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纳尔杜齐评HBO新剧《我的天才女友》

要把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跻身过去十年中全球最风靡的小说）拍成叫人满意的电视剧可不容易（三十二集，算下来每本小说拍八集），“叫人满意”肯定不是差强人意，而是“满足人们的期待”。难就难在那些高得让人眩晕的期待。费兰特的崇拜者表达喜爱之情是出了名的大嗓门——比如2016年《观察家》就将埃莱娜·费兰特与“吃货”和“摊腿男”（the manspreader：指公共交通上叉开腿坐时占据超过一人位空间的男人）并列为一种“二十一世纪类型”。去年的纪录片《费兰特热》（Ferrante Fever）中，导演贾科莫·杜尔齐（Giacomo Durzi）受到“排山倒海的激情”的驱使，试图采访读者来捕捉那种狂热，这些读者包括乔纳森·弗兰岑、罗贝托·萨维亚诺、希拉里·克林顿等等，希拉里形容四部曲“有催眠般魔力……我读得停不下来，一直在想它”（这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这小说甚至催生了一个产业，有不少旅行社都提供“费兰特的那不勒斯”之旅，花上二百五十欧元，你就能喝着咖啡吃着点心，跟着私人导游带你“寻找莉拉”——四部曲中的女主角之一。

这种狂热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对奥斯丁的持续饥渴，还有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死忠粉——去她家朝圣的人实在太多，她有时候得假扮成女佣才能逃脱。（费兰特承认自己受了奥斯丁和奥尔科特的影响，不论是在对匿名的渴望，还是题材的选择上。）不过，就我们的意大利作家而言，热闹可能导致了萨维里奥·科斯坦佐（Saverio Costanzo）改编的《我的天才女友》头两集那陈旧又小心翼翼的氛围，似乎导演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瘟疫般的批评家，就像小说主人公埃莱娜·格雷科想象中的“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生物”，会在晚上出来钻进水里、空气里，令女人们成天怒气冲冲。

科斯坦佐最知名的电影是2013年的《饥饿的心》。这次改编《我的天才女友》，费兰特也参与了编剧，开头和小说的序曲场景一模一样：中年的埃莱娜在深夜接到一通电话，是多年未见的童年玩伴莉拉·赛鲁罗的儿子打来的，莉拉突然失踪了，而埃莱娜一直知道她会这么做，她甚至把自己从家庭相片中都剪掉了。埃莱娜挂断那哭哭啼啼的男人的电话，在黑暗中打开电脑。旁白（科斯坦佐经常合作的女演员阿尔巴·罗尔瓦凯尔）说：“我答应过你永远不会这样做，但我真的很生气。”埃莱娜开始写“你一生的故事……多年里你告诉我的一切”。这很重要，因为它给整个叙述打下了框架，故事的高潮是时间跨越六十载、空间跨越整个意大利的对决。“这次我也要拼尽全力，看看谁能赢。”在埃莱娜的书房里，一只大狗竖起耳朵。梅菲斯特就在我们中间。

接下来我们回到了1950年代的那不勒斯小镇，尘土飞扬的街道是埃莱娜和莉拉的根基。小学是她俩较劲的开始，她们都想得到女老师奥利维耶罗的夸奖。莉拉的形象跟费兰特小说中描述的一样：“瘦得像一条腌过的凤尾鱼。”她能读会写，而埃莱娜虽然书写端正，却还不会遣词造句。小镇上下处处有争吵，虽然小说是用标准意大利语写的，偶尔有方言，但在电视剧中，只有埃莱娜的画外音是普通话，其他都是那不勒斯土话，连意大利人看也需要字幕帮忙。就像2008年的电影《格莫拉》（以及在播的同名电视剧）背景也是那不勒斯最穷苦的地区，方言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情境。

《我的天才女友》前两集无可避免地要让位于场景设置和人物情节介绍，好比是小说最前头的人物表。于是我们看到了放学后在马路上叫卖水果和蔬菜“傻蛋”恩佐，佩卢索一家——他们和堂·阿奇勒（“童话故事里的食人魔”）势不两立，尼诺·萨拉托雷的父亲总爱照顾新近守寡的梅丽娜。剧情暗示了开酒吧和点心房的索拉拉一家与卡拉奇家的争夺地盘之战，我们还看到了两位女主人公的洋娃娃，换娃娃宣告了女孩间的魔鬼契约。第二集围绕金钱主题，人人都需要钱，但只有少数人比如堂·阿奇勒和索拉拉家才有。黑市当道。莉拉被一辆崭新的小黄蜂摩托车的声音吸引着转过了头。两个女孩从堂·阿奇勒那儿要了点钱，买了一本《小妇人》，她们通过乔的角色，有了写作挣钱的念头。莉拉的想象力可丰富了。奥尔科特笔下的德性和财富之战在这里会怎样展开？

该剧的制作很认真，有时候到了照本宣科的程度。比如小说里绝望的梅丽娜被抛弃后，除了啊啊啊地嘶吼，没法说出任何字词，好像受了重伤一般，她的瓶瓶罐罐从窗口飞出来，砸在地上。而在电视剧中，这一幕长达三分钟，变得如肥皂剧一般扁平。

也许我们应该将这一切与上月《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放在一起考量。在玛吉·吉伦哈尔宣布将改编费兰特的早期小说后，费兰特解释：

我绝不会对一个女导演说：“这是我的书，这是我的视角。如果你想拍成电影，就必须按这个来。”就算她全盘背叛我的文本，我也不会说一句话。

但如果导演是男人，“我就不会那么纵容”，“就算他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我也会请他……进入我的故事的笼子，而不是把我的故事拽进他的笼子”。的确，《碎片集：一个作家的旅程》（Frantumaglia: A Writer’s Journey）中，费兰特复制了她与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1995年改编了她的小说《肮脏的爱情》）的通信，准确地呈现了这种谈判能有多琐碎。每次马尔托内提供一稿，作家都会加上“小注释”，在意识到控制和创造之间的脆弱关系时，又要为挑衅道歉（“但我也不想太过分，我是不是愚蠢地过度干预你的工作了？”）。费兰特时常使用笼子的比喻，她说：“一个故事是一种反常的笼子，它既用策略诱捕了你，但相反地，又让你感到自由。”在《我的天才女友》的头几集，我们似乎暂时地，摸到了笼子的外围。

（本文发表于2018年11月21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获作者授权翻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