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杨照：中国是怎么出现的？夏商周是什么关系？

【编者按】

杨照先生本科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哈佛大学，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这个机构念博士研究生，师从杜维明先生，主攻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之后，曾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在台北，杨照先生花了十年的时间，两次讲解这一套中国通史课程，课程的名字就叫：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在这套通史当中，杨照先生广泛使用近百年来学术界取得的考古和历史认知方面的丰硕成果，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历史背后的脉络和原理。2018年1月12日，杨照先生作客中信书店·合生汇店，介绍了从上古三代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以及中国是怎么出现的。以下为讲座实录，限于篇幅，有删节。

讲中国历史，我们先聊一下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中国。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谈的时候，就变得没有那么简单了。

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故事

先要说什么是历史。在讲这个主题之前，这是主持人刚刚也稍微介绍的，我至少有这个资格用这种方式和身份跟大家聊历史，因为我是史学工作者。我在1981年进入了台大历史系，的确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去念台大历史系的那个年代，一大批文人和学者大概刚刚退休，比如说沈刚伯先生（世界史），不过离开的时候他们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所以我们的研究生学长们最喜欢跟我们说，你们没有上过沈老师的课，可惜了，我就看沈老师的文章。或者是刘崇鋐先生（西洋史），你们没机会上到刘先生的课。

我就不讲这些传奇了，但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同时，有另外一批，比如说这些候补新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传奇，像许倬云先生（西周史），还有我的前辈的学长和老师。另外像我自己所在的时候，有蒋孝瑀老师（西洋史），王德毅老师（近世史），然后后来更年轻的黄俊杰老师（中国思想史），他们是一批非常特别的学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有学问的底子，他们和沈刚伯先生这些人，对于中国传统非常熟悉。那个时代的台大历史系，就是80年代的台大历史系，放在全世界来看，对中国史的研究真的很重视，比当时的北大、清华在中国史的认知和理解上更有基础，我们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样一个强烈的政策设计下学中国历史。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那是我们的内在，是必然需要学习的。

到了1985年，我从台大毕业，之后在1987年就离开台湾到哈佛大学，我到哈佛大学求学的过程有很多的波折，我稍微解释一下。我到了哈佛大学，我所在的是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简称东亚系），是一个博士班的课程，在海峡两岸我们的说法叫作直攻博士。我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念博士课程，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博士课程，这个博士课程是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和哈佛大学的东亚系，两个系合起来的博士班课程。

我1987年去的时候，接下来我所受到的基本训练，你们应该可能大家更了解，就是哈佛大学在中国史的研究和理解上，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定位，比如说我在的时候，主要的老师，当然洪业先生（中国史）退休了，他是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最关键的一个学者。那时杨联陞先生（中国史）刚刚退休，不过杨联陞先生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名誉教授），重要的是，他有很多的学生。

还有一位，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可是在我后来受教育的时候影响我很深的，那时刚刚退休的一位犹太籍的大老师叫作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是他的中文名字。这个老先生好了不起，他带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在史学看法和态度上的影响，是一个故事。他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很有趣的外号，这个外号叫作the professor of two hands。你们觉得这个外号很怪吗？他叫作两手教授。哪个教授不是两只手？我也是两只手。为什么要叫他两手教授呢？因为他有一句口头禅，他不管讲课，或者讨论，甚至聊天，他最喜欢讲的英文是：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两手教授很了不起，因为他一直都是告诉我们，尤其是看待历史和学术的时候，不能够只有单一的观点。

有On the one hand，就一定有on the other hand，当时大家这样开他玩笑叫两手教授，他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说：我恨不得我有三只手，或者你常常会看到我有三只手，或者是四只手，只是因为语言习惯，我只能说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杜维明先生（思想史），他现在在北京大学，他回到北京，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儒学和中国思想史有很多的贡献。

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是张光直张老师，等一下还会有机会再聊到张老师。那个时候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已经近于大佬资格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人叫作孔飞力。那是我那个时代的哈佛大学中国史的学者，全部都是大学者。我们今天要讲到中国史重要的研究和重要的成就，这些人都是避不过的。

哈佛大学东亚系，或者说哈佛大学的东亚史研究，除了有这些学者，还有了不起的传统，这个了不起的传统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我们在哈佛大学念中国史相关的博士班，对很多学习中国史的人很痛苦的是，一定要学日文。为什么学中国史非得学日文？这是从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科的设计开始所定义下来的，对我们影响再大不过。老师告诉你，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和研究，你逃不过日本学者的贡献，因为日本学者，他们一方面跟中国同文同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很不一样的精彩的观点和看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状况下学习东亚史，因为我自己出生于台湾的背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学过日文，所以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在哈佛大学还是大开眼界，认识了谁是内藤湖南，内藤湖南的这套内藤史学，还有白鸟库吉，他们对中国史是什么样的看法。

所有这些刺激，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一来我受过正规的史学的训练，二来我受到的史学的训练，教我或者是刺激我、强迫我，必须用不是那么传统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历史。

什么是“历史”？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作为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人，我很快就察觉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一点都不简单。历史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心目中你们会觉得历史是什么，或者是想到历史，你会有什么样的定义。

我自己体会，我自己所认知的是，一个学者所看待的历史，跟大家的看法大不相同。大家看待历史的时候，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因为它是过去发生的事，所以它跟现实，首先的、最大的差别是历史既然已经发生了，它当然不会改变，所以历史对很多人来说，是一连串的或者是一大堆的固定不变的故事。这是大家对于历史的看法，所以大家想要知道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会说：史学家，你们的任务就是告诉我们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跟大家沟通，或者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最根本的看待历史的方法，先从一个史学工作者对历史最完整的定义，或者说是对历史最完整的描述，叫作历史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人类发生过的事情、有过的经验，都是历史。大家这个定义存在多少困难吗？这个定义对历史和史学研究提出的一个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

简单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我们有这样一场讲座，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们在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这里，进了书店，听杨照讲了两个小时，等到明天，这就是历史。你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历史呢？历史是无所不包的人类的经验，你用这个定义看待历史，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保存历史。这对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绝对不可能重建历史，历史这么广大，所有在人类经验里发生过的都是历史。

怎么办？接下来我希望大家跟我想象一下，如果用图像的方式，历史的全貌是这样的（用手比划）。

首先是，在广大的历史范围当中，只有很少数的部分会被记录下来。当然今天我们的状况不一样，这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有这么多人在记录我，从此可以留下记录。但是你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特例，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人记录，所以这么广大的一块历史只留了这么一点点有记录的，所以换句话说99.9%的人类过去的经验都丧失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遗憾，但是你只能在这个遗憾里进行你的专业研究，意思就是说99.9%的人类过去的经验都没有留下来。所以作为历史工作者，你怎么可能有自信呢？你怎么靠0.01%的记录告诉我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大家对历史工作者和史学家的要求，都太沉重。我们不可能完整告诉你过去人类历史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

其次，这么大的图像当中，其中的0.1%，这一块是有记录的历史，可是光是有记录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历史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呢？不是为了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要用，才刻意记录下来的，这些记录是基于当时他们自己不同的理由和需求，所以他们留下来这些记录。

讲座现场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到中国的书法，讲到各种不同的字体，来说明“历史记录”。我不知道你们学不学书法，我当然希望从博学的角度来说，大家自然要学点书法，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你接触书法就要接触繁体字。如果你练过书法或者是了解书法，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是特别严厉，书法从哪里开始练习，书法有各种不同的形体，形体的安排形式是什么。学习书法，一般一开始就是楷书，然后是行，草，隶，篆。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就发现这个顺序是不对的，历史上是先有楷书吗？不是，中国的楷书相对是后来的。什么时候有楷书的形体？一直到唐朝才有楷书（魏碑是从汉隶到唐楷的过渡），唐朝之前是什么字体？比较重要的是六朝时期的行书，行书比楷书早，这是历史的事实。当时人怎么写字？六朝人写字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手帖？因为当时人写字是拿着板子，一手拿着板子一手写字，你有本事写楷书给我看。什么时候才有楷书？这就牵涉到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关键改变，你得要有桌子，在桌子上写字才写楷书。所以中间有很多彼此相关的连接。

再比如说隶书，隶书怎么来的？隶书是要这样写（用手比划），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还有美学上让我们感动的一面。隶书和楷书有一种碑体，魏碑上面，那是美。隶书的来源，是书写方法的改变，这个书写方式的改变，意思是秦统一六国之后，很重要的举措就是车同轨，书同文。战国时期每一个国他们都发展出文字特别的写法，到战国末期混乱得不得了，这让我们在整理战国末期的文献都碰到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老子》，你现在看到的后来的帛书《老子》，跟通行版的《老子》有相当大的差别。还有更麻烦的《韩非子》，里面有很多文献上的差异，这就是六国文字的差异。书同文很了不起的就是，用小篆统一下来。篆书不是为毛笔设计的，用毛笔写篆书，一方面非常困难，另外一方面它自己必须开发出一种美学，是另外一种写法。篆书是写在竹简上的，用硬的笔，是刻的，不是涂写。我们在传统的书法上有一个说法是蒙恬发明毛笔，我也不相信是蒙恬个人的力量发明的毛笔，它是长期变化累积。毛笔要写字，就会有不一样的写法。篆书用刻的，刻在竹简上，而毛笔写篆书太不一样了，竹简很多时候还是半圆形的，你要怎么办？改变字体。隶书就是因为用毛笔，用墨在竹简上面写，所以它发展出那样一个特别的形体。

我举书法的例子告诉大家说，古人为什么留下这些记录？这些记录是他们特别的运用，不是为了我们。里面有那个时代的偶然，那个时代主观的需求。

所以，历史上的记录，不是为了我们，因为这些记录什么时候留下来，为什么留下来，到后来就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些历史资料的方式，我们仅靠这些历史资料，也不一定能告诉大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他不得不谦卑，但是这个谦卑很多时候是大家在尝试了解历史的时候体会不到的，因为不是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可以不谦卑，而是因为：历史工作者其实多么心虚啊。大部分的史料不是为了我们要做研究而留下来的，史料不见得可信，它们必须要经过各种检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样，历史学家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历史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任何一件事情，谁来讲也没差别。也就是所这些事我来讲跟你来讲，我们不应该讲出不一样的东西！历史为什么不一样啊？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没发生的就是没发生的，你讲我讲大家讲不都一样吗，要历史工作者干吗呢？

还有，作为历史工作者，他的知识必须有这个行业和这个专业的尊严。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真的是史学家吗？用这种方式理解历史，应该说每一个有良心而且有专业知识方面的基本的态度和言行的历史工作者都要了解，你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看到了过去历史的说法中，有一些是你无法同意的。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说，这叫翻案。在历史中，你如果不能翻案，你找不到可翻的案，你为什么讲历史？你怎么讲历史？

什么叫历史？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看我就啰里啰唆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因为真的很难解释什么叫历史，但至少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历史没有一成不变的认识。

什么是“中国”？

后面还有更麻烦的问题，你们虽然不用去面对，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再接下来这个大的问题是：中国是什么？刚刚大家如果听到开头影片里面我讲的话，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事物在历史学家的眼里看起来都是有来历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没有来历的。然后我们去追索每一样事物或事情的来历，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所有的来历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某件事情。哪一样东西没有来历呢？我们理解都是有来历的。为什么觉得这样的发型叫对的发型？这一定要有来历，因为你们看老照片，看上个世纪70年代的老照片，北京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更不用讲100年前，北京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今天这个模样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模样是对的模样？

再举个例子，你所处的空间，为什么这个空间是用这样的方式安排？这个空间最大的特色，全部都是几何的线条，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空间，对的空间？都是有来历的。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方法，其实不是关注历史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如何认知和理解历史。

我们今天所处的空间，我们正在过的生活，它们的来历是什么，这是我在跟大家聊什么叫作中国的时候所采用的角度，中国必然是有来历的。

说中国是怎么来的，绝大多数人大概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干吗要问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怎么来的不重要，而且今天就是这么一个中国，跟历史无关，或者觉得了解中国是怎么来的并没有那么重要。另外一种态度是：中国的来历，不是清清楚楚吗，中国怎么来的不是有一个固定过程和明确的答案吗？

不知道大家所知道的，所认为的答案是什么。我先说传统上，包括上千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这个固定的答案就是：中国是从黄帝来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意味着一片地方，一种文明，一种价值，一套信念。后来在传统里对这个问题给了很简单的答案：这片地方原来就在，不用去管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文明来自黄帝；这个价值来自儒家，或者说来自周公孔子；这套信念就是跟西方不一样。讲完了。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答案。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清楚知道过去100年里，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么多比我聪明百倍、比我勤奋百倍，然后学术程度比我高百倍的这些人，他们在非常认真地问这个问题，然后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跟随他们的脚步，我们需要换一种态度。换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假装忘掉我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我们先说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我们想知道中国是怎么来的，然后就寻找答案，回到你有把握可以看到的、可以被相信的历史资料中。

从1899年开始，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偶然，在河南发掘出了大量“龙骨”，当时被卖到中药店。龙骨是中药店的重要药材，但是挖出来的人不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用我们今天科学的语言来说，龙骨就是动物骨头的化石，当时在中医中药里相信，龙骨磨了之后可以自做成药，是很重要的药材。龙骨被卖到中药店后，人们发现了很奇特的状况，就是有部分的龙骨卖去的时候，上面好像被小孩涂鸦，莫名其妙的涂鸦，刚开始挖出大量龙骨的农民非常痛苦，因为中药店不收，因为小孩在上面乱画了。可是这个奇特的事情传到了北京，就引发了当时一部分学者的兴趣，不见得是偶然，他们在探究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是怎么来的。

这时候，《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参与其中，再加上另一位重要的大官（王懿荣），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很容易做，他们就把先出土的这一大批龙骨买回来，开始研究，就是甲骨文，是我们今天能够重新认识商朝的途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从1899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学者重新思考：中国是什么。他们从最古远的时候推导中国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有几个突破性的事件，上世纪30年代安阳考古，挖出了殷墟，这是一个庞大的考古遗迹，这个就是商代的王所定居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挖出了宫殿的遗址，接下来宫殿的基石，然后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

1949年建国之后，到50年代，一方面跟随原来民国时期考古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领域出现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抢救考古”。抢救考古就是挖地基、修马路、盖大楼的时候，一挖出来东西就赶快找考古队。在那样的情况下，几十年里从国家到地方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挖了好多的考古遗迹，这个时候考古遗迹，尤其是越往下挖，它的时间越早，考古资料就越来越丰富，不允许这些探索中国起源的学者继续用传统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过去。

累积了这么多考古发现，尤其是在出现文字记录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的成就，到了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学者，这个人叫张光直，他是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教书，可是他一生的心力都用在了中国考古的争议上。这是奇特的分工，中国大陆这边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那时候还属于中科院），他们到处去挖，去整理这些资料，可正因为是抢救考古，你们听到这个字眼就知道抢救考古不是规划设计的，是哪里出现了可能有的遗迹你就得去挖，到后来中央的考古队不够，省级的考古队不够用，甚至到县级的考古队，大家拼命地挖和记录，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就出了大问题：没有人整理，没有时间整理。

好奇怪，整理的工作谁来做呢？有考古学家但不能做中国考古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台湾，因为台湾的这些考古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来考古，两岸的对立情况之下，即使要读中国大陆考古学的资料在台湾都是相对困难的，可是有一批考古学者在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张光直先生所带领的在美国的这些学术界的人，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看到和运用中国考古的资料，而且他们有这个兴趣，他们自己不能跑到中国来进行考古。张光直先生因为这些就成就了，其实真的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学术环境而有的特殊的突破，特殊的成就。

张先生非常勤奋，非常聪明，我只有在张先生不在的时候敢替张先生说这句话：2001年张先生去世之前，全世界对中国考古学的资料，阅读最勤，用得最勤的是张先生，而不是中国大陆任何的考古学家。因为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都忙着真的做考古。张先生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他就把中国出现的所有的新石器时代到三代考古做了一个架构出来，这个架构，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可以推翻或者是可以取代它的。这个基本的新的架构，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和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参考。

杨照在讲座现场

考古学家为我们呈现的全新的中国起源

张光直先生从80年代开始做中国考古时代整理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自己也是考古学家，但他跟其他的考古学家不一样，他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个更高层级的大问题有兴趣，有思考的努力，他就是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他们没有彼此的影响，当时张先生是否读苏先生的东西，我不是很确定，苏先生什么时候读了张先生的东西，我也不确定，可是两个人几乎在同样一个时期，而且是同时发展，同时找到了这个突破。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平行研究，都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资料推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有更高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他们最关键的一个结论，是重新解释中国的起源，推翻了过去不管是文献还是神话和传说，还是一直到早期的考古对中国文明起源最固定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元中心扩散说”。什么是一元中心？黄帝是一元中心，从黄帝开始产生了文明的突破，有了文明的内容，然后再传到其他的地方去。以前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也是把我们称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视为黄河流域一脉相承的前后两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

可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材料，这是你没办法选择的，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一直不断地告诉你：一元中心的方式不太对劲。比如说苏秉琦先生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红山文化的考古。红山文化造成了太大的困扰，红山文化在哪里？红山文化在辽宁，辽宁离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多远？大家稍微一想就知道，到了锦州，到了沈阳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一元中心扩散说，辽宁要出现这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应该相对是很晚的，可是红山文化的年代，不管你用任何方式去断代，它都非常早，我们现在基本上介绍至少是6000年前就有红山文化，它怎么可能是河南仰韶文化传播过去的呢？它实际上还比河南仰韶文化还要早。我们看到河南仰韶文化，跟仰韶文化基本上非常类似的河北和山东的仰韶文化。到后来我们又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文化——马家窑文化，也是大约6000年前，这是从陕西一直到甘肃乃至青海，大概在同一时期就出现的，在发展程度上也相差不多的新石器文化。所以回到所有的这些考古，它就是这些物件，就是地底下的实物，就是推翻不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就要修正我们以前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

所以到了张光直先生和苏秉琦先生，他们就共同改写了延续不知道多少年的认知，让我们今天在考古学上对中国的起源有了这样的看法和说法。稍微完整一点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片区域，主要的中国的区域，简单说我们还把它当作黄河和长江流域，我们发现早在6000年前，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几乎是同时有了新石器的突破，新石器的突破包括出现了农业，出现了陶器，出现了用打磨的方式制造的更精细的工具。苏秉琦先生的说法是“满天星斗”，同样的时间，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南边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好多地方都有了新石器时代的突破。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地区已经很多地方都有了人类居住，他们大概在同样的时间，各自，而不是互相影响，开始产生了新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之后产生了另外一项突破，就是他们有机会在生活的地区开始扩张。

因为那个时代的工具非常简单，文明的变化就相对缓慢，时间的单位比较长，所以接下来又花了大概3000年的时间，各个不同的中心，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就开始有了接触，开始有了互动，所以接下来进一步的突破，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心，经过互动之后开始有了更大的组织，或者是更大的系统，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把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与接下来的历史相联系的三代历史。

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新认知

三代，我们讲的是夏商周。我们从以前的神话传说和文献中追溯三代，这些文献很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春秋是什么时候？是西元前8世纪到5世纪，距离夏朝一千多年。夏朝之后一千多年，关于夏朝的记录，这事春秋战国留下来的记录，让我们认为所谓的夏商周是三个朝代。但是，今天把夏商周的历史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放在一起对比之后，同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看法。

长话短说，直接讲他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夏商周不完全是我们以后所认知的朝代的更替，不完全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三片不同的区域，在我们刚刚所说的满天星斗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互动中所出现的三个相对较大的系统，不过还是有时间差，比较早的是在河南仰韶文化的基础上面出现的夏文化，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中间。接下来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商代文化，所以它是今天的苏北到山东，这个地区是比较东面的。更晚一点出现了，原来从山西南部迁到周原，就是今天的关东地区，产生了周文化，他们在西边。

所以夏商周是三种不太一样的地区的文化，它们的来源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是统合了自己那个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的部落，以及其他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而形成了相对比较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共主结构，在这个共主结构下，接下来发生的是这三个系统（部落联盟）彼此之间的关系。

大概到公元前18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东方崛起的商文化这一套系统，他们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征服，或者是他们至少压过了原来河南仰韶文化产生的夏文化，成为新的共主。到了公元前第12世纪或11世纪，西边出现的这个周文化又压过了商人的文化，变成了中原地区的共主。

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是三种地区的来历？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考古上我们清楚看到的不是这三个“朝代”的接续性，而是这三个不同区域文明的差别，这是三种很不一样的文明，后面我会讲它们怎么变成中国。第二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考古所呈现的，并不是商朝建立了以后，夏朝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用后来的朝代和王朝观，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战国就彻底结束了（公元前256年秦就已灭东周），周就不存在了。接下来秦灭亡，楚汉之争结束，汉成立，也就彻底没有秦了。但是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看到的夏商周不是这样的。商人取代了夏人之后，今天在考古上我们认定的最可能而且最可信的夏文化中心，就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持续延续下去，并没有被清除，因为虽然商人取代夏人变成了共住，夏文化却继续存在。商和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而且不只是在考古上，后来发现文献上有非常清楚的记录。周人取商人而代之之后，商人的文化没有断绝，一方面在原来朝歌地区仍然有存在，接下来在周的封建中又有一个宋国，宋国就是商人之后的分封国，所以宋的文化跟周的其他封国的文化风格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在春秋战国的文献里面，讲笑话最喜欢嘲笑的都是宋人，你们都听到过一个笑话叫守株待兔，“有宋人者”，笨到在那里等兔子自己撞死。还有刻舟求剑，这个故事也知道吧，有人在渡河的过程中剑掉到水里面去，就在船上做一个记号，他说我要回来找剑。这个故事又是“有宋人者”，全部都是讲宋人的，所有笨的事情都是宋人做的。我们看就知道了周人的文化和商人的文化是不一样，从周人的眼中看商人和商人之后，是有歧视和偏见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知道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来历，一方面是“满天星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个中心的，这几十个中心彼此开始扩张，整合成三个大的系统陆续崛起，先是夏，接下来是商，接下来是周。

这是我快速整理这100年当中了不起的历史研究的成果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大家想知道明确的来龙去脉，有一部分写到书里了，是那么多了不起的学者把他们的各种研究写成著作流传给我们，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些研究整理成文字，写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这套书里面，刚刚用简短的语言讲给大家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