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我们需要有长远的视野与……足够的耐心

2019年如期而至。

回顾2018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曾经关注过的一切，无论是否曾有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更真实的是总有万种无力让我们羞愧与内疚。无论是静守在书斋，还是奔忙于路上，总有一种困惑缠绕在心头：我们时代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经说过：是邪恶，邪恶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否可以说，这仍然是今天全世界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根本问题？我猜想阿伦特想讲的重点并不是邪恶本身如何如何，而是欧洲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与邪恶的关系——是顺从、默认还是疏离，甚至反抗？或者像钟摆一样，在私下间的嘻笑怒骂与公开场合的噤声之间来回摆动，获得的是心理上的宣泄与现实中的平衡？如果是这种关系，难道不会使人感到羞愧与内疚？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齐泽克说，那种犬儒理性是虚假的，在其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因此无法与之断绝关系。在这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的知识分子没有遭遇过欧洲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这些“时代的最大问题”呢？

无问东西，当前的世界似乎都正在被困惑、迷茫和焦虑所围困。“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 20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以奥利弗·哥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荒村》中的句子作为他的《沉疴遍地》的题记，渗透着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忧患意识。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民粹主义、极右言行、仇外情绪、贸易纷争……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陷落在泥淖之中。在普遍蔓延的困惑、迷茫和焦虑中，最令人揪心的不是“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而是不知道它还会糟糕成什么样。进步的神话似乎已经不可能，能退回到过去那种感觉还有些安全感的时光就已经不错了。这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未来会怎么样？就如托尼·朱特曾经说过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在这些困惑中包含的焦虑甚至恐慌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时刻，思想者面临的考验是如何为这个沉疴遍地的世界把脉，如何准确地为时代的病灶定位，如何探索战胜危机的方向与路径。面对今天之沧海横流，虽然英雄不再有，但以思想为志业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发出声音。“时代脱节了。倒霉的我/ 却天生要出来重整乾坤。”（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今天大概没有什么人敢说以“重整乾坤”为己任，但是反思该如何重整乾坤却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学术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于2015年开始策划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邀请不同国家的学者和思想家同时撰文探讨当下的世界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汇集成书出版，于是有了这本《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该书由15位不同国家的作者分别撰文，“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们对这样一些紧迫问题的思考：我们怎样陷入了这一状况之中？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将站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够遏止全球衰退并从中恢复过来？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面对民族主义的国际形式，在三个层面上建立某种跨国的公共空间：在各位撰稿人的层面上，在所研究的现象的层面上，在发行的层面上——本书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出版”。（前言，第9页）这的确是一个由急迫的问题意识、不同的国家背景和观点视角以及国际性的同步传播所建构的公共思想空间，一个开放性的思想舆论场，是“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一个小小的例证。顺带要说的是，在阅读这本中译本的时候，使我时有困惑的是有些翻译的句子似乎难以弄明白其意思，或许这也是在多语种、跨国题材与现实语境的差异性中产生的文本所带来的翻译难度吧。使人感慨的是，该书作者之一、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于2017年1月辞世，没有看到本书的出版。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鲍曼在他的文章中最后说，“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依赖魔杖、捷径或即时疗法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长远的视野——以及足够的耐心”。（46页）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诤言。

盖瑟尔伯格在“前言”中把当前的讨论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关于全球化的问题与反思的讨论联系起来，例如拉尔夫·达伦多夫提出的21世纪有可能变成“威权主义的世纪”、理查德·罗蒂关于将会出现历史倒退（“粗俗煽动者上台”、“奥威尔式的世界”降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等等）、维尔海姆·海特迈耶关于要提防“一种威权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的高压统治”等警告（第6页），这种联系使当下的讨论被置放于历史脉络之中，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思考路径。当时的所有这些警告和建议本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寻求解决的途径，盖瑟尔伯格认为，“通过跨国机构的建立，政治本应被要求能够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与此同时将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精神状态——一种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但是，“尖酸的讽刺于此出现，即当时还只是初具轮廓的全球化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全面成为现实——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最后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然而人们对这一切根本没有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而在主观方面，一种坚实的普世主义的‘我们—情感’显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第7—8页）他在这里提到的“政治上的准备”与主观上的坚实的普世主义“精神状态”的确是很值得思考的议题，在政治制度、文化建构与精神状态都缺乏准备和实践的现实中，全球化危机的全面到来必然造成“大衰退”灾难。

收入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纽约大学阿尔君·阿帕杜莱教授的《民主的疲劳》，第一句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世界范围内对自由民主的抵制，及其被某种民粹专制主义所替代的趋势。” 作者认为特朗普执政的美国、普京执政的俄罗斯、莫迪执政的印度和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都表现出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毫不手软地压制少数民族和异己分子，扼杀自由言论或利用法律镇压他们的对手”。（20页）文章对全球化右倾趋势的出现所做出合理的解释就是“民主的疲劳”，其根本原因则是民主制度始终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协商理性和政治耐心在新的全球性语境中变得难以忍受，而新的狂热追求权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更加憎恨民主，利用民众的不满与恐慌遮盖其裙带资本主义与广大民众真正的经济困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以欧洲式的思路作为替代性的方案，核心是坚定推进民主化进程，呼吁欧洲的自由公众（工人、知识分子、活动家、决策者）在欧洲建立一项跨越国家边界的共同事业，推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自由的诸众（multitude）”。（27页）

说到“诸众”，当然会想起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所谓的“诸众”是个体的、复数的、反抗权威的和否定国家的；“诸众”既不是离散在公共事务之外的失语的原子个体，也不是可以被代表、被强制聚拢在某人某物周围的无差异个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诸众”逐步消解了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但是，这样的理想化的“诸众”如何才能成为有重要思想影响的行动力量，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尤其是当看到在现实中的“民众”对明显的历史倒退行为麻木顺从、对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盲目听信的时候，“诸众”如何才能炼成？

印度裔评论家潘卡·米什拉的《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追溯到启蒙时代关于人类动机的理性主义观念，认为所谓“理性的人”的观念忽略了传统和宗教，忽略了很多在人类生活中曾经存在的因素和更加复杂的动力，而这些因素和复杂性其实在许多现代主义文艺中都曾经揭露过。（170—171页）从思想史的视角中，作者拈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依德、韦伯、穆齐尔等人的思想发展谱系，说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仔细审视的不仅仅是私人生活中被压抑的、晦暗的因素，还包括在自由民主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隐蔽操作”。（175页）关于“理性”的这些反思固然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并非不知道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理性”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无限扩张的歧途，就如美国学者弗莱德·R·多尔迈曾经指出在培根的理性和知识论中蕴含有对自然和社会的统治的冲动，个体理性和我思主体必然带来不受任何约束的弊病；马克斯·韦伯也早就指出工具理性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依据的时候，必将导致所有个人的整体价值的消失，代之以单一方面的价值和深度的孤离感。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大衰退”中所包含的诸种特征很多恰好是非理性的、反自由民主的。对于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观念，任何片面的、绝对的信奉或反对都是同样糟糕的选择。在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当然应该更明确地说，对启蒙理性的意义仍然需要在理性与愚昧、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基本分界线上认识，在反思“启蒙的黑暗遗产”的同时更不能轻易抛弃启蒙的光明遗产。

社会学家鲍曼的文章题为《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集中探讨的是时代症状中的“移民恐慌”问题，以此来探测“隐藏在我们当前境况之下的某些可怕的事实”。（33页）他认为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分析和预见的，我们当前最为困惑的窘境、最为不解的忧虑与烦恼都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我们的世界性困境已然来临，但是我们在事实上仍然缺乏世界主义意识、理念或态度，在这两者之间产生尖锐冲突。（38页）因此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们”（外来者），以便让“我们”与“他们”划清界线、确立边界、设置门槛，于是在这灰色地带上，“我们”和“他们”之间上演着无情的战争。（44页）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困境与战争状况？鲍曼最后从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声明中找到答案——“我们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的发展，从而重建社会组织。……和平将是持久的，只要我们用对话这一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在相遇与协商的论争中打一场完美的胜仗。”（45页）这当然是很美好的可能性。但是，把这些理想与呼吁放在产生“移民恐慌”的各式各样的充满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它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呢？ 其实，这也是我读完这本文集后产生的最大困惑：在认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与在现实中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改造方案或重建方案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收入本书中的比利时作家大卫·范雷布鲁克的《致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的一封信》提出需要更新我们的民主实践方式，呼吁一种能促使人们重新回归到民主进程的改革程序，这是一个引向具体方案的很好入口，果然他提出了一个重新恢复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原则的方案——在欧盟各成员国依据人口比例随机签选出公民大会的代表，就像在爱尔兰已经出现的公民大会那样。他认为由随机抽样产生的公民代表和开放给所有人的多项选择全民投票的结合，将成为新的民主政治方式。无论这个方案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最起码是一项比较具体的方案，相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有理由对其他文章表达某种遗憾：缺少对具体方案的思考与讨论，虽然我们无需把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挂在嘴上，但是我们在内心时刻不应忘记“重要的是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