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盖世太保：号称“史上最嗜血机构”的日本宪兵队

在每个日军单位、每座战俘集中营、每个战场、每座被占领的城市以及每件日本人打着天皇旗号犯下的暴行背后，都可以看到日本宪兵队的影子，他们的触手无处不在。野蛮残暴是他们的招牌，号称‘史上最嗜血的机构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 马克·费尔顿

2018年12月13日是国家自2014年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以后的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国家设立这样一个公祭日无疑是为了让中华民族记住这一惨痛的历史。

在占领南京期间，日军采用各种方式屠杀中国战俘和平民，比如活埋、强奸、砍头等。其实，日军在二战时期也用这些方式制造了无数的战争暴行。例如有“史上最嗜血机构”之称的日本宪兵队因喜欢折磨犯人而臭名昭著，其恐怖程度与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制造了著名的缅泰死亡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这两者和南京大屠杀一起并列为“日军三大战争暴行”。

暴力是日本军人遵从的信条之一。早在新兵训练时他们就经常因违反军纪而遭到殴打或训斥，习惯了严厉残酷的生存方式。因此，战时的日本军方往往会毫不在意地使用酷刑以及其他肉体折磨手段对付自己的敌人。宪兵队就是日本政府豢养的一台恐怖机器，管辖着日本在其本土和亚洲占领区建立的676座战俘营。宪兵队的军官们在对待毫无“规矩”可言，会随心所欲地发明各种未曾见过的折磨或惩罚手段。

犯人们的“开胃菜”——水刑

日本宪兵队折磨受害者的手段并不新鲜，大多数源于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中国古代甚至欧洲中世纪的刑罚。不过为快些撬开犯人的嘴巴，日本人也在某些酷刑中使用了现代技术。一进宪兵队，犯人们的“开胃菜”就是水刑。残忍的宪兵们把一根水管插入犯人的嘴里，用力把水灌进犯人的肚子，直到受害者失去知觉。随后，日本宪兵会跳上犯人的腹部使劲踩，让他再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这个过程有时候重复好几次，不少人会在期间痛苦地死去。

在1942年初的上海吴淞战俘营，就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宪兵队审讯官喜欢给犯人用水刑，许多被关押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饱受折磨。后来这个名叫石原（Isamu Ishihara）的宪兵被称为“东方野兽”。他的水刑手法很特别：“先把梯子靠在斜坡上，犯人头下脚上绑在梯子上，用什么东西塞进他的鼻孔或把他的鼻梁骨打断，让他只能用嘴呼吸，然后往他嘴里注水，直到灌不下去为止。这时候，他或者因为熬不住呛水的痛苦而招供，或者因为窒息而死。”石原喜欢的另一种刑罚称为“手指线”（Finger Wire），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器具把犯人的手指向后掰，直到关节脱位甚至掰断。

犯人们的“家常菜”——火刑

火刑被认为是另一种让犯人说话的有效刑罚，特别是当用炙热的物体烧烤犯人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时，几乎没人能受得住那种痛苦。烙铁是火刑常用的刑具，吉村审问马来亚抵抗组织支持者卡迪卡素时就常使用烙铁。另外，点燃的烟头或者烧红的细铁棍也常被宪兵们拿来折磨犯人。他们会把这些东西紧紧按在犯人的脚、腹股沟或者乳房（如果犯人是女性）上，让后者痛苦挣扎。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烧红的细铁棍和点燃的烟头塞进犯人的鼻孔，让犯人疼得死去活来。1945年两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日本宪兵队就先押着他们游街，然后野蛮殴打，最后把汽油浇在他们身上，活活将他们烧死。被勒令围观的当地民众噤若寒蝉。

精细制造痛苦的电刑

日本宪兵一旦开始给犯人用刑，就绝不会只满足于一种刑罚。受害者往往先被毒打一顿或被水刑折磨一番；如果还不招供，那么接下来还有更野蛮的手段等着他。与盖世太保一样，日本宪兵队很早就发现电流是一种很有效的刑罚工具。他们认为人身体上能用烙刑折磨的部位，特别是生殖器，大都能够施以电刑。与将点燃的烟头插入鼻孔或内耳相比，电刑造成的痛苦能更精细地加以控制。

活埋

活埋是日本人常用的另一种刑罚或处决方式。在发生于1937－1938年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日军少将松井石根（Iwane Matsui，不过南京大屠杀事件时统领南京周围日军的真正指挥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Yasuhiko Asaka）率领日本军队四处烧杀抢掠，以难以想象的野蛮方式大屠杀、虐待和杀害了超过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被活埋的。

日本新兵的“教育特片”——杀死战俘和平民

瓜拉丁加奴（Kuala Trengganu，马来西亚丁加奴州首府）有一位马来亚－印度混血的地方法官被日本宪兵队以间谍罪名逮捕。尽管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位地方法官最终还是被屈打成招。据他讲述，自己先是整整一晚都被绑在桌子腿上，第二天一早又被日本宪兵们踢了个半死，随后被拖到屋外。“在那里他们把我埋在土里，只把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们让我把眼睛闭上，一名宪兵用军刀抵在我的喉咙上，摆出一副要一刀将其割断的样子，足足吓唬了我好几分钟。最后我被从土里挖出来，绑在屋外让太阳晒了一整天。”

悬吊

悬吊也是日本宪兵队里很普遍的酷刑方式，经常与鞭打同时使用。被施用此刑的犯人通常会被紧紧绑住，然后吊离地面，绳索会慢慢令其窒息。不过行刑者会在他被勒死之前把他放下来。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好几次，直到受害者彻底晕迷失去知觉。

日军将青壮年绑在树上，然后再刺杀

荷属东印度群岛皇家陆军步兵军官 A. 齐默曼（A. Zimmerman）少校侥幸在日本人百般折磨之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出席盟军战犯审判并作证。齐默曼少校的家在茂物（Buitenzorg），靠近日军重兵盘踞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现在的雅加达），与当地许多荷兰官员和平民一样加入了抵抗组织。日本宪兵们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偶然发现了他和他在茂物的一名助手。这个助手名叫 T. 塞伦斯（T.Thierens），是位年轻的女士。1943年2月4日，齐默曼在家中被捕。

2月5日一大早，齐默曼就被人从牢房里提出来押到吉田面前。“我拒绝承认自己与间谍活动有关，也不认识什么中国间谍。于是吉田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告诉我要把我‘吊起来’。”悬吊是日本宪兵们最喜欢的一种折磨手段。齐默曼注意到，“这种刑罚操作起来相当简单，但却非常有效。”

“我被强迫站在一个小木箱上，双手被绑在背后，脚踝也被绑住。然后，日本人把一根粗绳索穿过我的腋下，挂在房门上的一根木梁上。当他们把我脚下的小木箱踢走后，我的整个身体就被吊起来，全部重量都集中在腋下，巨大的拉扯力几乎要把血管和神经拉断了。慢慢地，首先是我的双手、手腕，然后是整条胳膊都失去了知觉。我被吊着的时候，日本人就坐在我的身后，小声地问着问题，试图让我承认我是个间谍，但我没有上当。”

这次审讯之后，齐默曼的双臂瘫痪了一个月时间。塞伦斯也遭受了吊刑，但她的双臂却依然能够动弹。齐默曼就此推断，日本人确实是制造疼痛和瘫痪的专家。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捆绑方式，有选择地让犯人承受不同的苦痛。

砍头

1945年7月，日本人在婆罗洲岛上的山打根战俘营废墟上还扣押着288名澳大利亚和英国战俘。由于窝棚已被烧毁，这批人只能露天宿营。到7月中旬，战俘营指挥官接到命令，要把剩余的战俘押送到拉瑙去。但战俘们大多体弱多病，这些人不得不被丢弃在原地。

 

一个面带微笑的日本军官将一个平民斩首

在山打根战俘营的废墟中，有29名被遗弃的战俘被活活饿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仍然活着的战俘只剩下一名澳大利亚人。但就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室角久夫把这最后一名战俘也杀死了。一个名叫武雄（Wong Hiong）的中国籍战俘营工人目睹了这场最后的凶残。武雄说，那个澳大利亚战俘“很高但很瘦，一张脸又黑又长，除了腰间围了一块破布外身上寸缕皆无，腿上到处都是溃疡”。室角把这个人拖到一条排水沟边上，“让他跪下并用一块黑布蒙住他的眼睛，”武雄回忆说，“那人没说一句话，也没做任何反抗。他太虚弱了，日本人甚至连他的手都没绑。室角只用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头。”头颅掉入排水沟，无头的尸体也被推了下去。“另外的一些日本人开始向沟里填土，把尸体掩盖住后就返回了战俘营。”武雄说。

宪兵队的医疗人员也是虐待狂

慰安站里的姑娘们每周都会接受日本陆军军医的性病检查。欧赫娜觉得每位医生都发过誓要帮助别人，所以可能会给她们一些帮助。“看到医生过来，我走近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来这里是被迫的。帮帮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最高当局，就说我们是被迫的。’”医生的反应大出欧赫娜和其他姑娘的意料。“他只是狞笑了一阵，然后强奸了我。从那时起，每次他来给我们做例行检查，都会第一个强奸我。”

1945年2月，一名日本陆军医生对望加锡集中营医院进行检查，发现垃圾箱里有食物残渣。于是，医院里的荷兰高级医疗官和两名助手被迫头戴垃圾箱站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医院里其他所有医生和清洁工都被迫趴在大门口的地上，被一群日本卫兵毒打了一顿。紧接着，每个人又被过了一遍水刑。望加锡集中营发生的这惊人的一切并非独立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不是偶发的特例。

在给人带来痛苦和施加折磨方面，宪兵队堪称“宗师”，经他们手发明的酷刑手段层出不穷。这群恐怖制造者置《战争法》（ Rules of War ）于不顾，残忍地剥夺了战俘们应有的权利并以最严酷的方式对待他们，种种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在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令下强迫战俘为日本劳动的做法，意味着得到了日本政府高层的默许和鼓励。

文章摘自《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