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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笔记 | 马鞍山是个小城市，却牵系着每一个离去的孩子

2019-02-02 14: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每当有人谈起他们的家乡，我就满怀好奇地听着：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每年九月就迈入了冬季，从窗户向外泼出的水在半道上结了冰，落在地上能发出哗啦一声响；山东淄博的一个小城里，家长里短的事儿总像带着翅膀一样传得飞快，在路上转个身的功夫就能和一打熟人面对面儿；而属于皖南古镇的，照例是长着青苔的光滑青石板道和顺着屋檐淅淅沥沥滴落的雨……

我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成长在那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记忆都被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而我呢，我不无嫉妒地想，一定没有人想听我的故事——毕竟，马鞍山有什么可说的呢？

确切而言，是属于我记忆里的那个马鞍山没什么好说的。它本就不大，而作为我故乡的那部分就要更小，得除去和县、含山、当涂三个县和一个博望区——我压根就没怎么去过，即便是去，也是当作就近的旅游景点。这样一来，真正属于我的马鞍山，不过是由雨山和花山两个区构成的小小一亩三分地，就像中国上百个城市的市区一样，默默地、平凡地生长着。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鞍山市里人，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没有遍插水稻的乡下老家，没有波澜起伏辗转迁徙的经历，有的只是我这双年轻的眼睛，和短短十几年间围绕着我和我身边人发生的故事。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倒是有些东西可说。或许在这娓娓叙述中，我们都能不经意间嗅到独属这片土地的一缕芳香。

作为一个记事很晚的孩子，四五岁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是吱吱嘎嘎播放的一部老电影，只有偶尔几个片段色彩鲜明，绝大多数都归于空白和模糊。

我只记得我成天和一帮孩子在小区正中的花园里疯玩，有时候是无意义的追逐打闹，但绝大多是玩“过家家”。我总是担任妈妈的角色，神气活现地指挥众多“儿子”和“女儿”去摘菜（不过是些野花野草）。等他们用手捧着成果回来之后，我就挑一块平整的石头当案板，用树枝将“菜”搅碎模拟做饭，嘴里还要照例说上那么几句：“孩儿他爸就知道干看着，也不来帮帮忙。”即便如此，扮演“爸爸”的那个孩子是绝对不能来帮忙的。他最好明智地选择继续“干看着”，否则就会被剥夺权利，赶到儿子女儿那堆去。至于为什么不能来帮忙，这可能是存在于那个年龄段孩子思维里的固定印象：妈妈就要贤惠，为家务忙碌；爸爸在外工作一天，回到家里来就可以安心休息，什么也不做。但我家恰恰是家务均摊，爸爸做饭，究竟为什么能自然而然和其它孩子达成一致，是我到现在也想不通的地方。

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立在花园中央的那棵树。在幼小的我心里，它一定是全天下最高大的树，那遒劲的枝干和郁郁葱葱的叶子把天空都切碎了。有一次，我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偷顺着粗糙的树干往上爬。爬呀爬呀，地面上的嬉闹声离我渐渐远了，好像过了很久很久，直到风刮过汗湿的脊背激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于是我停下来，抬头一看——漫天都是层层叠叠的粉色云朵，一轮火红落日正要坠下山坡。当时的我很难说是什么感受，用震撼形容未免有些造作，大概只是以一个孩子的天真觉得很好很美。自此，我就成了那棵树的常客。直到它越来越矮，渐渐承受不住我的重量。我便从枝干上转移到了树根下，而那时也就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我的小学叫做山南小学，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只不过是因为它建在雨山的南边。然而巧就巧在，我家恰好在雨山北面。这就意味着，我要想回家就得翻过雨山。这倒没什么稀奇，因为雨山与其说是一座山，不如说是个小土丘，我们小区热衷锻炼的大爷天天一大清早就攀到雨山顶上练嗓子，代替公鸡把我们给唤醒。但我毕竟还小，爸妈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回，我下课那会儿他们要上班又赶不上趟，于是最宠我的奶奶就毛遂自荐，主动承担起接我放学的重任。每次最后一遍下课铃一响，她就准时出现在校门口，笑眯眯地牵起我的手，把书包往自己肩上一挎，领着我穿过竹林重重的山间小道回家去。一路上她嘴里叨叨着晚上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我也叽叽喳喳地和她分享今天发生的新闻。

说起来，我奶奶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她祖籍在江苏苏州，但自小在上海长大，又作为建国后第一批被分配来开发马鞍山的工程师，代表马钢去往全国各地甚至德国谈生意，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奶奶极少跟我聊关于她的事儿，然而逢年过节，串亲访友，大家免不了追忆追忆往昔，我也就在一年又一年里了解地越发深入。据说她家早年是在上海做水果生意的大户，奶奶是正宗的大家小姐，因此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在上学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个男同学，那个男同学就是后来当了马钢技校老师的我爷爷。

至少在我的印象里，这对夫妻是两个极端。爷爷高高瘦瘦，奶奶矮矮胖胖；爷爷的头发细细软软，贴在头皮上，奶奶的发质粗硬，不打理就四处乱翘；爷爷来自宁波，喜欢吃咸，每餐必有水产，奶奶来自苏州，性嗜甜，无肉不欢；爷爷一没事就外跑，总是带回来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或许是一个盆栽，或许是一块旧手表，或许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朝代的瓷瓶，他总是忍不住悄悄向我炫耀，然后我就去告诉奶奶，奶奶一听就暴跳如雷，骂他“天天去买别人不要的破烂玩意儿”……这两个人一见面就像是水遇到了火，激得滋滋冒烟，吵起来嗓门一个比一个大，但就是这样打打闹闹地竟然也过了大半辈子。

我曾经很怀疑爷爷奶奶为什么要在一起。“是因为爱吗？”我问他们。就像所有老一辈人对所谓“爱情”闪烁其词一样，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合适”。合适吗？好像并不合适吧。但也不是因为爱情。那是因为什么呢？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间久了也就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便渐渐从我的脑海里淡去了。

到了小学四年级，山南小学改换了校址，搬到钢城花园附近，名字也变成了冗长的“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山南小学”。迁校给我带来最直接的影响，除了作业本封面填起来特别麻烦之外，就是离我家更远了，我便改回位于鹊桥小区的奶奶家，即使如此，走一趟下来也至少要二十分钟。因为奶奶忙着烧饭，没那么多闲工夫一来一回地折腾，就特批我自己上下学。于是那一段呼朋唤友、潇洒自在的日子就开始了：我每次提前四十分钟出发，先到附近的李奶奶家叫上小丽，跟她讲述今日份的故事，一路上又能碰到储储、小敏、小洋……人越聚越多，最后浩浩荡荡地涌进学校边的小卖部，花上几块钱买点零食解解馋。这是上学时的通常情景。但放学后的情况或许就有点不一样了。

实际上，在学校与奶奶家往返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鹊桥小区和钢城花园内部穿过，其间只需要跨越一条没什么车辆的小马路。因为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也便于顺道召结同行伙伴，所以它是广大家长心目中的首选，也是我们日常上学走的路；第二是顺着小区外延的车道走，优势在于长度更短，而且可以经过一个特别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朱然墓。

朱然墓是我们本地人的叫法，其正式的名字当为朱然文化公园，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当阳侯朱然的坟墓所在地，作为迄今为止已发掘东吴墓葬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一座大墓，而被列入了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有名的文物要数那双1700多年前的漆木屐，它的出土甚至引起了世界震动。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朱然墓的吸引力显然不在于此，也不在于什么仿汉建筑和三国遗风，纯粹是因为它场地够大，够安静，还有墓室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可看，算得上是个能撒疯的好地方。

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和小伙伴下了课立马狂奔而来，把书包往地上一摔，就开始满园子乱窜。我们在大片的草地上嬉戏奔跑，坐在木质长凳上边聊天边吃点心，低着头仔细看每个花纹不一样的井盖；我们和朱然的雕像打招呼，猜测锻铜浮雕墙上究竟画了点什么，赌输了的人就得溜进黑洞洞的墓室里去……这是专属于我们的时间。再晚一些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散步，还会有许多溜冰玩滑板的小孩和哇哇大哭的婴儿，那就太吵闹也太拥挤了。远自三国时代传来的铮铮古角，似乎也在这浓烈的人间烟火气中被渐渐削弱，乃至于消弥无形。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踏遍了朱然墓的每个角落。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很快就迈入了初中，还好巧不巧碰上了全初中最严格的班主任黄老。

没有马鞍山人不知道成功学校。这个原马鞍山二中的初中部，后来的民办初等中学，有着“全市前十名，成功占一半”的美誉。而在成功广大师生群体中间，黄老又是个所向披靡的存在，这个有着近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条原则，并矢志不渝地贯彻着，那就是“寒门才能出才子”。

在黄老的理论中，太松散太安逸的孩子会丧失竞争的勇气，只有自始至终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才能走向成功。拜她所赐，我这初中三年的生活确实和“富贵”毫无关联：我们初一的教室是一间仓库，正对着雏鹰雕像，高高的墙壁上顶上开了几个小窗户通风用；初二的教室是二层最靠里的一间，为了图个清净和与世隔绝；初三更惨，黄老给我们申请到了顶楼露天唯一的一间教室，可谓是冬凉夏暖，八面漏风，四周的防护杆像监狱的铁栅栏一样密密匝匝地立着。关不严的门上有副对联，右边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左边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贴上去的，原本朱红的颜色在风吹雨打下早就褪尽了，反倒把这块地方衬得更加破烂不堪。我们逼不得已，只好收拢心思，专心学习，个个像和尚尼姑一样无欲无求。假如只是物质条件差点我还能忍受，关键黄老还热衷于折磨人的精神：她不但要求我们学好她教的英语，还要语数英政史地理化生九门课样样精通；别的班用来自习的班会课上，我们都得上台演讲和辩论，往往还要忍受辛辣的点评；她绝不允许我们在体育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溜回来，总是时不时从教室门口路过逮人，美其名曰“身体好才是根本”；有她在，教室必须一尘不染，自己所站的那块地上但凡有一丝灰尘，都要蹲下来擦干净……黄老似乎永远板着脸，瞪着眼，而我们无论多么努力，都是“还不够好”，都是“还可以更好”。她把严师和更年期老太婆的形象维持得那么完美，以至于让我一度相信她就是那样的人。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毕业那天，黄老竟然冲我们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开怀地大笑，笑得脸上细细的皱纹都像花一样绽放了，她说：“你们做得很好，每个孩子都有学上，还有那么多能进二中。我一直担心你们有些人初中毕业就走上社会了，那真的太早了，以后会很不容易。我以前对你们严格要求是对你们负责，恨我怨我都没关系，希望苦就苦这几年，至少以后不会后悔。现在你们毕业了，我也就用不着再凶你们啦。”黄老夸奖了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成绩倒数的同桌，说她“多才多艺，是个好孩子”，把小姑娘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时我不过觉得黄老的性格也不是那么古板严肃，直到我进了以学风自由而著称的二中，发现我没有像身边的大部分人一样需要经历磨合期，才惊觉黄老用了三年时间培养我们方法与习惯的重要。她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虽然有那么些偏执，但能遇见她是我莫大的幸运。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以往的日子都可以算得上风平浪静，上高中那会儿，我家却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在高一的时候，我的外公去世了。这是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儿。自打我有记忆起，外公身体就倍儿棒，基本上从不生病；但没想到这一生就是大病，而这一病，就再也没好。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多年的老烟枪外公在小辈们的劝阻下，终于下定决心戒烟了。凭着外公超凡的毅力，我们谁也没怀疑他能做到，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一戒烟就坏了事。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觉得身体乏力，精力衰退，到医院去一检查，没想到竟然是肺癌晚期，医生给出的理由是：肺部环境的突然改变（从有烟变成无烟）导致了癌变。虽然经过全力治疗和手术，但终究大势已去，半年后，外公便撒手人寰。对此感到最痛苦的，自然是失去老伴的外婆。

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马鞍山人。外婆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家境贫寒，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作为女孩，外婆只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其后一直在纺织厂做工补贴家用，成年后便嫁给了当小学老师的外公。在当时那个年代，穷教师和纺织女工的收入自然是微薄的，但即便物质上有所匮乏，在我妈的描述里，这对夫妻十年如一日的恩爱，一辈子都没红过脸。在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外婆心里，外公什么都会，也什么都懂，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最明智的参谋，也是她最坚实的依靠。外公一走，外婆的天就塌了。

在外公的葬礼上，我们穿着黑衣，披麻戴孝。外婆被人搀扶着，哭得声嘶力竭，直不起腰，反反复复叨念着：“老芮（外公）心肠那么好，老天怎么忍心这么早收他？”大家都附和着，低声呜咽着，我却出奇得没有多么悲痛，只感到一阵冰冷的空虚。奶奶牵着我的手，远远缀在队伍最后，她沉默的目光越过人群投在被抬起的棺材上。爷爷则一如既往地快步走在前面。我不知道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高高瘦瘦的，在我的印象里从未改变。

有句话说得好：“时间会冲淡一切。”尽然，也不尽然。外婆本来以为离了外公她就活不下去，但事实证明，这世界上谁缺了谁都能过。我上了高三，她也渐渐从悲恸中走了出来，开始代替外公给我们烧饭，开始学着自己思考，自己处理事情。她渐渐哭得少了，抱怨也少了，我妈和小姨都很欣慰，说外婆终于把外公放下了。真是这样吗？每当我路过客厅，总能看到外婆一个人翻着老照片，或是望着窗外发呆。她的真实心情到底是怎样的，谁也不清楚，我只能透过她故作平静的外表隐隐窥见其下的波澜。

外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羡慕我爷爷奶奶，说他们这对老夫妻过得又潇洒又年轻。但很快，不幸的阴影也笼罩到了他们身上。就在他们俩准备外出旅游的前个晚上，爷爷突发脑梗，被送去了医院。其后的几天里，病危通知书像雪片一样下。医生都说没救了，差不多准备后事吧，但爷爷却奇迹般地挺过危险期，活了下来。活着，固然令我们欢欣鼓舞，但活着并不代表完整，并不能体现生命的质量。爷爷左半脑的损伤毕竟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承受右半身偏瘫，失去语言功能和智力下降的后果；这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和奶奶拌嘴，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再也不能偷偷溜出门买回来一大堆“破烂玩意儿”了。

这对老夫妻身边原先总是剑拨弩张的气氛一夕之间松弛了下来，变得前所未有的和谐，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陌生。奶奶应该是感到很寂寞吧，我想。自从爷爷出事以来，奶奶没在我面前掉下过一滴眼泪，还是像以前一样笑眯眯的。但她老得很快，头发顷刻间全白了，富态的脸庞也爬上了皱纹，跟我说话时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一门心思都系在了爷爷身上：操心爷爷的健康问题，奔波着给爷爷找合适的疗养院，给护工塞小礼物希望能更尽心尽力一点……这个她嘴里的“老不死”、“老东西”归根到底还是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老伴，是她“最爱”的，也是“最合适”的人。有时候怯于言语表达，并不代表不在乎。

我不知道外婆和奶奶究竟谁更不幸，但这些倒霉事儿却意外让两个老太太变得亲近了许多。她们之间本来隔着一道文化或是心理的无形屏障：奶奶有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傲气和大小姐的矜持，而这正是让外婆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外婆感兴趣的家长里短、邻里八卦，又得不到奶奶的共鸣。她们两个的见面一般止于礼貌的问候：“亲家来了！”“哎！亲家好！”然后便各找各的儿女去。但现在，共同的不幸遭遇似乎把这道屏障冲开了一个缺口，她们说起话来也就情真意切了许多：“哎呀！亲家啊，要多多注意身体！”“我身体好着呐！倒是你，照顾那口子挺辛苦的吧！”“没事，不累不累。”听说最近这两个老太太还在私下里互赠慰问品，弄得人哭笑不得。

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回家了。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家乡于我，竟从亲身经历的叙事长诗逐渐剥落成了零碎的话语，经由他口偶然传来：听说我小时候玩耍的花园里重新铺了草皮，添了许多新品种的花。为了美观起见，还把最中间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换成了一株生机勃勃的树苗，估计得长个十几年才能给孩子爬上去；听说朱然墓换了个气派的大门，红漆刷的柱子，匾额都是用篆文写的，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从早到晚都闹哄哄的；听说成功学校被另一所中学收购，翻修一新不假，但逼走了一大批老教师，也不知道黄老还在不在……我不过离开了短短两年，童年的想往和少年的记忆便无所归依。那些久别回乡的游子，眼前所见，怕不是沧海桑田？

我对家乡到底还是眷念的，即便它看上去平淡无奇。在这片土地上，有爷爷奶奶，有黄老，也有外公外婆和林林总总的人，大家江淮方言交杂着吴语，马普应和着土话，混杂又和谐地过着日子。

马鞍山只是个小城市，它安定不了年轻人逐梦的心，却将挂念牢牢地系在每一个离去的孩子身上——这儿依山傍水，有着江南的婉约，有着舒适安逸的慢节奏生活，还有着无法割舍的回忆。只要回忆还在，没有人能真正离开。

听奶奶说家乡的秋菊开得正旺，我也是时候回家看看了。

（返乡导师汪成法，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