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根：我与胜利水泥厂命运相系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原上海胜利水泥厂职工蔡金根的口述访谈，听他讲述在胜利水泥厂艰苦又充实的日子。

口述：蔡金根

采访：曹芯、周曼琳（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整理：周曼琳

时间：2018年11月21日

地点：刘志余寓所附近

简介：蔡金根，生于1942年，上海人。1970年开始在安徽宁国的上海胜利水泥厂工作。历任打铁工人、五七联队负责人、新厂筹建部征地组负责人等。

命运的安排

我生于1942年的上海，我家里条件很差，虽然是上海的居民户口，但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家中母亲也瘫痪。1960年我成为上海水泥厂的一名工人。不满20岁的我，身强体壮，选择在水泥厂里成为一名打铁工人。其实在宁国建水泥厂之前，我去过一次宁国。宁国的胜利水泥厂是上海老厂的分厂，仍属于一个单位，所以在1969年夏天，宁国的胜利水泥厂基本上定下来后，让我们厂派几个人过去看一下，选定厂址。1969年下半年，我们厂里派出一辆车，载着我们一群人到宁国，我们当时就住在宁国招待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宁国胜利水泥厂是有一定的缘分的，也许就是在冥冥之中，我和这个水泥厂命运相系。

艰难中成长

我是在1970年11月，搭着厂里到安徽的一辆货运车到达宁国。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汽车到达时，一位农民牵着老牛来看汽车，他问这个是什么家伙，吃什么东西的，还拿出一些稻草想要给汽车吃。当时的农村没有见过汽车，农民从来没出过山。我到宁国的时候没什么行李，身上只有一点点积蓄。当时家里穷，我还没有结婚，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农民。

1971年春节回到上海结的婚，当时也没什么钱，只有36块。结婚之后，我的老婆不能待在城里照顾我的母亲，因为当时计工分，一个工分就是几分钱，为了生活没办法，她也只能待在农村。对我来说，尽管自己有思想包袱，但是工作还得做，我就继续在厂里搞安装设备。为了响应毛主席“好人好马上三线” 的号召，为了让毛主席睡得好觉，真的很辛苦。

我当时去的时候厂区什么都没有，连宿舍也没有，我们都住在牛棚里，后来又搭出来毛竹篷，虽然是临时的，但条件稍微好一点。我们建厂多亏了刘志余他们之前打好了前仗，跟地方关系搞好。我们的筹建工作都是依靠地方政府，当时的公社很支持我们。因为刘叔他们把地方关系搞好了，好多事都好解决了，有时候需要农民帮忙，到他们公社来，话一讲，他们公社武装队长就把人带到。我们逐步建厂，后来土木建筑、机工被调到施工室，就开始建厂房、建宿舍。上海胜利水泥厂当时去参加筹建这个厂的人加起来三百个不到，其中也包括从外地夫妻俩一起调到这个厂当正式工的人。在筹建时期，我们都在做工，我是打铁工，做一些设备配套的东西，大家都没日没夜得干，都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赶在1971年12月26日前投产，要向毛主席献礼。

宁国的这个水泥厂当时是作为上海胜利水泥厂的分厂，组织体系都留在上海老厂，我们早一批的支内职工的户口也都保留在上海。1972年又来了一批工人，他们从闵行区四个大厂——重型机械厂、汽轮机厂、电器厂、锅炉厂，他们作为无去向培训，和我们支援小三线建设是不一样的。当时来了很多年轻女孩子看到我们厂这个场景吓得都哭了，闹着要回去。后来来的人多了，有的是土建公司里的学徒工，有的是中专生，他们统统都是无去向的，甚至后来的海运学校的、美术院的都来了。1972年底，临近春节，我们要回家探亲，但是1972年刚进来这一批，是不能回家探亲的，厂里不批准他们的假期，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都气得嚎啕大哭。我们当时的探亲假有十天，如果平时加班，加班的时间可以作为调休，也可以请假回家。我有时候有工作上的需要，要回到上海老厂里面修东西，对于我来说，回家的机会还挺多的。

厂房落成，生产也随之而来。宁国的胜利水泥厂一共建成三个车间，一车间是矿山，负责开矿，将开采的石头送下来生产；二车间是生产车间；三车间是机修车间。我当时就在三车间工作，三车间那有大概一两百人，主要负责机修，处理电焊、修理、起重问题，像厂里的机器、车都是三车间负责维修。我在三车间还是做打铁工，我们也给热炉轮作煤粉，轮作和打铁一个岗位，工作也一起做。直到1975年我才脱产出来建设五七连队，我在五七连队当负责人，主要管人事培训，包括给班组长、干部这些人做思想培训。后来厂里又设立了工委、医务室这些科室，1974年又建起子弟学校，水泥厂的规模逐渐扩大，制度建设也逐渐完善起来。

乡亲间的摩擦与融合

水泥厂建成四周没有建围墙，厂里的路畅通无阻，农家老牛也常在我们厂区闲逛。厂里的设施便利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家家户户都挤到厂里的浴室洗澡，甚至，还有妇女把她的澡盆带到浴室里洗澡。厂里的锅炉房日常供应开水，附近的人都免费来打开水，我们的供应站免费开放。但是职工和当地农民的摩擦也存在，我们厂里会放露天电影，但是看电影要买票，农民都不想买，他们想看免费的，不给看就要打架。有时厂里浴室使用紧张或者开水供应不足，如果我们厂限制农民来使用，他们就会吵闹，甚至打架。对于这种情况，厂里无可奈何，厂领导开始想办法，坚持每天检查，建立起制度管理，情况就相对好一点。

1976年，我在五七连队干了一年不到就被调到了新厂的扩建指挥部，因为我们要建大厂。我当时在指挥部的征地组，专门到地方上征地。1976年新厂招工，征地工招三百个人，铁路专运线招三百个人，一共招了六百个。一部分征地工是在老厂征的工人，还有些是当地招的农工。我们当时征地的要求是达到8888亩，这8888亩地包括了老厂厂区、矿山以及新厂的厂区。我们征地组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的跑，也跑生产队。但是当地有些人却很捣蛋的，不配合。当时我们征土地有个财产补偿标准，每棵树都要折算，最细的松树直径五公分大概就几毛钱，超过五公分的价钱就翻上去了，十公分可能一块或几块钱。我们征到了这个队长的土地，他晓得要投机取巧，把小的树弄成大的。树木如果用尺子量的话是卡不死的，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职业是机修，我把一些铁板加工一下，做成五公分、十公分、十五公分若干个工具，这样测量就能防止作弊。我们征地需要到省里去要批复，征地批文下来以后，每张合同都要山门公社盖章。对于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厂部班子也很担心的，杨厂长分管我们那个部，他带我们到山门公社去盖章。但是山门公社负责人把章给我，说小蔡你拿去盖，最后这些章都是我盖的。杨厂长对我们很满意，认为我们跟地方关系搞得很好，相处得很和谐。最后所有要求征的土地，我们基本上都征下来了。

对于厂里的大部分职工来说，大家主要生活在厂里，所以一般都在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物资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运到安徽，油、盐、酱油都是从上海运过来。弄一些荤菜，可以用水泥去和当地住户交换，鱼基本上是从大水库里用水泥交换。有的人在那边结婚了，夫妻两个才会在那边自己烧，星期六星期天自己烧饭。有一些人会自己烧饭，他们要到港口去买，因为我们厂旁边没有菜摊。有时候会到老乡那里买，买一些鸡蛋或者鸡。我基本在食堂吃，有时候朋友之间聚一聚，买点菜烧一下，喝点小酒。这也算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吧。

回到上海

1978年2月我们接到调令，我跟刘师傅是最早的一批，三十几个人，一起回上海。当时厂里还留下了一批，我们能先回到上海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上海户口的最早一批支内职工。支内职工有几种情况，一个是做领导，调到宁国胜利水泥厂做领导是少数，一个是技术骨干，要建厂，技术少不了，还有的是自己要去，这些属于老革命，是先进人物，还有一个情况，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或者配偶由农民变职工，夫妻俩调过去成正式工，他们户口迁去了，待遇也提高了。但是分配进去的职工，户口迁到安徽的职工，是不能先一批回上海，他们是后来中央统一政策回到上海的。接到调令前，我正好在上海过春节，那年春节我母亲刚过世，接到调令之后，我们回到安徽去取行李。1978年2月我们三十几个人回到上海，先到建材局去报到。我们一起组建上海水泥公司，但是没有成立。后来回来的宁国老厂的大部分职工，大概是两百多人，主要是去了上海金山水泥厂，没有回到上海水泥厂。

实际上我没有在上海水泥公司待多久，后来就去了宝山水泥厂筹建处。这个厂原来和宝钢配套的，后来这个厂也下马了，好多人都调走了。我在宝钢水泥厂待的时间长，直到1987年我才离开。后来我去了之前在宜山路的上海建筑防水材料厂，到那儿搞基建。到了2002年，我就退休了。

我在安徽待了八年，认识了很多人，结交了很多朋友。对我来说，我去的时候抱着不甘心去或者说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在安徽的这八年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离开安徽的时候依依不舍，这些年还挺留恋当时的艰苦又充实的日子。不管当初怎样，我在安徽待了八年，对它的感情仍是在的。

（原载任光淼主编：《追忆胜泥足迹  难忘辛勤耕耘》，2018年印刷。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