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文化研究如何再出发

2018年上半年，学者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等七位研究者合作了一本名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论文集。作为此本论文集的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指出，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是他们七位作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掌握的“问题域”有限，因此，学者贺照田邀请了其他来自文学研究、艺术、哲学、宗教研究、心理学、教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历史学等领域的朋友，一起探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场会议的七场分论坛也以这些学科分野为基础展开，通过这些分论坛讨论和最后的圆桌讨论，学者们希望通过不同学科的参与，最终产生“充实正面”的知识网络。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于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

本文关注分论坛之一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文化研究的再反思、再出发”，此次会议引言人是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回应人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主持人是北京大学张慧瑜。

文化研究的堕落？

倪伟认为，用“堕落”形容文化研究现状并不过分。他从一场学术恶作剧谈起，美国波特兰大学的Peter Boghossian的团队把精心伪造的20篇论文投给人文社科领域的知名期刊，结果有7篇通过了匿名评审得以发表，其中一篇竟然是重写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一个章节，只是把其中的希特勒的政治宣言用今天流行的学术术语替代，诸如“团结的伙伴关系”、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多元控制模型等这样一些术语。

倪伟评价：“曾经有过那么辉煌历史的文化研究，竟然沦落为了学术造假和粗制滥造重灾区，这的确够讽刺。”

他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灾区“申冤型研究”的判断表示认同，“这是一个由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和批判理论组成的学术建制的松散集合，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通过批判性分析社会文化生活的细枝末节，来诊断基于身份的权力不平衡与压迫。”

倪伟还批判文化研究中的一些论著，完全变成了符号学分析的智力游戏。他指出，很多文化研究没有真正舒展手脚，于是只能去关注细枝末节，满足于为一些新的文化现象背书，从中发现微观反抗的活力，或站在政治正确的简单立场，做出不痛不痒的批判。“中国的文化研究很多人甚至连民族志的田野调查都懒得去做，相比之下，符号学分析因为更简便所以更受欢迎，这样的文化研究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

倪伟和薛毅都批判了他们在某些文化研究论文中看到的“流寇主义”问题。倪伟认为，文化研究强调跨学科，本意是打破分科的束缚，继而在更高的视野里统观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专业知识基础。“说得通俗一点，总得有根据地可攻退可守，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地，就是流寇主义。今天看到的很多文化研究就是这种流寇式的，手里拿着一些看似威猛的理论枪炮，敢于四面出击。对自己一知半解的领域，也敢横竖说一通，这么一来文化研究的知识品格就大成问题了。”

薛毅也强调文化研究应该有自己的根据地。他说，“如果没有根据地，学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假如一个高中毕业生要选择一个本科，一个叫中文系，一个叫文化研究系，我立马会让他选择中文系，而不是文化研究。为什么？因为文化研究系的图书馆会很奇怪，必读书就这么十来本，再往外扩就包罗万象，什么都需要读，然后十来本书就提供一个所谓的方法，这个文化研究系变成用一套理论可以不断置换你的研究对象。今天研究这个，明天研究那个，都不怕，因为我有一套方法了。”薛毅认为中国文化研究落入了这样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蛮深的，是一个大的缺陷。

倪伟继续批判说，Richard Johnson说文化研究是生产有用知识的炼金术，而这种流寇式文化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无用的。“更糟糕的是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永远摆出一副批判的姿态，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无懈可击。在阶级、性别、族裔等身份政治领域里，习惯性站在所谓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一边，但所做的也就只是空口呐喊几句，聊表立场而已，这种没有实质内容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其无聊程度丝毫不亚于其表面上的敌人——那些极右翼的原教旨主义者。知识上的流寇主义和政治上的投机主义都极大损害了文化研究知识品格，它不再生产有用的知识，更不产生能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

文化研究需要抑制其激进性？

倪伟还指出了文化研究论文模式化的倾向。他推崇Richard Johnson的《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1986）以及斯图亚特·霍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章。但他们曾经提出的目标都落空了，他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论著高度模式化：常见模式就是开头搭建一个理论平台，当然也有那些理论大腕的论述，然后摆上研究对象及其资料，最好是由实地调研所搜集的口述资料——如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热门的所谓民族志方法赏鉴这些材料，然后用现成的理论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某种结论。

“不用多说，这些所谓的结论都是先在的，它们无非是对某种政治正确性的重申而已，这种研究论文的确可以大批量生产，难怪乎文化研究会成为学术造假的重灾区。唯一新鲜的就是有一些访谈还有一些意思，因为访谈多多少少还是来自于第一手调查。”倪伟说。

倪伟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世界的衰落存在外部原因，包括世界范围之内右翼政治的兴起，但文化研究自身也难辞其咎。“文化研究在政治上和知识上的激进态度，今天看来也许是诚意太高，文化研究起初就很强调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要介入现实当中，成为改变现实、塑造未来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运动的推进。如果外部社会运动趋于低潮，文化研究的激进性很容易变成空洞姿态。”

倪伟认为，当初文化研究之所以让人满怀希望和激动，是因为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美好想象。当时，英国文化研究和社会运动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今天，文化研究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大陆，都呈现出了很多问题，这使得希望慢慢变为了失望。“大约2000年左右我还很热情，有宏大的计划，现在我基本上退守做文学史研究。”倪伟觉得，文化研究现在必须从对激进政治的迷恋和自我陶醉中醒来。尽管在文化研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学术研究、知识生产与政治行动，社会变革之间直接的联动，但那个时刻已然成为历史。

薛毅在回应中补充：学术研究和生活感觉之间的巨大断裂让他忧虑。“这个断裂性让人瞠目结舌，因为所谓的文化研究提供的是一个空洞而虚设的立场，连你自己的生活感觉都综合不进来，不要说和其他人的关系了。”薛毅继续说，文化研究也可能会导致文化破坏。他以自己的学生为例，有两位学生，本来是王菲和周杰伦的爱好者，听了文化研究之后发现可以批判王菲了，喜欢和批判中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内心纠缠。薛毅曾经问他的学生是不是很喜欢周杰伦，学生说很喜欢，薛毅问，那怎么一下子变成批判了呢？“学生回答我说这不是文化研究的要求吗？这确实让我挺忧虑的。”

“我对文化研究的‘上帝之眼’印象深刻，芸芸众生仿佛过着一种很自主的生活，而研究者发现他们都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正是这个常见的‘上帝之眼’，让我对文化研究疑虑重重。”薛毅说。他指出，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文化研究在学界盛行，文化研究色彩很多样，在价值和立场上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在方法上却高度趋同，都是从讨论文化现象出发，一跃讨论权力、市场、制度，站在前台的是文化现象，但它只是表象，问题的核心在于要分析出表象背后是被文化现象遮盖住的、但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

薛毅并不反对文化与精神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方向，但反对将文化看作是一套机械装置，只有外力驱动才能运转。 “文化研究往往是穿过精神现象而揭示其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实质，这导致一个趋势，研究者停留在精神现象上面的时间非常短，甚至仅凭一些听说来的信息就能发言。”薛毅批判了这些现象，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精神世界只是被宰制的领域，起决定作用的实质的关键性因素都在这领域之外，那么，对精神世界所知多少就仿佛不影响人们把握和阐释关键因素的准确性了。

倪伟认同贺照田在《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一文中的观点，继而从三个方面申述了文化研究如何再出发。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在今天必须放弃其好高骛远的激进性，回到原处低调朴实的目标：生产有用的知识。

倪伟首先强调以当代史剖析为前提来把握现实问题，用贺照田的话表述就是对每一个现实问题都需要深究其所以形成的深层历史和现实机制。只有考察了使问题得以形成的那些背后的历史观念前提下，才能对问题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倪伟再次引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这些论著都试图在一个长时间段里把握在现实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制度和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更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威廉斯的这种研究方式并没有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受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文化研究更多的采用生产的视角，把文化生产视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着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探讨文化生产机制方式，过程及其结果。”他说，生产的视角当然有益，但其显然更倾向于在一个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中来把握对象，而纵向的历史考察少，历史维度的欠缺会造成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对象研究很容易被导入抽象逻辑。” 倪伟说。

倪伟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回到威廉斯所开启的那个传统，坚持文化分析的历史化原则，这是文化研究寻求再出发的一个有力支点。他认为，如果不在历史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那么对象具体性、复杂性就不能充分体现，其结果只能抵达一种简单的普遍性及对已有论述结构的重申。这也是为什么文化研究论文可以很容易批量复制的原因。

倪伟还认为，真正批判精神的确立，对于目前被称为“申冤型”的文化研究是一剂对症良药。“文化研究没有必要始终摆出一张批判脸，把政治正确视为不可违背的政治准则，如果不能生产有用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去理解和把握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以及那些长久困扰着人的精神危机根源所在，那么政治正确也就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宁愿接受那种虽然政治不那么正确，却能提供某种洞见的知识，至少他们还不像涂有政治正确的知识那么无聊。”

倪伟最后提议，文化研究须把个人精神和身心如何安顿问题视为迫切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他和贺照田共同呼吁人文知识分子必须直面这种现实。把人的精神和身心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安顿的问题，作为一切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问题的起点。

“关注人的精神身心问题，并非意味着人文知识需要心理学化，更不追求去构建那种能够带来抚慰作用的价值目标。”倪伟说。

倪伟指出，文化研究的再出发就是颠覆曾经过于强调对制度组织管理，意识形态等结构性因素分析的研究思路。这种思路极大地限制了对人的复杂精神状况的探究要求。他认为再出发意味着，不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中把握人的精神，而是从精神身心角度来探究那些现实观念的结构，是怎么历史的、动态的建构起来的。他认为这种颠倒可以有效避免文化研究常见的机械空洞之弊。因为从身心感觉出发，会带入主体的经验和感觉，从而，作为行动者的人，与构成其行动的环境和条件的制度组织观念之间，建构起更生动也更具体的关联。

倪伟最后说，在严峻的现实条件下，文化研究需要放低身段去耐心打造，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并把握现实有用的知识。文化研究放弃政治一贯正确的道义制高点，并非要放弃改造这个世界的理想，而是要通过打造我们有可能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和理解，来间接改变这个世界。文化研究再出发，实际上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认知要求下，重新构想未来。

薛毅也表达了未来文化研究如何再出发的希望。他认为，未来不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中去把握人的精神身心，而是从精神身心的角度来探究，那些现实的观念结构是怎么历史动态的建立起来的，又发生着哪些变动。“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把人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主体来看待。“薛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