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马克思的……“思想肖像”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以赛亚·伯林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李寅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的中译本可以说是珊珊来迟。早在1990年，海峡对岸就有了一个译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大概是近几年有大陆译者在网上陆续发表了该书的一些章节译文，而在2014年有大陆媒体发表了以“以赛亚·伯林的中国接受史：唯一专著尚不能翻译”为题目的专访。问题不在以赛亚·伯林，他的很多本文集都有了中译本；英国作家惠恩的《马克思〈 资本论〉传》有大陆版中译本（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但是同一作者的《资本主义的先知——马克思》却只有海峡对岸的中译本（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原著出版于1999年），这本马克思传记出版后被英国某电视台评为年度最佳政治传记，引导欧洲人重新认识马克思。碰巧的是，我上个月在台北茉莉书店买到这本书，的确如介绍所言，该书“以生动的笔触破除被神化、妖魔化的马克思虚像”。或许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传》中所说的，“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关于马克思，有着大量的信息和评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采取了一定的立场”。

以赛亚·伯林在1933年秋（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答应费希尔为“家庭大学丛书”撰写一本马克思传，但是他并非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信奉者而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也不比在他之前推辞接受这一约稿的那几位学者更为资格。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使他愿意接受这项工作，它表明伯林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从一开始就面对巨大挑战。在他写作该书的这5年间的书信中，他感受到的挑战、苦恼、绝望和严肃的学术精神都时有表述。他的努力当然没有白费，这本简练的、侧重于思想领域的马克思传记自1939年出版以来至今仍然备受好评，它在双重意义上获得赞誉：首先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肖像”的精心绘制，其次是对后来的马克思研究在方法论和思想史方面的深远影响。在我看来，无论同意还是反对伯林绘制的马克思“思想肖像”，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时刻记住马克思本人的重要自白：“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该提到的是，附在书后的“延伸阅读指南”（特雷尔·卡弗撰写）为读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阅读资源，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认为近年来（这篇阅读指南应是写于2012年4月）关于马克思的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戴维·利奥波德（D.Leopoid）的《青年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现代政治与人类繁荣》（The Young Karl Marx: German Philosophy，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剑桥，2009），此书对1844年末以前的青年马克思构思其早期著作与行动的历史与政治环境，进行了特别详细且信息丰富的描述；同时此书为马克思学术研究建立了新的标准：采用了一种广泛利用现代资源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方法，而不是仅仅依靠哲学方法（355—356页）。另外，马切洛·穆斯托（M. Musto）编辑的汇编本《卡尔·马克思的<大纲>：一百五十年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Karl Mo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伦敦，2010）包含有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不同政治与学术环境中的接受性的学术章节。

该书的 “导言”部分虽然不能说概括全书的主要观点，但还是比较集中地从多个方面概述了作者对马克思的认识和评价。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透彻和深远的影响。”（第2页）应该说这是客观事实，没有夸大其词。但是伯林在当时可能并没有认真想过“在19世纪”这个时间概念对于认识马克思这个人及其他的思想的重要性。在过了多少年之后，终于有一本马克思传是以“在19世纪”作为重要视角来写的，这就是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Jonathan Sperber ，Liveright，2013；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作者时刻提醒读者，马克思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体系、政治奋斗历程与愿望，主要属于19世纪”。（引言）因此他力图将马克思的思想、实践还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中，还原到他与家人、朋友、论敌等相处的人际关系中。但是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断指出的，十九世纪的人与生活有着太多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所不熟悉和不易理解的；因此，真正认识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实非易事，于曾经被关于马克思的所有宣传说教所漂染的头脑，需要的恰是对马克思的陌生化。

接下来的这段话则不无伯林自己认知的主观色彩，但是更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思考：“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视若无睹。”（第4—5页）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不难理解，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极为厌恶就值得留意了，在本书中伯林一再谈到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近乎是出于本能的警惕与厌恶。当然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个人性格的或者潜意识中的复杂因素，但是伯林更多还是从马克思的思想和他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忠诚的方面去理解他对世界、对不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同时代革命者的毫不留情的决绝态度。

他的思想无论如何复杂、深邃，伯林认为最重要和最清晰的是“他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相信价值不能脱离于事实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于看待事实的方式。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第7页）。在伯林看来，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的认知和坚信，这是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关键原点。这使我想起福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把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原为马克思本人，那么福柯与伯林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相通的。

对一个在四十年前走进中国大学校园的历史系老毕业生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心路历程。比如对人类历史的真正解放与自由的那种期盼与焦虑，我们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开始感受到的。大约是在1980年，学到国际共运史的时候，我们对马克思的“有生之年”的问题有过一些讨论。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认为德国的问题必须通过一场激进的革命来解决，而这将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而到了他的晚年，他的心情则是对在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埋葬资本主义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与马克思的相遇史，各自的方向或许并不一致，所受影响的深浅也不同，但是总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穿透时空的隔阂而相互理解的。

正如艾伦·赖安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伯林在这本马克思传记中第一次显露出自己作为思想史家的特殊才华，其实还应该加上的是，伯林在这本传记中显示出他对于当时欧洲专制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能力。一个在欧洲近代思想发展脉络中出现的马克思，一个在欧洲专制政府的政治高压环境中成长、生存和抗争的马克思，这可能是对该书副标题“生平与环境”的最好诠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伯林笔下的马克思与欧洲思想的发展的紧密关系是极为突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是，该书第三章“‘精神’的哲学”完全就是一部西方思想史中非常完整的一章，直到最后才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想说明的是关于社会自由的问题是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以及他如何受到黑格尔思想的极大影响（66页）。类似的大量篇幅的思想史谱系论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伯林对于理论思想的概括能力就是这样炼成的，难怪有人认为更准确地说伯林是通过写这本马克思传记而成为思想史家。他在正统的、教条的马克思学说诠释体系之外以自己的研究和表述方式提炼出马克思的思想核心：“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成就，就是用人们熟悉的经验性的词汇，为当时那些最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统一的答案……他的现实主义，他对历史的感觉，他对抽象原则的攻击，他要求任何解决方案必须通过其在真实环境中的适用性和结果加以检验，他轻蔑地将让步或渐进主义视为回避极端行动必要性的方式，他坚信群众易受蒙蔽，因此必须花任何代价，必要时使用武力，把群众从那些欺压他们的无赖和傻子手中解救出来，所有这些使他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更加严厉的一代务实革命者的先驱”（21页）；“总而言之，它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是针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情愿的与不情愿的工具的，是针对所有将自己生命与这个社会存亡密切挂钩的人的”（23页）。

对于那个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生存和斗争的马克思，伯林在书中的描述往往是很简练而又非常精准和深刻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那几年，正是德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们陷入一蹶不振的时期。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治高压统治下，官方审查制度十分高效和无处不在，在媒体上或者公开集会上发表开放言论是不可能的，甚至连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黑格尔哲学也被当成蛊惑人心之说。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酷，青年黑格尔派发现自己被逼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投降，要么朝政治左派走得更远。唯一在大学里还残存一点被限制但尚还真实的学术自由，当时很快也因为普鲁士教育部长决定在大学中清除黑格尔左派的思想而消失。说到青年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我很自然会想起1978年刚进大学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界开始重新关注和研究青年黑格尔的时候。在《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社科院哲学所西哲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印数四万五千册）中有两篇文章在当时对我影响颇深。一篇是王若水的《关于“异化”的概念——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该文实际上是写于1963-1964年的旧作，但是其严密的逻辑力量、充满激情的无畏探索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思想界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例如，文章中说到：“克服异化，就是要把那种以国家名义来代表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变成真正现实的东西”，这对于曾经在上山下乡时代就开始思考中国农村问题的我们来说，无疑是理论上的启蒙。另一篇是汝信先生的《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我们对于青年黑格尔反抗专制主义、高扬人的自由权利思想的认知。同时，青年黑格尔对由鹦鹉学舌的应声虫组成的正教学说大军的讽刺和对失去古代共和国公民那种英雄气概与献身精神的自私自利的庸人的批判，令我感受到了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召唤。在个人前途方面，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被注定是要被体制所抛弃的。他在柏林大学加入了有自由思想的大学生组成的社团，并且与学生领袖打得火热，后来又受到校园政治迫害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希望留在大学里教书的前景被彻底封死了。

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马克思，他的真正出身其实不是柏林大学，而是《莱茵报》，用今天的话来说，马克思是从“莱茵系”出来的。马克思首先是以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作为办报人与撰稿人，他随时需要关注时事、及时回应事件、在解读事件中提出鲜明的观点，同时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勇气应对专制当局监控舆论的压力。伯林在书中对这个时期有很简练而精彩的论述。马克思先是应邀为《莱茵报》定期撰写文章，以后他当上了主编，这份报纸很快从相对温和的自由刊物转变成了狂热的激进刊物，发表了对普鲁士审查制度、联邦议会、全体土地占有阶级的批判文章。当局最初因为各种考虑尚在容忍，而马克思加大了批判力度，同时用尽了心思来与审查者们周旋，但是最后不小心越过了红线，由于猛烈批判了欧洲专制制度的最大代表、也是与普鲁士结盟的俄国政府，而被普鲁士当局紧急封闭了报社。这时的马克思已经作为著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批判的思想者而声名大振，当他在1843年11月离开普鲁士到达巴黎参与编辑《德法年鉴》的时候，“人们普遍将他视为一位手执锋利刀笔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因为过于热切地宣扬民主革命而被迫离开了德国。两年之后，他就被很多国家的警察视为冥顽不化的革命共产主义分子、改良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有着国际分支的颠覆运动的声名狼藉的领导者”。（89页）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个人的现实生活中，“莱茵系”使他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背上了“负资产”，以后再没有任何官方事业机构或体面的商业机构愿意或敢于雇佣他。为了解决经济困难，除了来自恩格斯的无私接济之外，马克思主要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所需。1851年，查尔斯·达纳邀请流亡伦敦的马克思作为海外通讯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每篇稿酬一英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宣传阵地的考虑，马克思都很愿意接受。他请恩格斯先撰写一篇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作为开头，从1852年下半年起开始自己来写，十年里差不多每周一篇，总共在《论坛报》发表了四百八十七篇文章，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恩格斯写的。直到1862年3月，马克思与《论坛报》的合作才结束。

对于凡是与激进政治活动有过哪怕短暂、简单的接触的人来说，卡尔·马克思的那种雄辩、固执、富于批判的激情的形象可能并不陌生，而稍微涉足深一点的话，对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19世纪的政治流亡者的世界也不会感到惊异：生活状况、性格、思想、能力的差异，个人之间的竞争；尽管胜利的前景依然渺茫，却还要在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夺取领导地位，为此甚至在论战中故意抹黑对方，千方百计揭穿把政治筹款挪作私用的丑闻，或者为了争取追随者而尽管陷于贫困之中仍然要出钱招待他们；在流亡者圈子中，还要学会辨别哪些是专制政府派出的密探，揭穿他们的阴谋。伯林在书中不断描绘与分析马克思与各种流亡政治家、思想斗士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有思想的、原则的、私人友情的和潜意识中的复杂性等种种因素。在分析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的时候，伯林所作的思想分析与心理分析都很有深度：“马克思勉强认可拉萨尔的努力及其组织能力的价值，但对其个人十分抵触，而且在政治上对其极为怀疑”；“最后，他感到十分嫉妒，满怀占有欲，因为一场运动的实践政策和理论基础都归功于自己，而如今它却似乎将自己抛开不管，被一位政治上的蛇蝎美人、一位星光耀眼但徒有其表的冒险家、一位在私人生活和公共政策中公然的机会主义者迷昏了头脑，而对方没有任何预定方案作为指导，没有附加任何原则，前方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236页）伯林在全书最后的一句话表明他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深远影响和力量的由衷看法：“在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它（指马克思的理论）依然是最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