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新财产与旧权力的……博弈故事

李公明

2018-12-06 14:48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财产故事》,[美]斯图尔特·班纳 著,陈贤凯 许可 译,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1月出版,467页,66.00元
美国著名法学家斯图尔特·班纳在他的著作《财产故事》(陈贤凯、许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中告诉读者:所谓“财产”,指的不是“物”、物质或其他东西,而是指一种抽象概念,是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或关系;而“我们关于财产的观念总是充满争议的,并且总是处于流变之中的。财产权作为一项人类制度,是为了服务广泛的目的而存在的。这些目的因时而变,而随着它们的改变,关于‘财产实际上是什么’的一般观点也随之变化。随着围绕于特定目标的新联盟的形成,它们推动着对财产的一般理解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4页)。这些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思考起来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但是,如果要求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和都明白财产不是什么物品,而是一束权利,一束永远在变化过程中的权利,恐怕很困难。原因在于,离开了“物”的“财产”就只剩下一个关于权利的抽象概念,似乎没有人会愿意为了抽象的、观念的“财产”而每天上班工作,也没有人能离开作为“物”的财产而生活下去。在真金白银的财产面前,权利、关系等概念似乎显得很虚、很苍白,如果任人选择,恐怕很多人要的是前者。
但是,当作者具体地从权利、关系的角度来认定的“新财产”的时候,尤其是在论述“所有的财产本质上都是政府的授权”这样彻底的实证主义观点的时候,人们的感受可能产生有很大变化——如果政府给国民提供各种类型的福利,给自己的雇员发放工资,提供养老保险,定期给穷人和残疾人提供补助,在这种情况中,当转账完成——也就是说,当钱落入政府雇员或社会保险接受者和福利接受者手中时,这些钱就是他们的个人财产,与他们拥有的其他钱并没什么两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在转账发生之前,他们是否享有期待中的那笔钱的任何财产权?即是否享有持续收到资助款的期待权?如果政府打算终止向某个雇员支付工资,或者终止对某个社会保险接受者的保险金时,政府是否在剥夺此人的财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关于权利、关系的观念就一点都不苍白了,权利的观念本身就是真金白银——在逻辑上和期待中应该付给你的钱就已经是属于你的财产,政府不按时付给你就是侵犯了你的财产权。班纳说在美国,在1970年之前,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没有给到你的钱就还不是你的财产(339—340页)。但是在那以后发生了变化,因为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和改革。改革的动力既来自人们对权利与政府权力观念所发生的变化,也来自于人们希望得到如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完全正义”(total justice)的权利 ——一种被政府公平对待的概括性权利,以及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可得到救济的相应权利。推动这些变化的主要是法学家、立法者和法官。“在20世纪60年代众多追求程序正义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被冠以‘新财产’之名。它出现在1964年(即弗莱明案若干年之后)的《耶鲁法学评论》上,作者是查尔斯·莱西,文章发表时正值他在耶鲁担任法学教授的第四年。”(344页)“新财产”的观念中就包括了“在逻辑上和期待中政府应该付给你的钱就已经是属于你的财产”这一观点,当然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明白,关于财产不是物而是一种权利、关系的观点并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说法”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的物质利益。
在《财富故事》这部著作中,班纳以大量例证说明关于“财产”观念的变迁。什么是“财产”?什么是“财产权”?由谁来界定和阐释?“为了确定死者的眼角膜、本土文化以及歌曲的电子表现形式是不是财产,人们必须发展出一套关于‘财产是什么’的观念,以及一套区分什么是财产、什么不是财产的方法,至少是一套默会的观念和方法。反过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一些关于‘财产的本质’的观念(同样的,至少是默会的观念):财产如何产生?它服务于何种目的?它的外部边界是什么?”“本书的内容是,以上这类问题的回答方式将如何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2页)知识产权、新闻的财产权、声音的财产权、名气的财产权、从租屋到共有公寓、土地法、波段的财产权、新财产、生命的财产权……所有这些财产权利是如何出现的?在这同时又有什么财产权利退出了历史舞台?财产的消逝与复兴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在人类历史上,财产权是否会最终彻底消失?班纳主要是从立法、司法、法学研究等角度出发,围绕着具体实例进行论述,而权利与权力的博弈、社会发展与人们思想的变化、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考量、制度变迁与价值原则等等一系列的冲突、融合构成了一部剧情跌宕起伏、智性与欲望动机并存的财产故事。
作者引述十八世纪英国法国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话说:“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权这样,能如此广泛地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并吸引人类的激情。”(3页)可以补充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权这样,能够如此真实地检验出政治行为或政权的伦理正义性质。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革命者以暴力抢夺贵族的财产,违反了财产权利的道德法则,而又把财产送到那些最心狠手辣的攫取他人钱财的人手中,更是难以容忍的道德不正当。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叙事中,曾经如何看待和处理财产同样也是很值得研究的“财产故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地主财产的清算与分配充满了政治与伦理的激烈拷问。例如,通过“清算”来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剥削,而所谓的“清算”就是一系列很具体的财产计算:“计算地主通过侵占抵押地、占有无偿劳动、对减租运动的蓄意破坏等,欠了农民多少债务。根据农民的控诉,用现金、粮食或其他财产来计算和确定以往受剥削的数目。”(胡素珊《中国的内战》,30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清算”只是斗争的序幕,之后进行的分地主财产才是正剧。历史学家对土改运动中分地主家财的概括是这样的:“在1946~1947年间,最典型的运动顺序是,先进行清算斗争,然后对斗争果实进行日益平均化的再分配。这一过程的高潮是彻底没收地主财产(包括土地、房屋及所有浮财)和不同程度的平分全村土地和生产资料。”(同上,325页)分地主家财是一次平均主义的政治实验和经济实验。本来,在土改运动的纠偏中,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是有一些限制性规定的,尤其是在新解放区。如不挖地主浮财,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的房屋与附带家具,但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里所说其他财产,包括衣服、饰品、金银、钱币等。刘少奇解释说: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于这些财产的隐瞒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还不如把这些财产留给地主,使地主“可以依靠这些财产维持生活”,或者“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转引自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
但是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分地主浮财几乎成了一种发动农民的普遍行为,而且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过激的越界行为,即不但违反规定分地主浮财,也分了富农的浮财。比如说,分配财物首先要对财物原主人的身份——主要是指阶级成分——进行甄别。1948年2月山西崞县的土改代表会议谈到了“首先解决关于错订成分的问题”。据这份报告,在某区的三十三个自然村中,富农错订地主者共四十三户,中农错订富农者一百零六户,中农错订地主者二十六户,中农错订“下降地主”者五户,其它错订为破坏地主者五十一户。在会议中,发布了一本题为《怎样分析阶级》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最早是在1933年制订出来——引者注),结果使与会“代表情绪极为紧张”,争论激烈。而且,更重要的是,害怕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退回去(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388~38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这次会议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是源自1947年康生在山西搞土改时“左倾”路线,山西的过火行为十分突出。首先是在订阶级成分的时候搞扩大化,凡订成地主富农成分的,分了土地和浮财,还要拷“底财”(埋在地下的银元等),手法极为残酷。说到在斗争中获得地主财产的那些人,延安画家石鲁1947年在陕北要再搞土改时提出:“老区土改已过了十二年,现在又要土改,什么人有这个要求,是‘二流子’(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好吃懒做,自己分到土地,不好好劳动,又穷了,现在想趁机‘打富济贫’,抢别人的劳动果实。这些人虽穷,是流氓无产阶级,不能依靠。”有人批评他反对土改,说是个立场问题。习仲勋知道此事后说:“石鲁同志的看法,完全符合实际,这是实事求是。”(刘力贞、张光《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见陕西日报网http://www.sxdaily.com.cn/data/bsyw/01/2003年10月24日)这就是红色的“财产故事”。班纳在“导论”中说,由于他关注的是我们对于财产本质不断变化着的观念,因此,“本书将对一些议题不予置评。(如果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这些议题可能在财产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同等重要的议题。不讨论这些议题,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财产的完整历史范围极广,无法尽收于一书,值得书写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4页)。激进主义革命中的财产故事就是属于那些同样非常重要的议题,从这个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应该可以写出同样精彩的“财产故事”。
无论关于财产和财产权的观念如何因时而变,有些最基本的原则已经是属于人类文明的不可动摇的共同准则。如班纳所说,“财产权当然是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项根本制度。《宪法》正是保护财产权利的众多法律渊源之一;而缺乏一定类型的财产权,市场经济也将难以为继”。那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这原则基础上发生的变化,班纳提出了思考和理解那些变化的两条进路。一条是“仔细观察新财产形式因应技术和文化变革而出现的历史过程”;“另一条进路是,考察关于‘政府对财产进行合理规制的界限’的观念——这一观念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政府何时可以干预、如何干预财产的使用?公共权力的使用在何种情况下违反宪法,侵犯财产权人的权利?正如‘什么算是财产’的问题那样,如果人们没有一套关于财产本质的理论(至少是默会的),则无从形成关于‘财产规制的合理界限’的观点”(3页)。谈到政府权力与财产的关系,我突然想到的是,我们从小习惯的一个概念是“国家财产”,而很少提到“政府财产”(更加没有“政党财产”)的概念。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没有私人的“财产”观念,而反复被灌输的是神圣的“国家财产”的观念。那时的“国家财产”可不是什么制度、权利等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生长在田里的农作物或者是几根被砍伐下来的木头,而且为了保护那些农作物不被坏人偷偷收割、使那些木头不被河水冲走,是值得付出我们年轻的生命的,于是涌现了不少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少年英雄、青年英雄等等。如果用类似班纳这样的进路来重新思考“国家财产”,可能会有更多特别接地气的“财产故事”。
回到上述那个“新财产”的观念,尤其是“在逻辑上和期待中政府应该付给你的钱就已经是属于你的财产”这个问题。班纳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目光看到,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承认这一观点,而在于残酷的现实:“福利接受者家境贫寒,未接受过良好教育,而援引听证会的权利是困难而费时的,因此大多数受助者从来没有运用过他们在纸面上拥有的权利。……在实践中,新财产对申请者体验福利制度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制度本身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申请救济的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363页)这就是新财产与旧权力的博弈故事,但故事的结局几乎都令人难以乐观。“正如一个全面评论所做的总结:‘现行制度仍然无法为大部分人提供福利救济,包括那些最急需的、也符合需求实质性标准的人群。’最终,新财产并不是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或者其反对者所畏惧的那种强大武器。”(364页)在美国,在财产权的博弈问题上,个人和政治弱势群体很难拥有什么强大的有效武器,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公明,一周书记

相关推荐

评论(3)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