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城市、诗、译诗

裘小龙

2018-12-22 09: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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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认识了万。他是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打太极拳的一个同伴,比我小一岁,却多才多艺,能吹几下黑管,说几句英语,写几行诗歌;此外,万更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条件”,在市中心独自拥有一间前厢房。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不过,他与我一样,属于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
上海里弄生产组最初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家庭妇女响应党和政府解放妇女生产力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六七十年代,除了“解放出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容纳进了一些病休在家而不能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弄生产组的条件自然不能与全民国营企业相比,工资待遇极差,仅仅七角钱一天,也没有医保,排在社会的最底层。
尽管这是一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上海人在生活中还是很讲现实的。在生产组工作的男青年一般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于是,我也只能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书和幻想里。
我们一起去外滩公园的两三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练太极拳,开始学英语。在公园的板凳上,在一本袖珍版的英美诗选中,我第一次读到了英国现代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一首爱情诗,题为“花园中的阳光”:
花园中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在金子织成的网中,/我们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 当一切都已说清,/ 我们无法乞求原谅。//我们的自由像自由的矛,/投出去,飞向终点;/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天空让你高高飞起,/ 挑战教堂的钟声,/以及每一处邪恶的/汽笛警报所传达的内容:/大地逼迫不停,/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再不期望什么原谅,/心又一次硬了、裂了,/但还乐意与你——在雷电中,/在暴雨下,坐在一起,/而且充满感激,/因为花园中的阳光。
路易斯·麦克尼斯
初读时,我并不太理解这首诗,但原文中低回的节奏充满音乐性,抑扬格与扬抑格的交错运用,再加上朦胧、含混的意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许多少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也有自己“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的遗憾。
不过,万却是捕捉到了属于他的“分分秒秒”。他有了一个女朋友——雁——与他一起坐在外滩公园绿色的长凳上,仿佛“在金子织成的网中”。雁长得苗条、俊秀,拉小提琴,也喜欢诗和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红的家庭背景。她在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大集体编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里弄生产组好很多。她无视七十年代的现实和家人的反对,与他恋爱了——“在雷电中,在暴雨下”。
过了一阵子,万要我去听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在他那间前厢房里,曲目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他与几个友人为曲子重新编配了乐器;他吹黑管,她拉小提琴。那是一个到处响着毛主席颂歌的年代,对我来说,这些红歌更多是政治宣传,从未想到要真正作为音乐来欣赏。那一个下午,我却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惊艳。不仅仅因为是音乐,更因为是演奏音乐的人。一个个音符在雁的纤秀的指间像午后的阳光那样倾泻出来,跳动着金子般闪亮的欢乐,让我第一次置身于象征主义诗歌所讲的朦胧甚至是超验的彼岸。
出乎意外,这对恋人在那场音乐会后闹起了矛盾,嚷着要分手。朋友们纷纷劝解,我也加入其中。雁似乎已下了决心,不过她告诉我,想到与万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心中依然无悔,更对属于他们共同的日子充满了感激。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那首诗,还心血来潮地为她背诵了几行。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甚至就在“文革”那些岁月里,青春和生活中还是有着一些像诗一样美好的东西,我这样想,就像万和雁的故事。
1976年“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我先考入华东师大,翌年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一年,万也考入了上海师大;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临行,万和雁送了我一张他们俩在外滩的合影。这张照片夹在了我常用的一本词典里,让我带到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里,我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诗歌,一个同学在我打开的词典中见到这张照片,眼中掠过狡黠的一闪,呵呵笑着说,可惜名花已经有主了。这自然是无的放矢。
在北京的日子相当忙。我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本本生吞活剥大部头理论著作,同时自己也开始创作并翻译一些诗。一次,王佐良先生与我谈起他想编译一本英国诗选的计划,要我推荐几个诗人,我提了四五个名字,其中有麦克尼斯。那时我已经读了他不少的诗,特别欣赏他把现代感性与传统抒情揉合起来的努力。麦克尼斯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动辄就动情、滥情得忘乎所以,即使在他抒情最高潮的时刻,仍保留着一种现代主义清醒的反嘲与低沉。如在《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诗中,“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一行,即引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凸突的互文性技巧运用,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度。王佐良先生选了几首要我译,包括了《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译诗记得先是发在一本刊物上,我特地签了名,给万和雁寄了一本,虽然我并不知道雁是否还记得,这首诗我几年前曾书生气十足地给她念过;译诗后来也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欧美现代派诗集》中。
《欧美现代派诗集》
八十年代初,我从北京分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万和雁已经成家了。万分配在一个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雁还在原来的幼儿园上班,但好像不怎么拉琴了。她太忙了,成天像捧一束花似的捧着他们的家。我偶尔还会去他们那儿去坐一坐,雁是个很会招待人的年轻主妇,也善解人意。
那期间,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波折。这一次是轮到雁来阁楼里安慰我了。那一天下午她谈了很多,谈到了诗,也有一次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生活常常充满了阴错阳差的无奈、嘲讽。好几年了,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记忆中遥遥呼应。
我没有给雁看我模仿“花园中的阳光”写成的一首诗,诗的名字是“也许”,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诗中有这样两节:“硬了,冷了花园中的阳光,/我们不能把灿烂的幻想,/放在精致的邮票本中收藏,/得抓紧盖上邮戳寄出,/时间不会原谅。//纵然什么都不用再想,/心也被胶水沾得闪亮,/但这一刻还愿在你的身旁,/看风筝飘失在渐暗的远方。”
那一阵子,我经常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长长的信,等回信,久久地等,因此邮票、邮戳、胶水等都成了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意象;也闭门看存在主义,又觉得时间不会原谅,人因此不得不做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更要对此负责。不过,这样的存在难免显得太哲学、太枯燥了一些,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欺欺人的诗意,纵然如奥登所说的那样,诗并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或改变。
圣路易斯
八十年代末,万被他的单位公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接着雁也去了巴黎,与万在一起。我去了美国,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作福特访问学者,因为那一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只能改变计划,开始在那里读起了比较文学的博士课程。万听说也离开了使馆,自费在巴黎读企业管理。没有雁的消息,但我想她一定是在万的身边陪读,捧着他们的家,像一朵绽放得更绚丽的花。只是我们各自都太忙了,顾不上写信,在没有电子邮件和微信的年代,要保持联系并不太容易,时间一长,也就渐渐失去了音讯。
不过,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们,尤其是在读麦克尼斯诗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资料丰富,一本本诗集找起来也方便。那时除了他的作品外,我还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材料。麦克尼斯写《花园中的阳光》的时候,其实正经历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妻子玛丽·埃兹拉的婚变对他打击很大,但他努力使自己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写下了这首“哀而不伤”的诗,甚至为他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表示了感激之意。
只是那些日子里我真正能读诗、写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有必修课程规定,要努力完成这些学分之外,我还兼了两份工。一份是在西格玛化学试剂公司,我负责输入寄往中国的产品目录上的姓名地址;另一份是在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值夜班,一直要到他们的聚会活动完了后才能离开。一次结束时已近午夜两点,我独自在哆嗦的星光下走回家,仿佛突然听到背后麦克尼斯的脚步声,一瞬间,星光也像在他诗中一样硬了、冷了……我开始对他作品中的挫折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超一流的诗人,却因为各种繁重而琐碎的工作,无法全力以赴写作。他自己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影响。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把诗与诗人分开来,但实际上是很难彻底分开的。
当然,用读者反应的理论来说,也可以说随着读者自身的经历变化,对作品的理解也相应地会变。“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没多久,因为开始写博士论文,我还真忙得连读诗的时间都快没有了。不过,我还是把这首仿麦克尼斯的诗又修改了一遍;严力当时正在纽约办《一行》诗刊,来信索稿,我就把“也许”寄过去,由他发表了出来。
上海
因为博士论文以及其它种种因素,我一直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得以第一次回国。意外地听说万已在上海经商,我们联系上了,约在南京路新雅饭店见面。远在“海归”这个新名词出现之前,万已是一个成功的“海归”了,开了一家外贸公司,长年驻扎在上海,做起了服装进出口生意。雁却滞留在巴黎,只身一人。没等我开口问,万就坦承说他与雁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失在他,只因为“在花都太花心了”。他并未试图为自己作任何辩解,反而得意地说起了他在国内与好几个女孩子的风流轶事。毕竟,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凭他现在的资产和身份。在我们中间的餐桌上,久违了的蚝油牛肉与烟熏鲳鱼依然那样美味可口,我仿佛是在听一个陌生人在讲一个难以相信的故事。
饭后,万坚持要带我去对面的东亚饭店KTV包厢尽兴,打电话找来了两个陪唱的女孩子。我本来就不怎么熟悉流行歌,在老歌目录上找了半天,居然翻到了那首《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两个陪唱的女孩子像发现一块恐龙化石似地瞪着我。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是在灯光黯淡包厢里,想到了雁……
想到在圣路易斯,《未央歌》的作者鹿桥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绝不会原谅他的朋友,也是《未央歌》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在多年后获悉,这位朋友与他的妻子,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在大陆离婚了。在《未央歌》中,也在鹿桥的个人记忆中,他们是一对这样完美的爱侣,成了他青年时代浪漫主义幻想的化身。鹿桥如是说,或许与他自己无可挑剔的生平经历有关,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这样说。有这样一句英国俗语,住玻璃房子中的人别往外扔石子。我不想,也不能去做什么道德意义上的判断,只是我有时还不禁要打打记忆的水漂,像在KTV包间中的那个晚上。
《未央歌》
那天夜里回到和平饭店,我在窗子旁伫立了好一会儿。浦西和浦东,新的和旧的高楼上霓虹灯灿烂,像一支狂想曲似地向江中投影,不远处,外滩公园也在闪烁,像依然充满往昔的梦幻。“昨天流失了像是醉于水/过去流失了/回忆仍迂回/此刻正溶去古老的清辉。”那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刚认识万与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但是不是与他们有关系,我记不清了。
我也不知道万是否还记得在他的前厢房里那次“家庭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曲子。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有较多的机会回国,看到国内的种种变迁,沧海桑田,想写些什么,又觉得更适宜个人抒情的诗,较难描述急剧转型中的时代,就动手写一本名为“红英之死”的小说。
其间来来去去,与万又匆匆见了几次面,倒是没再去过KTV之类的场所。也一次都没见到雁。
巴黎
又过了一些年,我和妻子去巴黎为我小说的法文版作宣传促销。行前,我问万要了雁的联系方式,万支支吾吾了一通后,说我其实是偏向雁,但最后还是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到巴黎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与雁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了我们住在圣日尔曼区的旅馆。雁变化不大,还能见到当年的清秀、妩媚,打扮得甚至更时髦了一些。她是由一个叫大卫的中年男子开着一辆奔驰送她过来的,他们陪我们在巴黎兜了半天。
从凯旋门上走下,步行转入香舍丽榭大道时,雁开始轻声给我讲述她这些年的故事,也包括身边的大卫在其中的角色。如万在新雅饭店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花心”使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巴黎与上海的两地分居。他们的关系倒还维持着,万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在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每年他都会因为生意回法国一两次,在巴黎时还是与雁住在一起。至于身边的大卫,她说对他其实没什么感情,却并没有说他们怎样走到了一起。不过,万在上海的时候,是大卫在她身边,同住在那个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小公寓里。
也许,她孤身独处巴黎,需要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也许,她最初只是想要报复万;也许,这是巴黎式的浪漫片段,她看法国小说看得太多了;也许,她知道我与万仍有来往,这只是说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也许,她别无选择,得有自己的一个孩子——她与大卫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幽幽地说:“将来叶落归根,还是要回上海去,要与万在一起。”
也许,这是一个讲得太匆忙的故事,其中省去了许多必要的连接,在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香舍丽榭大道上,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只是依稀明白了,她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回中国。
这不是我当年所熟悉的故事的继续,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雁;至于万,新的记忆早已取代了旧的记忆。
晚上,回到在圣日曼区的旅馆,我独自又走了出去。在赛纳河畔漫步了很长时间。麦克尼斯的诗又浮了上来,漂在记忆的黯淡水面。一支歌,一首诗,有时会悄悄地跟踪一个人,在意想不到的时间与地点出现,使人不能自已。
河畔夜色中的人影开始稀少,我又想到,《花园中的阳光》其实不仅仅围绕着麦克尼斯的个人经历展开,同时更带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在经历了种种激情与努力之后,结果可能还是无可奈何的挫折。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这种无奈也可以视作一种生存本质。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荒谬不断重复,就像标枪激情地投出去,总要到达终点,坠落在地。
圣路易斯
从巴黎回到圣路易斯,我于是又写了模仿麦克尼斯的一首诗,标题是“舞蹈与舞者”:
落日熔金,/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采撷灿烂的幻想,/来放入相册中收藏,/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能说的一切都已说了,/我们其实难以分辨/什么是问题、是答案。/让我们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还是舞者翩翩?//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硬了,/再不期待理解的闪亮,/但还是充满了感激:/因为曾与你坐在一起,/当花园中消逝着阳光。
我把这首诗放进了陈探长系列中的一本小说,《忠字舞者》。诗中的舞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文革”的激情岁月里跳起了忠字舞,在她的仰慕者的心目中,舞蹈与舞者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理想的夺目光彩。只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尽管他们还是感怀着一段共同的过去,最终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活中选定自己的剧本。
《忠字舞者》
雁和万,恐怕也都是如此;他们必须做出他们的选择,时间不会原谅。从七十年代初的外滩公园一路走来,诗,还有我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是“曾与你在一起”,今天的剧本里也许依然有着昨天的回响,也许还“期待理解的闪亮”,至少我这样希望着、期待着……
上海 /圣路易
……这样希望着,一些年又在期待中过去了。
万和雁的故事还在继续。有时,一个故事的开始是如此精彩,你甚至祈愿,“哦,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就像奥塞罗在苔丝狄梦娜坐船到达他身边前所盼望的那样。
可是,谁又能说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马修·阿诺德在《多弗海滩》中写着,“(这世界)事实上,没有爱、光明、欢乐、/ 肯定、和平、以及给予痛苦的救援”。
于是,我们不能说的一切只能在沉默中略过。
我没怎么读懂维特根斯坦, 却越来越喜欢引用他这句名言。
在一本又一本的陈探长推理小说中,我的主人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幻灭,生活中能找到的诗意似乎越来越少,“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虽然为了小说宣传、签售,我几乎每年还都得去巴黎。
可就是在巴黎,我也没与雁有什么联系。我们再不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主人公,能那样充满希望地说,“我们还有巴黎”。
意外地,在我朋友傅好文(Howard French)的一幅摄影作品中,我又感到了最初读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冲动。
傅好文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主任,可他对上海的独特“情结”不仅仅反映在他的一篇篇文字报道中,也反映在他在业余时间为这个变迁中的城市所拍摄的照片中。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我曾熟悉的,但又在无可奈何地消逝的上海。他要我为他的摄影作品配诗,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摄影/诗歌集子,书名就是“消逝中的上海”。
《消逝中的上海》
傅好文的照片中让我又想到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那一张,摄的是国内现在流行的广场舞。背景应该是在人民广场的一角,围观的人群后还可以看到星巴克的标志,傅好文在这里聚焦的与他集子中的大多数照片形成反差,是这一刻的新上海。不过,镜头里的两个中心人物似乎还真是从消逝中的上海走来的,都不再年轻了,但他们还是像往日一样充满温情地相互注视,在一曲舞中搂住对方,攥住那正属于他们的分分秒秒。
我配的诗,标题是“人民广场上的舞者”,也许只能说是那首较早写成的“舞蹈与舞者”的变奏,但我自己还是喜欢的:
落日熔金,/ 我们无法从时髦的广场里/采撷灿烂的幻想,/再放入老相册中收藏。/让我们选一首曲子, 祈祷/时间这一手玩得公正、漂亮。// 当乐曲奏到了尽头,/我们其实难以分辨 / 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使我们旋转得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 还是舞者翩翩?// 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装修完毕,/在墨镜的闪亮后躲藏,/ 但还是欣慰、感激:/因为曾与你舞在一起,/当广场上消逝着阳光。               
傅浩文也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向我要了诗的中译文,说他很感动,也要给他一位亲爱的朋友看。他这样说着,眼中闪烁着狡黠,可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在这首诗后面的所发生的一切,我犹豫着没告诉他。
接着,我开始考虑要把这个故事完完整整写出来。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麦克尼斯,译诗,上海,巴黎,圣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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