解放军进川后,也利用袍哥力量帮助地方的接收工作。
但为什么后来袍哥组织了暴乱?
解放军进四川是1949年12月,那一年农民、地主已经纳粮给国民党了,剩下的是口粮。大军入川,除了解放军自己,还有大量干部、国民党投降部队,突然增加这么多人要吃饭,粮食缺口巨大。解放军派征粮工作队到各个乡村,由于没有粮,难免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暴力征粮。袍哥向来是以地方为本位的,这时也充当了抗粮的先锋,以致杀害征粮工作队员,这就是一般官方资料记载的“土匪暴乱”。当然,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袍哥投身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武装,最后被解放军剿灭。
不过我认为,无论袍哥是否参加“暴乱”,他们被镇压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生的政权不可能允许地方社会上存在这样一股势力——它在传统上就是与国家进行对抗,起初是要推翻清政府,后来是对抗国民党政府。但是历届政府都没有力量将他们消灭,甚至还不得不依靠袍哥治理地方社会。然而,共产党稳定地方的能力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所能同日而语的,当袍哥选择和新政权对抗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袍哥,四川,秘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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