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卫东︱书肆谈兵录

早先写过《冷摊夺魂记》，是说在地摊上买书的事，收在《猎书的踪迹》里。这篇是写在书店里买书。旧书里称书店为书肆，或者也叫做书铺，没有店面的则称为书摊。我买旧书的历史，其实算不上很长，不过二十多年。因为外地去的少，每次去也都很匆忙，没有专门去逛书店的经历，所以这里所写的也仅是北京的各旧书店。谈兵的意思亦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现在北京的国营旧书店，线装的古书仍然有，虽然售价极为昂贵，清末和民国的旧书则很少，如果偶然有一两册值得买的，也会标着不像话的价格。走进书店，发现有一册很想买的书（虽然也很不经常），书品也很不错，而又刚好有稍糊涂的经理的事，说什么也是不会再重演的吧。

一

1994年的时候，在西直门桥底下还有一家中国书店，这间店很小，设在桥下的简易房里。记得在这里曾花十块钱买过一册木版的破烂《搜神记》，系汉魏丛书的零种，因为没什么可买的所以就勉强买了这一册。那时我家里有汲古阁版的《搜神记》（干宝，二十卷）和《搜神后记》（陶潜，十卷），这册汉魏丛书本的《搜神记》为八卷本，刻工不精，纸亦不佳。

《搜神记》这书大学时看过，是当作《聊斋》买来看的，没看出有什么意思，因为并没有仙狐和某生的故事。当年因为旷课多——英语和专业课老师甚至没见过我，有次系里的副主任光临宿舍来谈话，在床头的乱书丛中发现《搜神记》一册，便认定是这本颓废的书影响了我，其实也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搜神记》才买的，只是熟而已。

店里以二手书居多，也有一部分新书，而旧书其实是没有（除了那册《搜神记》）。那时候我年轻，下班后常骑自行车过来，虽然从没买到过什么，还是乐此不疲，总觉得以中国书店的招牌，突然收到什么好书也是可能的，如果不来查看一番的话，觉得说不定会错过什么。以前也确实遇见过意想不到忽然买到书的事，比如在四宝堂有过一次。四宝堂在琉璃厂海王邨，是卖文房四宝的，并不卖书，然而进店往里走拐弯有中国书店旧书门市，两家店是走一个门。在旧书门市什么也没买着的情形下，出来时在四宝堂却发现书架上有几册旧书，其中有一册开明版黑胶面精装本的《蚀》，虽然是第五版，但书品堪称完美。

许多年后在网店买到此书的初版，初版本为黄色布面装，用纸是质量更好的白道林纸，在四宝堂买的是米色道林纸，这种差别也是买旧版书的愉快之一。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茅盾的作品最出色的是早期的中篇三部曲，而对他的代表作《子夜》评价不高。我读了这部小说史，才领悟到可以自己观察历史，而不是根据所谓“定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最初是单本发行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画很漂亮，其中的《动摇》为钱君陶所绘，是他的经典设计之一。商务版很罕见，仅在中国书店早年的第二届民国版书拍卖会，有三册初版同时拍卖，以后再没见过了。1930年此三书转开明书店出合订本，取名为《蚀》，就是这种精装的印本。

这家书店什么时候撤的已记不清了，大约是此后的一两年之间。听老友胡桂林君说管事的李姓，颇喜茅台牌黄汤。总之在这家店里，所想象的忽然买到一册好书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二

在老北图旁边，沿北海西岸有条斜街，一面临水，原来称为“荷花市场”，现在整条街开的都是酒吧，而在十几二十年前，这条街是卖古董的。在夏日的柳荫之下，店门口摆着旧家具和古瓷，老板常在地面上洒水，而游客寥若晨星。在这些古董店中有两家旧书店，都是私人开的，但其中一家店，据闻是由员工承包，还仍然挂中国书店的招牌；另一家店名曰“五柳居”，店主徐元勋是中国书店的退休员工，他是书业界老人，河北冀县人，民国时在隆福寺书肆贩书。五柳居是乾隆时有名的书铺字号，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里说，五柳居在琉璃厂路北，掌柜名陶正祥，人称陶五柳。因为懂版本，为人厚道，其售书原则是无论书的价值高低，只在得书之值上加薄利销售，所以与其交往的学者名流很多。他去世后，名学者孙星衍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在过去的书铺老板看来，这是很有脸面的事。

最早认识徐元勋是在海淀中国书店。那天店中刚收到一册书帖，他和两个店员翻看，他说是王文治的字，翻到最后一页看落款和印章，果然是王文治的。我见这册页是很大的一本，旧木夹板，看上去很不错，虽然不知王文治是何人，也贸然问这东西卖不卖，徐老抬头看了我一眼，回答说：“你要啊？一千块！”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我既不认得字迹，对这东西的行情也一无所知，只好闭口不再言语。在当年这大概是个高价，但现在想起来，也应该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才是。

五柳居是这条街的最后一间屋，老式瓦房，门上的匾没刷底色，在白板上刻着“五柳居”三个字，没有款，字也写得不好，我估计是徐元勋自己写的。在里面看店的是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婿听口音也是河北人。所卖的都是线装书，只能说是寥寥无几，以单册为多，没有大部头的书。这些书都摆在靠窗的两个玻璃柜台里。徐老先生虽然待客殷勤，但能看出来他并不擅长与人周旋，我因为住得远，大概前后去过十余次。在五柳居买到的，有两册书似值得一说。

其一是两卷本的《渔洋诗问》，乾隆版写刻本，由王渔洋的后人刊刻，其序中说，渔洋的再从孙王敬亭为新安司马，其曾祖此书当年郎梅溪曾为刊刻，但六十年来已不见传本，所以重刊以广流传。这是王士祯谈如何作诗的书，不同于《渔洋诗话》，也没有收入他的文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没有著录，可知这个单刻本流传稀少。售价等于一册棉纸明版书的价格，为了有好的卖相，徐元勋喜欢把书改装成“金镶玉”，而我是最讨厌这种装法的，觉得简直都不像是书，更何况是粗制滥造弄成的。这册《渔洋诗问》也是如此，后来只好拆了再重装一次。

其二是顾太清的诗集《天游阁诗》，风雨楼线装铅排本，书中有冒广生写的注，很有意思和富史料价值。这一册是林损持赠杨树达的旧物，书衣有他的手迹及“公铎”印。顾太清虽然在晚清时已很有名，与纳兰容若齐，但她的诗词以前只有抄本。这册《天游阁诗》是宣统庚戌年（1910），冒广生以陈士可所藏抄本为底本，加考证，交风雨楼排印出版。诗集原有五卷，但底本缺第四卷，于是把第五卷拆成两卷，凑足五卷之数。虽然实际上缺一卷，但也是旧本中最全的。

《天游阁集》书衣林公铎赠杨树达手迹

诗集以外，顾氏尚有词集《东海渔歌》，有西泠印社的木活字本，用的底本也缺一卷（第二卷）。在1941年时，王寿森买到朱彊邨抄本一卷，正好是所缺的第二卷，这才由竹西馆刊行了四卷的全本。西泠印社的活字本以前在拍卖会上能见到，我有一次也企图买一册，但那回是罗纹纸印本，卖至近万元。然而后来我却在清河地摊买到竹西馆的全本，这个竹西馆本以前没见过，原来是铅印的小巾箱本。但可惜的是，因为觉得印得不漂亮，后来让给了别人，这即是无知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天游阁诗》徐老先生卖给我只是五十元，我还以为他不知道赠书和受书者是谁，回家翻书发现里面夹一张签条，写着“此为顾清诗集，另有《东海渔歌》一书；书为杨树达故物”。对徐元勋这样的老辈贩书人来说，只有木刻本值得重视，新出的铅印本，他是从不放在眼里的。五柳居前后维持了约有一年的光景，也就歇业了。是因为在工商局登记的是卖古董，而旧书不被认为是古董，划为不能私自经营的范围，需要专门的许可证，工商人员时常上门来执法，以致不得已关门了事。这也印证了那些视藏书为玩古董的说法，是不与政府保持一致。五柳居关门以后就很少见到徐师傅了，他只能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些老主顾。最后见到他是在一次中国书店拍卖会的预展上，他和几位老人作为咨询顾问坐在门口，相见时白发萧然的他还很客气地站起来，想到其实没在他手里买过多少书，不禁有些歉疚。越一年即听说他辞世了，在五柳居消失以后没几年。

另一家卖旧书的店在斜街的中间，因为依然打着“中国书店”的国营招牌，工商局就不来时时拜访了，可以合法经营下去。店中卖书的风格和其它的中国书店一样，二手书新书混杂，柜台里收着几大册民国期间印的法文书，是关于伯希和的考古的书。一直就在那里搁着。我在这家店里什么书也没买过，但听老友胡桂林说，他以前曾在店里买到过民国翻刻暖红室本《西厢记》，店主不认得，以为是新刷本，便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