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奈格里谈“黄背心”运动：诸众“反抗的权力”

自主的诸众能够成为“反抗的权力”，就是因为能够长期并严重地给“资本的政府”的愿景制造麻烦，以迫使其退让出新的空间、资金给社会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再有诸众掌权的可能性，还是有系统性地使造反运动保持开放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曾经被描述为“双重权力”：权力对抗权力。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再可能关闭这种关系。因此，激进分子的任务是打造新的团结，以便滋养“反抗的权力”。这是诸众能够变为阶级的唯一方式。

让我们回顾过去几周法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起义吗？ 答案——当然——取决于我们所说的起义是什么意思，但无论我们的理解是什么，类似于起义的事都发生了。并且可能会继续。告诉我们这一点的不是巴黎过去两个星期六发生的暴力冲突，不是街垒或市中心被焚烧的汽车，不是零星的扎克雷起义（百年战争时期法国发生的农民起义）或遍布全国各地的路障。 告诉我们这一点的是，三分之二的人口赞同因燃油税上涨引发的这一运动。这种赞同比任何对混乱的谴责都要大得多。在这方面，有趣的是，在消防员和警察的行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服从的暗示。

毫无疑问，在法国，诸众正在用暴力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新的苦难。诸众抗议将劳动力缩减为不稳定工阶层，抗议公共服务不足造成的对公民生活的限制。诸众抗议对福利服务的野蛮征税，对市政府财政的巨大削减，以及新劳动法陆续带来的效应（这一效应刚刚开始被计算）。它现在关注政府下一次对养老金和国家教育支出（包括大学和中学）的攻击。因此，在法国，有一些人正在用暴力反对这种痛苦，随后是“马克龙辞职！”的呐喊——这是对银行家马克龙因支持统治阶级而做的选择的攻击。起义的目标是马克龙和税收。从这些要求中发展起来的运动当然不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运动——或者至少它并没有采取20世纪传统的形式，20世纪的运动是一个经过社会团体中介的调解过程，其目标是让国家机构接受或拒绝一项调解。这是一个诸众的运动，不要中介，这是迄今为止积累的巨大社会苦难的表达。

这一运动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使得它与近年来更为激烈的斗争不同，例如2005年的巴黎郊区居民的斗争。那场斗争带着解放的标志，而这个运动有一个绝望的面孔。更不用说1968了。在68运动中，学生运动建立在一系列工人斗争的基础上。68中罢工的是1000万产业工人，风暴发生在战后重建和发展的最高点。今天的情况已经结束。对于我——一个对伟大运动进行谦逊的诠释的人——来说，它让人想起监狱的叛乱，而不是工人大众进行破坏的喜悦。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是一个人为的运动，一个矛盾的运动，内在因地域、世代和阶级而割裂；统一它的是拒绝谈判，拒绝抓住现有政治结构的机会。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起义，但目前的发展尚不明朗。

这一运动面临着一个不愿意垮台的政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马克龙在紧张的情势下正在调动力量筹划。面对他无法阻止的经济危机，他曾寻求与默克尔建立一个霸权的欧洲联盟，基于共同协议，使欧洲统一进程采取“双头”方向，通过这一联盟，卸下重组的成本，在法国最终退出经济“少数民族”的情况下，与这种“经济少数民族”地位形成反差的是其仍然非常活跃的国家骄傲和殖民主自豪感。但是这个假设已经中止，或者至少它被严重破坏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陷入衰退？马克龙和他周围的人都知道这是可能的。他们至少知道默克尔已经完成了她的周期，并且构成法国国家形式重组基础的假设已经被排除了。北欧银行家将越来越多地制定欧盟的规则，平衡中心正在向这些地区转移。 马克龙有两种可能性来摆脱他的僵局。当然解决方案意味着改变：例如，重新引入巨富税（ISF），从而重新引入收入的“累进税收”和取消“普遍社会捐金”，后者甚至从最低的工资中切蛋糕（例如，每月500欧元的退休金要被拿走50欧元！），于是这样可以帮助穷人。当然还有中止目前和未来的汽油价格上涨（实际上明年年初所有基本服务的价格都要上涨——电力、燃气、电话，可能还有大学费用）。 这些要实施，马克龙就得和支持他的权力集团决裂。然后还有激烈的解决方案，强制执行紧急状态或解散国民议会。 事实上，这类谣言开始传播……

但行动的真正障碍在于其他地方。马克龙已经拆除了所有中介性的组织以及所有与公民的直接关系，且无法重建它们。事实上，如果不采取机会主义、煽动性的提议来阻止“黄背心”运动，减轻人们的愤慨（其力量不应低估）并不会花费太多：正如我们所说，应该重新向巨富征税，取代汽油税。但向马克龙提建议不是我们的工作。只有财政改革才能阻止运动重新出现，但这种解决方案正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谈到了马克龙政府（有意）创造的社会中介的缺乏。相应地，“黄背心”运动就像它的一个镜像：它们也拒绝来自右翼和左翼的代表和中介。这方面的证据是反对党试图加入这个游戏而遇到的困难。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右翼声称在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一些更极端的极右派系可能如此，对于“国民阵线”而言可能并非如此。左翼也试图接近这个运动，但令人遗憾地使用了旧的工具化的方法。“利用”这种运动来对抗右翼政府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在法国还很有活力。把加邦神父（俄罗斯东正教会神父和劳工团体领袖）投入运动是永恒的梦想！但这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它发生时，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激进组织投入了运动，把自发性转化为组织形式。 这是现在在发生的吗？ 当那些小的左翼团体在这一都市暴力中进行组织，法国总工会完全外在于运动、只是可怜地坚持增加工资？我在这里添加了最后一点反思：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产生像意大利“五星运动”一样的运动？这是可能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尝试了——这并不意味着会成功。但是我们将来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变得困难（正如我们在意大利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左派和右派在一个“极端主义中间派”周围解体，这个“极端主义中间派”或多或少以技术专家或慈善家的面目出现。

所以现在怎么办？ 我们必须等待，看看会发生什么。是否会有下一个叫做“黄背心”的星期六动员。但很明显，我们必须继续发展我们的反思。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直率的问题：起义运动中的诸众，如何能够从右倾、转化成一个阶级，变为一个能改变社会关系的力量？ 我的第一个反思就是：如果它没有转变为一个组织，诸众就会被政治系统中性化，变得无能为力。对化简为右翼或左翼也是如此：只有独立，诸众才能发挥作用。 然后是第二个反思：当我们说组织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党派形式，好像只有政党-国家才能组织群众。自主的诸众能够成为“反抗的权力”，就是因为能够长期并严重地给“资本的政府”的愿景制造麻烦，以迫使其退让出新的空间、资金给社会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再有诸众掌权的可能性，还是有系统性地使造反运动保持开放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曾经被描述为“双重权力”：权力对抗权力。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再可能关闭这种关系。因此，激进分子的任务是打造新的团结，以便滋养“反抗的权力”。这是诸众能够变为阶级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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