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斗级经济学家、邓小平身边智囊于光远:我忆邓小平

2018-12-18 13: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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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摘选自《我忆邓小平》,著名经济学家、邓小平身边理论智囊于光远先生遗作。本书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而今终于面世。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接着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代表,我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九九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时,我曾经写过一本书《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比较全面地回忆过这两次前后相接的会议的经过。我在这里不想再赘述会议的具体过程,只想写写政研室与邓小平直接相关的几件事,以及会议期间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情况。
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起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关于这件事,一九九七年《百年潮》杂志发表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披露了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提纲手稿的事,许多媒体纷纷报道,很多相关书籍和文章也写了,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因为这件事实在重要,我在这里还是应该写到。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作的。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时,编辑者作了一个题注:“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以后在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中,它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其实,邓小平当年讲话时,并无“主题报告”一说,“实际上”、“宣言书”这些都是后来作的历史评价。当然,对这种评价,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是赞同的。而且,作为当事人,我和我的政研室同事们还参与了这个讲话稿的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月十日开幕的。会议议程过了大半的时候,大约是十二月初,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这个讲话,邓小平此前找人起草过一个稿子,但是稿子出来后邓小平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会议出现的新问题,改变了思路,要组织人重新起草。十二月二日,邓小平找我们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这次谈话,邓小平是拿着一篇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全文如下:
对会议的评价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理论的重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
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全党全民动脑筋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
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
权力下放
千方百计
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
不要一刀切
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
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
不可能都满意
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
毛主席
文革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要以大局为重
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
一批企业做出示范,多了人怎么办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
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干什么
学会管理
选用人才
简化手续
改革制度(规章)
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
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国内市场的重要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
从引进项目开始
请点专家
七、新的问题
人员考核的标准
多出人员的安置
(开辟新的行业)

邓小平亲拟的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提纲手稿。(作者提供)
连同最前面“对会议的评价”,提纲一共写了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讲过了,与外国人讲过。这是告诉我们, 他在讲话中想讲的一些意思,他已经同外国人谈过。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邓小平先后会见过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在同这些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谈了这样一些意思: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是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头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 东思想也是一样。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有了上面这些谈话,邓小平对在会上讲些什么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邓小平首先谈了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他特别讲了经济工作中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他指出: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 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邓小平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邓小平还特别谈到法制问题: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也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邓小平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他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人浮于事,拖拖沓沓,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他说: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各行各业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他说,这样才有个市场,本身就促 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邓小平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他说搞几定:(一)什么项目,(二)从哪里引进,(三)定在什么地方,(四)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邓小平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就打个人。还说,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考核标准。
谈完之后,邓小平将提纲给了我。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作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赶紧找了政研室的林涧青等几位工作人员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起草稿子,两三天就起草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
邓小平对这篇讲话很看重,很快又找我们谈稿子的修改,时间是十二月五日。我还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的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其他几位起草者并排坐在他左侧的靠背椅上。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脑子里还有印象: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台式电子钟,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新奇,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正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邓小平在讲对稿子的修改意见时,又展开谈了许多问题。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随风倒”、“找靠山”的坏现象。他说:随风倒坏得很。找靠山,没有上面一点东西,就不敢想了,怕动辄得咎。
他说稿子的第二段要加一点意思,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方面说,根本是民主制度。邓小平说: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生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讲了开动机器的好处: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干部看到有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小块水塘没有搞养殖,就睡不着觉。一个生产队,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肯定关于实事求是问题一段写得好,只是语言还可以简化一点。他说,“四人帮”不要成为挡箭牌,已经讲过了的不要再讲。
稿子的第三段讲了党自身的问题,邓小平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这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他说,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利义务都要讲。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子完备,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说到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说,对(犯了错误的人的)过去不可能完备,自我批评不够的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谈得最多。他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有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他突出强调,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他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要教育大家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
邓小平说,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他要我们在稿子里写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权力下放,责任到人。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负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谈话记录稿(于光远记)。因为临时找了一个用过的信封作记录,信封上的邮票被剪掉,记录稿上开了一个小“天窗”。(作者提供)
邓小平还谈到外国的情况,特别是东南亚几个国家的经验。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有亲身了解。
最后,邓小平说,稿子要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大约两天后,我们就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在结构上作了很大改动,初稿写了八个问题,这一稿改成四个问题,将原来的后四个问题合并成一个问题。这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 快一个月了,很快就要闭幕,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抓得很紧,他再次找我们谈稿子的修改。
邓小平先肯定修改稿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他要求在开头或中间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还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中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重点转移这一点,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这次谈话邓小平如此强调,说明这一点在讲话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三个讲话,华已有两次讲话,他还要讲话,最后讲。邓说,“叶讲话,我都同意”。他还告诉我们,闭幕会讲话次序是邓,然后是叶,最后是华。邓小平说的华国锋的两次讲话,一次是在工作会议开幕时的十一月十日,一次是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的十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的叶剑英讲话,是指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因为会议中间叶剑英并没有讲话。有关华国锋的前两次讲话和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我在《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里作过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也不多说了。
谈到稿子,邓小平说,一、二、三段写会议讲了什么问题,要概括:第一,向前看,明确方针目标 ——转移;第二,解决,有利于转变;第三段评价一下。
邓小平谈到稿子中关于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究竟是什么概念?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 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力太大,不利。另外再加上一个,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邓小平还说,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干得好的受打击;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是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对稿子的这一部分,邓小平比较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谈到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不利,还是粗一点。他说,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当然,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邓小平说,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这是个大意思。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给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
关于经济管理问题,邓小平说,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我要讲一讲,稿子里加这个意思。
由此,邓小平又讲了责任制问题。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他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说到这里,邓小平讲了法制问题,要我们在稿子里对必要的法律列举一些,讲六个名词,还要研究国际法。他说,不懂国际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受越大损失。所以要讲讲国际法的问题。
谈到新的问题,邓小平说,仅仅改革上层建筑,也可以说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啦。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会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要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研究,意见也谈得更加具体。谈话之后,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邓小平听起草的同志把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印吧”,我们的起草工作也就完成了。
邓小平这篇讲话稿,是政研室的同志(还有党校的工作人员)执笔起草的。不过,这个讲话稿的内容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结构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不但多次审阅稿子,提出修改意见,而且在多次与政研室的同志谈意见时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甚至连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记得快定稿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问,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好不好?我们都觉得好。当然,后来这个讲话没有用他拟订的题目,而是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用了“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的题目。不过,后来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时,这篇讲话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这个过程说明,政研室的工作不过是把他的思想变成了文字。
讲话稿起草完之后,邓小平的提纲手稿就留在了我手里。事情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一九九七年二月,百年潮杂志社社长、曾经在我们政研室工作过的郑惠同志等来我家访谈、约稿,我提到此事,他们说研究党史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又找出了邓小平同我们三次谈话的记录。这几个材料帮助我比较准确地回想了事情的经过。要不然,我今天写这个回忆录,还真有些困难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邓小平》,第一三三页)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还有一件事同政研室有关,那就是胡乔木主持修改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农业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个议题又主要是讨论通过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强调加快发展农业,但是基本沿袭了过去过“左”的农业方针和政策,对积重难返的农业问题没有提出切合实际、根本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受到与会者的广泛批评。会议决定对两个文件的稿子进行较大修改。胡耀邦要胡乔木负责这个工作。我还记得,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各组负责人汇报之后,胡耀邦把胡乔木和我找去谈农业文件问题,希望胡乔木主持这个工作。胡乔木表示不愿意做 这个工作,他的理由是没有人帮助他。由于胡耀邦的坚持,胡乔木才勉强接受了任务。为了给胡乔木提供一些帮助,我从政研室找了林子力等三人住到京西宾馆,协助胡乔木修改农业文件。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除了上面介绍的几次谈话外,邓小平还有一些谈话:有些是在会外同国内同志或外宾的谈话,有些是在会内同地方和军队负责人的谈话,还有一些是在中央常委听取会议各大组召集人汇报时的谈话。
会外的谈话有三次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了与会者。一次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的谈话。一次是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代表团的谈话。还有一次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这三次谈话的内容,后来在不少著述中有所介绍。
从发下来的文件看,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主要是邓小平所谈的内容。邓小平着重讲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邓小平说: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 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两次同外宾的谈话,也主要是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我们有信心,这是因为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人问,曾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过要三七开。但是面向未来不是比这种对过去的评价更有必要吗?把过去的事大体处理完,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向未来,这是重要的,不仅“天安门事件”,错误将全部纠正。
会内的谈话,有几次我的印象很深。
一次大约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汇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完汇报,分别谈了意见。
邓小平在谈话中比较强调安定团结。他说:现在我们要取得安定团结。有这个局面事情就好办。大家提的问题是要解决。不能全部解决,基本解决就好了。邓小平举了“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杨尚昆和陶铸的案子等。关于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邓小平认为提出批评是对的,没有过分,但是不要让外国人看我们不安定团结。为了大局稳定,吴德、纪登奎找机会说一下就完了,不再提到全会去讨论。
关于工农业生产,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农业有两个问题。一是机械化如何“化”法。有些地方“化”得快些,有的地方慢些。即使快的,也要有重点。每年解决一些,解决百分之十机械化,逐渐解决。过两年后速度可快些。二是要让地方有权,特别在种植方面,中央不要干涉,地方比中央熟悉。只要不搞投机、损公肥私,只要人民生活能富,尽量搞富。不要讲过渡,过渡有许多坏处。对三自由批得太多,把正确当错误批,养鸡喂猪种树都不行,这样把城市搞死了。总之,要让农民有权,把社会搞富。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但借款是要还的,有利息的。规定后不要干涉。国家有一部分要地方安排,不要干扰。群众对干部有选择权。不合格有权免职。免职后怎么办?免职后回去劳动。这些措施都是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经济。选干部与切身利益联系。我看脱产干部公社一级不要多。乡政府三个脱产就行。现在公社十四五个人还要多。一个干部管党,行政、文书兼会计。管委会可不脱产,支书管党员。因地制宜地积极搞生产。
一次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是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后的谈话。那次谈话,涉及会议各组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东组提出“二月兵变”需要澄清时,邓小平说,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靠。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华东组汇报“一月风暴”的问题时,邓小平又说,“一月风暴”问题势必要解决,还是早一点讲好。西南组汇报说,在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二月逆流”问题,以及彭德怀、陶铸冤案等问题平反时,势必牵涉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希望中央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家问,邓副主席会见日本民社党代表团佐佐木良作的谈话可否向干部群众作传达。华国锋同意将这个谈话传达下去。
邓小平说: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一次是十二月一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军队和东北、华东、中南的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谈话。参加的人有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
这次主要是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七二 ○”事件、产业军等。邓小平说,这类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不利。他说,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地正确。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我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最近,我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这确实是个大局。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说到会上大家批评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处理,邓小平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 人,让他过关算了。
谈到这次会议,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次会很好,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
谈到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说,彭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陆定一今天已经让中央组织部派人从监狱里接出来了,对彭德怀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写封信就作为罪状,党内写个信,即使错了,也是正常的。这次会上树个标兵,各地可以这样办。
邓小平说,过去的问题,过去了。为什么精力不用在考虑把经济搞上去?不可能完全公道,不可能完全准确。所以,要以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我同日本民社党说,向后看一点也是为了向前看。决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两个凡是”是不对的。还是要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是那句话。
还有两次谈话,具体时间和场合,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是内容我有很深的印象,而且还有记录。
一次邓小平主要讲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问题,说:农业引进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要注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点带面,集中搞一部分可以快一点。两大政策,一个要使部分地区搞得好一点,搞得比较富一些。
邓小平谈到了深圳,搞外贸,早富起来。这是我知道的邓小平第一次提到深圳这个地方,而且提出要通过外贸使这个地 方早富起来。看来,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深圳,而且在思考使这个地方先富起来的办法。
他还讲了一个大企业包一个县的办法,比如鞍钢包海城,武钢包一个县。公社、生产队快一点,富一点。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一百个县、四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国家。
他还说,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也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十就更好了。上海十个县可以带起来,成为卫星城。百分之十、八千万人就是一个大国了。搞得好的、快的,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是个大政策。
邓小平说,要给下面机动权。统一计划下有广泛活动的余地。大队选举干部,任期两年,不行罢免。公社也可以这样办。要使下面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公社政企合一,先不改。公社搞个管理委员会,其他的人可以减少,公社党委五个人足够。书记不在管委会内。管委会要把经济工作全盘管起来。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社队、管企业,使下面有点权力,切实做到让下面活。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要看本社队需要干什么。有力量买机器,还可以帮助到。权力下放。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小队权力,按规律办事,标准看人民收入增加了没有。政社合一。改了,不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邓小平又谈到,要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取得安定团结的条件,以便集中力量转入搞现代化。一些大案把它们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不敢说。大案,揭发是应该的,而且揭也是正确的。以上这一点要向到会的同志讲清楚,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局势要稳定,国际上都看我们这次会,是否还会发生什么动荡。
另一次,主要谈的还是先富起来的问题。他举了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他说,解决城市问题,收入要增加。采取这个方法。有一些工厂支援农业力量强。工业城市,帮助农村,也变成一个政治责任。还有一些问题未提出,如何提?比如搞养殖,一个水塘搞养殖,可以搞一个专业组。邓小平谈到不久前访问泰国的印象:我在泰国,看到淡水养虾,对虾那么大。可以出口,饲料并不复杂。鱼也养。又比如一个水面、一个水库如密云水库,就可以搞一个大企业来管理。小的搞生产队责任制,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林、牧,猪、鸡都可以搞责任到组。不只是粮食,还要多种经营。 *
邓小平这些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考重点和思维特点。他的一些超前的思想,今天看来仍然很了不起。不少人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得住的。
*以上谈话内容系作者根据原始笔记整理。 ——出版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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