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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春节碎忆|我们这样过年

2019-02-08 09: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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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百节年为首。”说起过年,我们想到的是隆重、热烈,想到的是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年;不同历史时期,过的年也不尽相同。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以“我们这样过年”为主题,希望通过讲述特定时空下的过年往事,向读者呈现一幅文化、历史与个人情怀相互交织的新年画卷。

文|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 世纪50 年代,上海春节时的静安区工人俱乐部

虽已年及古稀,然而幼时的春节记忆仍然似在目前……

六加一罐糖果

大抵在灶王上天日前后,父亲就要开始为六个子女准备春节的各色糖果了。随他采办节糖是一种乐趣,因为同时可以“吃点心”,一快朵颐。南市冠生园旁的乔家栅,北海第一食品商店附近的沈大成,都是沪上著名的点心铺,也是我幼时的最爱,以至“积习难改”,这些老字号,也就成了我长大后经常携女友光顾的地方。说来也有点多事。当时本流行一种“什锦糖”,就是将各色软硬糖果杂拌在一起,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但父亲偏不中意。定要亲手挑选,亲手拌和。冠生园的椰子糖、ABC水果糖,还有“米老鼠”——大白兔糖的前身,益民厂的太妃糖,采芝斋的枣泥松子糖,便是这个“赵氏什锦糖”中年复一年的主角。除夕夜,年夜饭后包馄饨,相当于北京的包饺子;吃过馄饨,便是孩子们最为期盼的分糖时刻了。各人都早早自备了糖罐,但无论你的罐儿多大,每人的得糖数是一样的。父亲将各色糖果倒在桌上搅拌,五色缤纷,在除夕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母亲边织毛线边含笑下了指令:自己拿吧,每人米老鼠五只、太妃糖五只、ABC……我曾经纳闷,直接从各个糖袋中如数分给我们岂不省事。稍大后似乎懂得了双亲的用心:一来亮灿灿的一堆自有吉祥兴旺之意;二来,“自己拿吧”,应当是对孩子们的一种信任与诚实教育。孩子是六个,但糖罐却有七个,那多出的更大的一个是父亲自己备下的,然而不是为双亲自用。

1956 年上海的春节,在新城隍庙买兔子灯
父亲曾多次地对我们说起他最美的梦想是在老休后在天井中设下一排排糖果罐,邻家的、亲戚的,甚至路过的、乞讨的,所有来到我家的孩子,每人都可以分到一把糖。然而,他退休时,正是“文革”后期,曾经的“大少爷”因受运动冲击,即便典当劫后余烬的衣物,也艰于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自然更无力来实现他这并不为侈的梦想了。幸好有当初每年除夕那六罐之外的一大罐糖果,预演了他那梦想——那是为春节中弄堂里对他说“赵伯伯,恭喜恭喜”的孩子们预备的……

一幅影堂与一条鲤鱼

祭先祖、拜菩萨,春节前后繁多的祭奠,当时我就搞不太清。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国画中堂般大小的影堂。所谓影堂,就是先祖的画像。这幅影堂是集合型的,绘有十数位近世祖先的遗容。悬挂影堂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先数日要再度扫除,雕有“八仙”的笨重的红木客厅家具都搬到大门外,一件件保洁,我的工作就是擦拭木雕无数凹凸与镂空中的积尘;客厅悬挂的画幅,也总要换上几件更珍贵的,后来听二叔说有郑板桥的竹子等等。“文革”中所有家藏书画都被一捆捆抄走了,所以我当时不懂,长大了也无从考查。

应当是在小年夜的中午,祖父洗手后,虔敬地从储藏室里请出影像,南向悬客厅东侧,并另设祭桌,想来这是因为正中供奉有数尊佛菩萨,供品常设。陈设既毕,全家依辈分,同一辈中再依长幼,二十多人叩拜似捣蒜。红红的炭火焰光中,祖先们似乎也很“消受”。虽然祖父年复一年会对我讲说这十多位祖先的名讳履历,但老实说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只是在深感敬畏之余,不时偷窥供桌上的那些时令鲜果。祖父的讲说常常是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结的,并细加解说,所以我算记住了,但也似懂非懂。直到少年后翻看家谱,才发现祖父说的八个字未必尽对,倒不如换上另外八个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为家谱上祖先们的履历,可谓“一蟹不如一蟹”。从红顶到兰顶,再到绍兴师爷,再到行医,至祖父这一辈便是药材商了,所以我家客厅正中供的是药王菩萨炎帝神农氏。“而斩”,到了“文革”算是彻底应验了。这幅影堂,连同祖父珍藏的上虞老宅的一叠照片,被造反派作为“变天账”翻了出来。幸好胆小的祖父已于1964年仙逝,然而父亲却未能得到先祖佑护,逃不了代受其过。其实父亲从不对我们唠叨这些。前此,1963年我考上北大中文系,北行的火车启动前,他递给我一纸家训,有十条。第二条起都是“公私财物要分清”之类的私德训诲,而赫然领头的第一条则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扯得有点远了,主要是想说,春节悬挂的这幅影堂,可视作一个大家族在中国近现代变迁的历史见证。如果让祖父据此作一份口述史,应当会很生动,祖父那时的旧物中,让我至今牵挂的是厚厚一本家传的“秘方”。1958年大跃进时,他“献宝”上交药材公司了,然而下落如何,也只有天知道了。

影堂在除夕夜前便走下祭坛了,以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鲤鱼。这是除夜祭品中唯一的活物,足有十来斤,洋洋于一个直径一米余的红漆木盆中。我家一年仅一次买一条鲤鱼,平时鲤鱼是绝对不上餐桌的。虽然祖父已是商贾,然而总也不忘所谓“诗礼传家”的窅远门风。所以跃龙门的鲤鱼,在我家只有除夕的这一条,自然是用来“放生”的。放生的地点是城隍庙九曲桥下的那一片水池。从大东门的我家到小东门的城隍庙,平时走着去也不过二十来分钟,然而除夕夜,放生时刻,由于“人摩肩,车击毂”,坐着人力车去也要行四五十分钟。有趣的是,有一年我们的车与邻车真的“击毂”了,对方的车夫用苏北话高声大骂:“杀头嚷!”以后多年,这句粗话成了我们嫡堂间十几个孩子打吃水仗时最犀利的“武器”。除夕大祭毕,“生”鱼总是装在蒲包里,由药行的孝财师傅保护着几个孩子去放的;而作为嫡长孙,开包而放的一定是我。说实在,虽有节灯,但根本看不清鲤鱼儿是否像庄子说的那样乐焉优哉,只是桥下此起彼伏的扑通扑通的声响,与溅起的一团团水花,诉说着放生者的众多与节日的欢快。这时,我总会望一眼湖心亭旁那尊屹立了数十年的辛亥功臣李平书老先生的石雕像,老人家这时候显得似乎更加慈祥。可惜的是“文革”时雕像也被拆除了。放生是否真会佑护读书人的文运?1963年,我考取北大中文系时,一位小伙伴曾经说:“看来你放生鲤鱼放多了,文曲星光顾你了。”然而也不尽然,1968年,“文革”中,我被“四个面向”到内蒙古,第一站是巴盟人造海军垦农场,那时,我开戒吃了真正跳龙门的肥美的黄河鲤鱼,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以后只要有机会,我总会点这道菜,然而文曲星似也未降罪,我的文章生涯,便是在吃鲤鱼数年后开始的,而且还小有成就。可见还是孔老夫子最为通达:因为“不知人,焉知鬼”,所以“祭神如神在”。

爆竹大战与元宵兔灯

各种节俗都会在不同时期沾上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放爆竹,我幼时最开心的不是除夜、初四夜的接送神道,也不是观看祖父、父亲从城隍庙买来的堪称整条里弄里最大的烟花燃放,而是孩子们自己发起的“爆竹大战”。用爆竹开仗,在今天的小皇帝们看来肯定是匪夷所思,但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小淘气们却是志之所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去不久,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声又响彻大街小巷,电影、小人书,甚至“西洋镜”中我军的英武神勇,日日教育着孩子们保家卫国的神圣。可以说那时的孩子们真还有点尚武精神。平日里,斗殴肉搏,打小小的群架,大人们也不大过问,哪个家长为孩子出头,舆论会称之为“小题大做”的“十三点”。然而平时也只能“冷战”,真正用上火器,只有在春节间。那时孩子们方有钱可以大把大把地囤积“武器”。爆仗战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次争“孩子王”的宝座,后来也就相延成“俗”,成为孩子们春节时自编自演的节目了,延续了五六年。时间大多相约在初四夜,那晚接财神,晚饭后,就有人家此起彼伏地放爆竹了,可以为孩子们的淘气作掩护。前后支弄堂的孩子,一边十数个,在总弄堂里摆开阵势,两边的小首领一声令下,战斗便开始了。先是“步枪点射”,互掷小鞭炮;夹杂着冲锋枪连击,一小截连着的小鞭炮噼噼啪啪。接着就是炮战了,二踢脚夹着连吐三五朵火球的电光炮(月炮)、钻天的九龙,都用来平射,砰砰声夹着串串电光,煞是好看。有趣的是“地老鼠”,放在地上点着后它左右乱窜,砰地炸响,不仅让“敌人”防不胜防,还时时让两旁大胆的摇着“兰花”观战的女孩子们惊叫着跳着躲避。爆竹大战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而高潮自然是最后在“哒哒嘀嗒”的冲锋号中的“决定性”一搏,决定胜负的还是弹药库充裕的一方。冲锋时,用手巾包着小型的“万花筒”,燃着后冲向对方阵中,这玩意喷射面积大,但“贵”得很,哪一方多,一般就稳占上风了;也有退却后卷土重来的,因为那玩意儿也就发威个半分钟,燃尽了,便是肉搏战了,有着靠“人的因素”反败为胜的机会。因为双方距离有十多米,“火力”又毕竟是“小儿科”的,加以事先约法三章,不许用暗器伤人,如石块、弹弓什么的,所以一仗下来,很少有真正受伤的,记得我受伤最重的一次是左手食指拇指因平射“九龙”被烧得有点焦黄,衣服胸襟处被烧出一个铜板大小的洞,回家后,妈妈也就说一句“又打炮仗了,你就穿着这破‘新衣’过完年吧”,看来大人们还是知道我们这有点出轨的游戏的,他们以为只要管住孩子们的压岁钱,小泥鳅就翻不出大浪。真是够通达的……

打过爆仗后,这节期就有点乏味了,美好的节日即将过去,一丝隐隐的“伤感”在孩子们的心中竟也逐渐泛起,而曲终奏雅的便是元宵节了。因为厉行节约,移风易俗,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元宵各地很少有盛大的灯会,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小学音乐课教的一首关于灯节的歌辞,至今还记得:“南街上过来,小孩儿童麽呀嗨,手里那有提,水红呀灯麽呀嗨。嗨,宋江的灯,李逵灯,有一盏曹州鲁智深,嗨嗨嗨嗨,呼啦啦闪闪——小燕儿青麽呀嗨!”歌辞中那水浒英雄灯,那时是看不到的,但街口的三民商店、弄堂口的“大卖糖的”,弄内的“小卖糖的”,元宵前数日都会挂出各色彩灯,传统的兔子灯、蜈蚣灯、走马灯等等外,最多的是一种庆祝解放的新灯——红五角星灯。大概因为已忙于工作,大人们,连对过节尤其重视的父亲,对于元宵也已不问不管,孩子们打过爆仗后,大多已囊中羞涩,所以那时里弄里元宵的灯火可谓寥若晨星。有一年,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就读于复旦俄语系的小姑姑,见我郁郁寡欢,便自己动手给我竹扎纸糊了一个硕大的全白的兔子灯。元宵晚饭后,我拉着大白兔到了总弄堂,也就七八个孩子吧,还多为“小娘鱼”,擎着灯在晃悠。我的灯大,蜡烛也长,到了大家都回家时,我的兔灯还独自亮着。回想十天前炮仗战的热闹,不由得“悲从中来”。各支弄中有一条,我们称之为黑弄堂,外连着前清的道台衙门所在地,这弄堂的主要建筑是一大溜钢筋水泥的楼房,曾经是国民党第五稽查大队所在地。因为楼高,又加以从前清到民国这里传出过许多刑讯的声响,道台街门前的旗杆上还挂过人头,所以这支弄就显得阴森森的,平时夜间孩子一般都不敢去那儿玩。那一晚,也不知何故,我独自拉着大白兔走进了黑弄堂,却不料,兔儿跘着一块石头,倾倒了,烧了起来,我无意去救火,反而加上一脚,喃喃着“烧吧,烧吧,明年再来……”在熊熊的火光中,不觉流下了两行泪……

原刊于《纵横》2016年第2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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