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关于陶渊明《赠羊长史》诗的两个问题

上海大学中文系 刘奕

2018-12-24 10: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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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有一首《赠羊长史》诗,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学者有争论,值得我们花点精力把它们搞清楚。
先来看看诗歌。诗有小序:“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序后有小字注:“羊名松龄。”下面是诗歌:“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这首诗学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序里的这位“左军”是谁?为多数学者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朱龄石(379-418),逯钦立先生提出新说,以为是檀韶(366-421)。邓安生撰《陶渊明年谱》,龚斌、袁行霈二先生笺注《陶渊明集》,都同意逯氏之说。我们认为,新说为是。这里参稽前人考证,对这一问题加以分疏条理,辨其得失,并对其中未尽之义略作补充。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
这首诗,宋代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系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长史名松龄,《晋史》本传谓与先生周旋者。是岁刘裕平关中,松龄以左军长史,衔使秦川。”这没有任何问题。《宋书·武帝本纪》载,义熙十二年,刘裕出兵北伐,十三年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九月,刘裕“至长安”。十二月,离开长安。那么羊长史赴长安,当在此年秋冬之际。但“左军”是谁呢?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赠羊长史》诗注谓是朱龄石:
时松龄衔左将军朱龄石之命,诣裕行府,贺平关洛。
元代刘履在其《选诗补注》中同样说是朱龄石:
义熙十三年,太尉刘裕伐秦,破长安,送秦主姚泓诣建康受诛。时左将军朱龄石遣长史羊松龄往关中称贺,而靖节作此诗赠之。
李、刘之说是有依据的,《宋书·朱龄石传》载:“十一年,征为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十二年北伐,迁左将军,本号如故,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刘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诸事,皆与谋焉。”这段文字存在讹误,我们后面再说。如果单看这段记载,李公焕、刘履的判断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钱大昕据此认为:“羊为左军长史,必朱龄石之长史矣。史称龄石以右将军领雍州刺史,而此云左军,小异。考《宋书·龄石传》,义熙十二年已迁左将军矣。左右将军品秩虽同,而左常居右上,龄石之镇雍州,必仍本号,不应转改为右,则此云左军者为可信。”(《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陶靖节诗》)他转而认为《宋书》中朱龄石后来转任“右将军、雍州刺史”中的“右将军”是“左将军”之讹。
但是再考史书,会发现义熙十三年还有另一位“左将军”。《宋书·檀韶传》载檀韶仕历云:
寻进号左将军,领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
檀韶免官在什么时候呢?《宋书·王弘传》载云:“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王弘继任江州刺史是在义熙十四年,那么檀韶的免官应该也在这个时候。可知在义熙十三年时,同时有朱龄石和檀韶两个左将军。案:左将军无员额限制,《宋书·百官志上》云:“自左右前后将军以下至此四十号,唯四中郎将各一人,余皆无定员。”二人并为左将军是可以的。但朱龄石其实并不是左将军,说见后。为什么不能是檀韶呢?
所以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认为根据朱龄石之传,称“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陶无由赠之以诗”。即朱龄石任官建康,他的使者不从陶渊明的家乡寻阳出发,不应该出现在那里。逯先生提出质疑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辨析,但他认为是檀韶的结论却是对的。详细论证是檀而非朱的学者是邓安生先生,他在《陶渊明年谱》中说:
义熙九年以后,龄石颇受刘裕重用,步步高升,未尝有左迁之事。考《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左、右将军虽同属三品,而左将军位在右将军之上。据本传所载,龄石十二年已为左将军,十四年为右将军,则是左迁也,甚与刘裕重用之意相乖。又按汉代以来官制,左、右、前、后将军皆外藩将军称号,龄石既“守卫殿省”,则是内镇,自不当以左将军之号称之。又考《宋书·百官志》,有左卫军、右卫军,“二卫军掌宿卫营兵”;又有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皆镇卫军。左卫、左军等皆属四品,秩在左将军之下。龄石在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时既“守卫殿省”,可知当是左军将军耳。本传所载“左将军”必为“左军将军”之讹。然则陶诗《赠羊长史》序所谓左军,非龄石明矣。按《宋书·檀韶传》,韶于义熙十二年以左将军“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则此诗序之左军,亦即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逯《谱》为得其实。
邓先生对朱龄石“左将军”的官号提出了质疑。他有两条理由。其一是根据了钱大昕的提示,指出左将军位次高于右将军,作为刘裕亲信,一路升迁的朱龄石,不应该先左后右。其二,左将军不是禁卫军的将军号,不承担“守卫殿省”的职责。从职官制度出发提出的这两条理由都相当坚强有力,让人信服。邓氏认为《宋书·朱龄石传》有误,“左将军”应该是“左军将军”之误。邓先生的论证已经直入环中,却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失误了。试问,“左军将军”为什么不能简称“左军”,为什么羊松龄就一定是檀韶的左将军长史,而不能是朱龄石的左军将军长史呢?我们认为,《宋书》的记载的确有误,但朱龄石担任的应该不是左军将军,而是左卫将军。
《宋书·百官志》有明文:
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
宿卫是专指宫禁的警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守卫殿省”正是左卫将军的职责。对朱龄石的问题,对南北朝禁卫军制度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张金龙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在《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一书第一章《刘宋初年政局与禁卫军权》中,他提到:
按朱龄石在迁左将军时“本号如故”,其本号为冠军将军,则本传所记“左将军”必误,从其“守卫殿省”的职责可以断定,无疑为左卫将军之误。(中略)三人皆为刘裕亲信和心腹,其职务安排是刘裕北伐前采取的稳定朝政的最重要的措施:刘穆之为刘裕首席心腹幕僚,负责朝廷军政事务的掌控和处理;亲信朱龄石以左卫将军“守卫殿省”,实即领兵控制晋安帝;亲信谢景仁为右卫将军并兼任大司马左司马,领兵以控制能力较强的皇弟琅琊王德文。这样,即可确保其率军北伐时建康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控在手中。
张先生实际提出了朱龄石不可能是“左将军”的第三条理由,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即前面所引朱氏本传中称朱先是“冠军将军”,然后“迁左将军,本号如故”,冠军将军是作战部队的将军号,与左将军冲突,却与领禁卫军的左卫将军不冲突,所以才能“本号如故”。张金龙先生也提到,刘裕为了控制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让另一个心腹谢景仁担任右卫将军、大司马左司马,那么负责直接控制晋安帝的朱龄石当然也应该是左卫将军,而不是左军将军。
《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张金龙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
既然朱龄石是左卫将军,羊松龄就不可能是他的长史。为什么?因为左卫将军当简称“左卫”,而非“左军”。更重要的是,左卫将军无长史。《宋书·百官志》:
二卫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无长史。
原来二卫将军到东晋以后就没有长史了。这样,羊松龄只能是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的长史。
最后,想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即羊松龄的行程路线。李华先生在《陶渊明新论》一书中是坚持朱龄石旧说的,他的论证不能成立,但是他反驳逯钦立先生的一段话却很有道理:
羊松龄奉朝命往关中祝贺,必然经过寻阳,渊明赠之以诗,也是情理中事。逯先生说:“朱为左将军乃在建康守卫殿省,如遣使往关中称贺,必不发自寻阳。”这话很是。但“不发自寻阳”,并不等于不经过寻阳,而且我推断,他是一定要经过寻阳的。固然,刘裕北伐后秦是从建康出发,沿着准、淝趋向许、洛,走的是这样一条进军路线。他是水陆并进,而且把大军驻守在彭城,这也是刘裕的根据地。但羊长史从建康出发,他往关中必然是溯江而上,经过寻阳,然后沿汉水北上,经商山而抵长安。这条路很便利,而且时间上也微宽裕,可顺便省亲会友。他没必要再走刘裕进军的路线,何况那条路也未必安全。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逯钦立先生质疑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龚斌先生在《陶渊明集校笺》中维护逯氏,反驳李华,他认为:“刘裕北伐,取徐州、洛阳,至长安。从建康遣使关中,走这条陆路最便捷。要是溯江而上经寻阳,再经汉水北上,受风水影响,旷时费日。”龚先生之说大概也代表了逯先生的想法,他们不太了解古人的交通路线,所以产生了一些误会。
《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古代从东方进入关中,从洛阳到长安的是官道大路,一定要经过潼关。刘裕北伐,前锋王镇恶就是被堵在潼关之下不得过,后冒险走水路溯黄河而入渭水,才攻克长安的。另一条通往东南,沟通陕西与荆楚、江南的道路则是武关道,这条路在唐代被称为商州路。其路线大致是今天西安—灞桥—蓝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阳。严耕望先生《唐代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王文楚先生《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对商州路路线有详考,读者可以参看。唐代长安与长江流域的交通,非常倚重商州路,唐诗中歌咏商州路者不计其数。东南士子进京考功名多取此路,王贞白《商山诗》有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可以想见路上的景象。而温庭筠著名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也是作于这条路上。他是反其道而行,在长安科举不中,往荆襄而去,才倍感落寞凄清。当然,商山路的热闹并不是唐代才有的,这条道路大概周初就已开辟,春秋、战国时,尤为晋楚、秦楚间交通、征战的重要通道。秦始皇统一天下,造驰道通往四方,其中有南阳南郡道,到了汉代,被称为武关道。这就是唐代的商山路。
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图,图出自王文楚《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一文。
陶渊明诗中说得明明白白:“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羊长史正是要由武关道进入关中。他的路线只能是溯江而上,转入汉水到襄阳,然后再踏上武关道的征程。古代道路不像今天平顺,崎岖失修的路段更少不了,骑马舒服不了,坐车的话,木车轮又没有橡胶包裹,路上的颠簸难受可想而知。所以古人出行,一般都是尽量走水路,少走陆路。羊长史是奉命出使,又不是行军打仗,为什么放着直捷舒适的路不走,要走又迂远又难受的路呢?何况要是沿着今天京沪铁路转陇海铁路的路线走,就只能由潼关入关,跟商山四皓的英灵可就挨不着边了。
四皓英灵何在?这里引一段王文楚先生的考证以作结吧:
商洛县四皓驿。(中略)即今丹凤县西商镇。(中略)按《水经·丹水注》云:楚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径高车岭东,翼带众流,北转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州·山川》记载,楚山即今商县西南秦王山,即商山;楚水,即出于秦王山之乳水;膏车山在商县西南五里、乳水北岸。又《通典》卷一七五商州上洛县:“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隐。”《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商州上洛县:“四皓墓在上洛县西南四里庙后。”《太平御览》卷四三高车山:“《高士传》曰,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汉惠帝所立也。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因名高车山。”则四皓所隐及四皓庙墓并在商州上洛县。又《太平寰宇记》商州商洛县:“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遂使四皓隐处有二地,一在上洛,另一在商洛。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四及一四载:四皓庙一在州西五里,一在州东商洛镇(即唐商洛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州·祠庙》记载相同。按《全唐诗》卷四三三白居易《仙娥峰下作》:“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匼匝云如抱;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前已述仙娥峰在商州西十五里,据白居易诗,唐代四皓确在商州仙娥峰附近,但诗文并未说是四皓驿,又上所考,商州设商於驿,西十五里设仙娥驿,其地不可能再设一驿,故四皓驿可能是商洛县的驿名。自此向东,离开丹江谷道,进入武关路。
四皓隐居之地,古人有商洛、上洛二说。上洛一直是商州首县,商洛是商州属县,在上洛东边。二县都在武关道上,不管四皓隐居哪座山头,羊长史总是会经过其下,他应该替陶渊明遥致敬意了吧。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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