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城市、诗、译诗

上海

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认识了万。他是与我一起去外滩公园打太极拳的一个同伴，比我小一岁，却多才多艺，能吹几下黑管，说几句英语，写几行诗歌；此外，万更有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个“条件”，在市中心独自拥有一间前厢房。这在当时的上海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奢侈。不过，他与我一样，属于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

上海里弄生产组最初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家庭妇女响应党和政府解放妇女生产力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六七十年代，除了“解放出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容纳进了一些病休在家而不能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弄生产组的条件自然不能与全民国营企业相比，工资待遇极差，仅仅七角钱一天，也没有医保，排在社会的最底层。

尽管这是一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上海人在生活中还是很讲现实的。在生产组工作的男青年一般都找不到女朋友。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于是，我也只能像沙漠中的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书和幻想里。

我们一起去外滩公园的两三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练太极拳，开始学英语。在公园的板凳上，在一本袖珍版的英美诗选中，我第一次读到了英国现代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一首爱情诗，题为“花园中的阳光”：

花园中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在金子织成的网中，/我们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 当一切都已说清，/ 我们无法乞求原谅。//我们的自由像自由的矛，/投出去，飞向终点；/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天空让你高高飞起，/ 挑战教堂的钟声，/以及每一处邪恶的/汽笛警报所传达的内容：/大地逼迫不停，/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再不期望什么原谅，/心又一次硬了、裂了，/但还乐意与你——在雷电中，/在暴雨下，坐在一起，/而且充满感激，/因为花园中的阳光。

路易斯·麦克尼斯

初读时，我并不太理解这首诗，但原文中低回的节奏充满音乐性，抑扬格与扬抑格的交错运用，再加上朦胧、含混的意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许多少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也有自己“捕捉不住那分分秒秒”的遗憾。

不过，万却是捕捉到了属于他的“分分秒秒”。他有了一个女朋友——雁——与他一起坐在外滩公园绿色的长凳上，仿佛“在金子织成的网中”。雁长得苗条、俊秀，拉小提琴，也喜欢诗和翻译小说，还有一个政治上很红的家庭背景。她在幼儿园当老师，属于大集体编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里弄生产组好很多。她无视七十年代的现实和家人的反对，与他恋爱了——“在雷电中，在暴雨下”。

过了一阵子，万要我去听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在他那间前厢房里，曲目是《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他与几个友人为曲子重新编配了乐器；他吹黑管，她拉小提琴。那是一个到处响着毛主席颂歌的年代，对我来说，这些红歌更多是政治宣传，从未想到要真正作为音乐来欣赏。那一个下午，我却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惊艳。不仅仅因为是音乐，更因为是演奏音乐的人。一个个音符在雁的纤秀的指间像午后的阳光那样倾泻出来，跳动着金子般闪亮的欢乐，让我第一次置身于象征主义诗歌所讲的朦胧甚至是超验的彼岸。

出乎意外，这对恋人在那场音乐会后闹起了矛盾，嚷着要分手。朋友们纷纷劝解，我也加入其中。雁似乎已下了决心，不过她告诉我，想到与万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她心中依然无悔，更对属于他们共同的日子充满了感激。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那首诗，还心血来潮地为她背诵了几行。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甚至就在“文革”那些岁月里，青春和生活中还是有着一些像诗一样美好的东西，我这样想，就像万和雁的故事。

1976年“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我先考入华东师大，翌年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那一年，万也考入了上海师大；我去北京读研究生，临行，万和雁送了我一张他们俩在外滩的合影。这张照片夹在了我常用的一本词典里，让我带到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那里，我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诗歌，一个同学在我打开的词典中见到这张照片，眼中掠过狡黠的一闪，呵呵笑着说，可惜名花已经有主了。这自然是无的放矢。

在北京的日子相当忙。我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本本生吞活剥大部头理论著作，同时自己也开始创作并翻译一些诗。一次，王佐良先生与我谈起他想编译一本英国诗选的计划，要我推荐几个诗人，我提了四五个名字，其中有麦克尼斯。那时我已经读了他不少的诗，特别欣赏他把现代感性与传统抒情揉合起来的努力。麦克尼斯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动辄就动情、滥情得忘乎所以，即使在他抒情最高潮的时刻，仍保留着一种现代主义清醒的反嘲与低沉。如在《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诗中，“我们要死了，埃及，要死了”一行，即引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帕特拉》，凸突的互文性技巧运用，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度。王佐良先生选了几首要我译，包括了《花园中的阳光》。那首译诗记得先是发在一本刊物上，我特地签了名，给万和雁寄了一本，虽然我并不知道雁是否还记得，这首诗我几年前曾书生气十足地给她念过；译诗后来也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欧美现代派诗集》中。

八十年代初，我从北京分配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万和雁已经成家了。万分配在一个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雁还在原来的幼儿园上班，但好像不怎么拉琴了。她太忙了，成天像捧一束花似的捧着他们的家。我偶尔还会去他们那儿去坐一坐，雁是个很会招待人的年轻主妇，也善解人意。

那期间，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波折。这一次是轮到雁来阁楼里安慰我了。那一天下午她谈了很多，谈到了诗，也有一次让我想到了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生活常常充满了阴错阳差的无奈、嘲讽。好几年了，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记忆中遥遥呼应。

我没有给雁看我模仿“花园中的阳光”写成的一首诗，诗的名字是“也许”，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诗中有这样两节：“硬了，冷了花园中的阳光，/我们不能把灿烂的幻想，/放在精致的邮票本中收藏，/得抓紧盖上邮戳寄出，/时间不会原谅。//纵然什么都不用再想，/心也被胶水沾得闪亮，/但这一刻还愿在你的身旁，/看风筝飘失在渐暗的远方。”

那一阵子，我经常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长长的信，等回信，久久地等，因此邮票、邮戳、胶水等都成了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意象；也闭门看存在主义，又觉得时间不会原谅，人因此不得不做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更要对此负责。不过，这样的存在难免显得太哲学、太枯燥了一些，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欺欺人的诗意，纵然如奥登所说的那样，诗并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或改变。

圣路易斯

八十年代末，万被他的单位公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接着雁也去了巴黎，与万在一起。我去了美国，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作福特访问学者，因为那一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只能改变计划，开始在那里读起了比较文学的博士课程。万听说也离开了使馆，自费在巴黎读企业管理。没有雁的消息，但我想她一定是在万的身边陪读，捧着他们的家，像一朵绽放得更绚丽的花。只是我们各自都太忙了，顾不上写信，在没有电子邮件和微信的年代，要保持联系并不太容易，时间一长，也就渐渐失去了音讯。

不过，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们，尤其是在读麦克尼斯诗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资料丰富，一本本诗集找起来也方便。那时除了他的作品外，我还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材料。麦克尼斯写《花园中的阳光》的时候，其实正经历他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妻子玛丽·埃兹拉的婚变对他打击很大，但他努力使自己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写下了这首“哀而不伤”的诗，甚至为他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表示了感激之意。

只是那些日子里我真正能读诗、写诗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有必修课程规定，要努力完成这些学分之外，我还兼了两份工。一份是在西格玛化学试剂公司，我负责输入寄往中国的产品目录上的姓名地址；另一份是在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值夜班，一直要到他们的聚会活动完了后才能离开。一次结束时已近午夜两点，我独自在哆嗦的星光下走回家，仿佛突然听到背后麦克尼斯的脚步声，一瞬间，星光也像在他诗中一样硬了、冷了……我开始对他作品中的挫折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他本来有可能成为超一流的诗人，却因为各种繁重而琐碎的工作，无法全力以赴写作。他自己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影响。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把诗与诗人分开来，但实际上是很难彻底分开的。

当然，用读者反应的理论来说，也可以说随着读者自身的经历变化，对作品的理解也相应地会变。“大地逼迫，诗行以及/麻雀都纷纷坠落地面，/哦我的伙伴，很快/我们将没有时间舞蹈。”没多久，因为开始写博士论文，我还真忙得连读诗的时间都快没有了。不过，我还是把这首仿麦克尼斯的诗又修改了一遍；严力当时正在纽约办《一行》诗刊，来信索稿，我就把“也许”寄过去，由他发表了出来。

上海

因为博士论文以及其它种种因素，我一直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得以第一次回国。意外地听说万已在上海经商，我们联系上了，约在南京路新雅饭店见面。远在“海归”这个新名词出现之前，万已是一个成功的“海归”了，开了一家外贸公司，长年驻扎在上海，做起了服装进出口生意。雁却滞留在巴黎，只身一人。没等我开口问，万就坦承说他与雁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失在他，只因为“在花都太花心了”。他并未试图为自己作任何辩解，反而得意地说起了他在国内与好几个女孩子的风流轶事。毕竟，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凭他现在的资产和身份。在我们中间的餐桌上，久违了的蚝油牛肉与烟熏鲳鱼依然那样美味可口，我仿佛是在听一个陌生人在讲一个难以相信的故事。

饭后，万坚持要带我去对面的东亚饭店KTV包厢尽兴，打电话找来了两个陪唱的女孩子。我本来就不怎么熟悉流行歌，在老歌目录上找了半天，居然翻到了那首《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那两个陪唱的女孩子像发现一块恐龙化石似地瞪着我。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是在灯光黯淡包厢里，想到了雁……

想到在圣路易斯，《未央歌》的作者鹿桥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绝不会原谅他的朋友，也是《未央歌》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在多年后获悉，这位朋友与他的妻子，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在大陆离婚了。在《未央歌》中，也在鹿桥的个人记忆中，他们是一对这样完美的爱侣，成了他青年时代浪漫主义幻想的化身。鹿桥如是说，或许与他自己无可挑剔的生平经历有关，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这样说。有这样一句英国俗语，住玻璃房子中的人别往外扔石子。我不想，也不能去做什么道德意义上的判断，只是我有时还不禁要打打记忆的水漂，像在KTV包间中的那个晚上。

那天夜里回到和平饭店，我在窗子旁伫立了好一会儿。浦西和浦东，新的和旧的高楼上霓虹灯灿烂，像一支狂想曲似地向江中投影，不远处，外滩公园也在闪烁，像依然充满往昔的梦幻。“昨天流失了像是醉于水/过去流失了/回忆仍迂回/此刻正溶去古老的清辉。”那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刚认识万与雁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但是不是与他们有关系，我记不清了。

我也不知道万是否还记得在他的前厢房里那次“家庭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曲子。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有较多的机会回国，看到国内的种种变迁，沧海桑田，想写些什么，又觉得更适宜个人抒情的诗，较难描述急剧转型中的时代，就动手写一本名为“红英之死”的小说。

其间来来去去，与万又匆匆见了几次面，倒是没再去过KTV之类的场所。也一次都没见到雁。

巴黎

又过了一些年，我和妻子去巴黎为我小说的法文版作宣传促销。行前，我问万要了雁的联系方式，万支支吾吾了一通后，说我其实是偏向雁，但最后还是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到巴黎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与雁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了我们住在圣日尔曼区的旅馆。雁变化不大，还能见到当年的清秀、妩媚，打扮得甚至更时髦了一些。她是由一个叫大卫的中年男子开着一辆奔驰送她过来的，他们陪我们在巴黎兜了半天。

从凯旋门上走下，步行转入香舍丽榭大道时，雁开始轻声给我讲述她这些年的故事，也包括身边的大卫在其中的角色。如万在新雅饭店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花心”使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巴黎与上海的两地分居。他们的关系倒还维持着，万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在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每年他都会因为生意回法国一两次，在巴黎时还是与雁住在一起。至于身边的大卫，她说对他其实没什么感情，却并没有说他们怎样走到了一起。不过，万在上海的时候，是大卫在她身边，同住在那个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小公寓里。

也许，她孤身独处巴黎，需要有一个人在她身边；也许，她最初只是想要报复万；也许，这是巴黎式的浪漫片段，她看法国小说看得太多了；也许，她知道我与万仍有来往，这只是说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也许，她别无选择，得有自己的一个孩子——她与大卫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幽幽地说：“将来叶落归根，还是要回上海去，要与万在一起。”

也许，这是一个讲得太匆忙的故事，其中省去了许多必要的连接，在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香舍丽榭大道上，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只是依稀明白了，她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回中国。

这不是我当年所熟悉的故事的继续，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雁；至于万，新的记忆早已取代了旧的记忆。

晚上，回到在圣日曼区的旅馆，我独自又走了出去。在赛纳河畔漫步了很长时间。麦克尼斯的诗又浮了上来，漂在记忆的黯淡水面。一支歌，一首诗，有时会悄悄地跟踪一个人，在意想不到的时间与地点出现，使人不能自已。

河畔夜色中的人影开始稀少，我又想到，《花园中的阳光》其实不仅仅围绕着麦克尼斯的个人经历展开，同时更带有普遍性的象征意义。在经历了种种激情与努力之后，结果可能还是无可奈何的挫折。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这种无奈也可以视作一种生存本质。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荒谬不断重复，就像标枪激情地投出去，总要到达终点，坠落在地。

圣路易斯

从巴黎回到圣路易斯，我于是又写了模仿麦克尼斯的一首诗，标题是“舞蹈与舞者”：

落日熔金，/我们无法从古老的花园里/采撷灿烂的幻想，/来放入相册中收藏，/还是得选定自己的剧本，/要不时间就不会原谅。//能说的一切都已说了，/我们其实难以分辨/什么是问题、是答案。/让我们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还是舞者翩翩？//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硬了，/再不期待理解的闪亮，/但还是充满了感激：/因为曾与你坐在一起，/当花园中消逝着阳光。

我把这首诗放进了陈探长系列中的一本小说，《忠字舞者》。诗中的舞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文革”的激情岁月里跳起了忠字舞，在她的仰慕者的心目中，舞蹈与舞者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理想的夺目光彩。只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尽管他们还是感怀着一段共同的过去，最终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活中选定自己的剧本。

雁和万，恐怕也都是如此；他们必须做出他们的选择，时间不会原谅。从七十年代初的外滩公园一路走来，诗，还有我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是“曾与你在一起”，今天的剧本里也许依然有着昨天的回响，也许还“期待理解的闪亮”，至少我这样希望着、期待着……

上海 /圣路易

……这样希望着，一些年又在期待中过去了。

万和雁的故事还在继续。有时，一个故事的开始是如此精彩，你甚至祈愿，“哦，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就像奥塞罗在苔丝狄梦娜坐船到达他身边前所盼望的那样。

可是，谁又能说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马修·阿诺德在《多弗海滩》中写着，“（这世界）事实上，没有爱、光明、欢乐、/ 肯定、和平、以及给予痛苦的救援”。

于是，我们不能说的一切只能在沉默中略过。

我没怎么读懂维特根斯坦, 却越来越喜欢引用他这句名言。

在一本又一本的陈探长推理小说中，我的主人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幻灭，生活中能找到的诗意似乎越来越少，“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虽然为了小说宣传、签售，我几乎每年还都得去巴黎。

可就是在巴黎，我也没与雁有什么联系。我们再不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主人公，能那样充满希望地说，“我们还有巴黎”。

意外地，在我朋友傅好文（Howard French）的一幅摄影作品中，我又感到了最初读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冲动。

傅好文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主任，可他对上海的独特“情结”不仅仅反映在他的一篇篇文字报道中，也反映在他在业余时间为这个变迁中的城市所拍摄的照片中。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我曾熟悉的，但又在无可奈何地消逝的上海。他要我为他的摄影作品配诗，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摄影/诗歌集子，书名就是“消逝中的上海”。

傅好文的照片中让我又想到麦克尼斯的《花园中的阳光》的那一张，摄的是国内现在流行的广场舞。背景应该是在人民广场的一角，围观的人群后还可以看到星巴克的标志，傅好文在这里聚焦的与他集子中的大多数照片形成反差，是这一刻的新上海。不过，镜头里的两个中心人物似乎还真是从消逝中的上海走来的，都不再年轻了，但他们还是像往日一样充满温情地相互注视，在一曲舞中搂住对方，攥住那正属于他们的分分秒秒。

我配的诗，标题是“人民广场上的舞者”，也许只能说是那首较早写成的“舞蹈与舞者”的变奏，但我自己还是喜欢的：

落日熔金，/ 我们无法从时髦的广场里/采撷灿烂的幻想，/再放入老相册中收藏。/让我们选一首曲子, 祈祷/时间这一手玩得公正、漂亮。// 当乐曲奏到了尽头，/我们其实难以分辨 / 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使我们旋转得忘乎所以的/究竟是舞蹈，/ 还是舞者翩翩？// 悲哀再不感到悲哀。/心，又一次装修完毕，/在墨镜的闪亮后躲藏，/ 但还是欣慰、感激：/因为曾与你舞在一起，/当广场上消逝着阳光。               

傅浩文也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向我要了诗的中译文，说他很感动，也要给他一位亲爱的朋友看。他这样说着，眼中闪烁着狡黠，可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在这首诗后面的所发生的一切，我犹豫着没告诉他。

接着，我开始考虑要把这个故事完完整整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