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珠海的绿水青山——改革开放初的特区建设（上）

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珠海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使得珠海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留住了绿水青山。珠海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先知先觉”？珠海的绿水青山是珠海市委、市政府通过哪些途径进行综合治理的结果，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的？今天，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为您讲述决策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口述 | 梁广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兼原市长，是珠海经济特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主要党政领导人）

整理 | 秦虹 　

我是1983年10月到珠海工作的，至1998年11月卸任，前后在珠海的党政一把手岗位上工作了16个年头。

改革开放40年来，珠海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深圳的路。其间，珠海的GDP从1980年的2.6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564.73亿元，37年增长了982倍。更为重要的是，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珠海留住了绿水青山，保证了人口与土地承载能力的平衡，没有留下追赶型经济发展阶段很难避免的诸多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关于珠海的发展，有人说超前，也有人说落后；说超前是指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说落后是指经济总量和城市热闹繁荣程度，并进而认为，正是因为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太超前了，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才导致了其他方面的落后。

珠海发展模式是超前还是落后，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而在我看来，珠海之所以能走上这样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

顺势而为，量力而行

珠海的青山绿水是较早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经常有人说，珠海产业门槛太高，错过了“三来一补”项目落户，错过了全球产业分工转移，错失了第一桶金。实际上，因种种条件所限，珠海在当时并不能与深圳走同一条发展道路。

首先是自然因素。珠海是珠江最大支流西江的出海口，是珠江口地势最低洼的区域。境内虽有凤凰山、将军山、黄杨山撑起的山地丘陵，还有一些沿海冲积平原，但都是零星小块，只有香洲是成片的陆地，面积也不大。由于河海纵横，交通不便，建特区之前，珠海一直是海边防前线，被称为“广东的西伯利亚”。我记得刚到珠海时，整个珠海都很穷很荒凉，工农业产值不到2亿元人民币，甚至比不上我在南海县当县委书记时的两个公社。香洲只有一些低矮的小平房、松皮小屋和少数几栋楼宇；石景山旅游中心和珠海宾馆虽然开业了，但周边都是农田和村落；九洲大道刚开出一条泥路；拱北宾馆正在建设中，海关边检有几幢房子和几个门店，银海新村正在动工；前山是历史悠久的小墟镇；隧道以北的新香洲全部是农村和山地。香港企业家曹光彪投资的朝光纺织厂算比较好的，但厂房简陋，抽风换气系统也不好，烟雾蒙蒙的。另有一个电子组装厂，我问一位主管干部是不是用波峰焊焊电路，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波峰焊。

198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五年，我原来工作的南海已经成为了全国首富县，内地和珠三角不少县委县政府都开始配专车了，但珠海仍然没有几辆车。这年11月的一天，我坐着一台港澳淘汰后买回来的二手车去看投资地理环境，在水湾头山坡一条国防巡逻小道上突然熄了火。当时经常有外来偷渡的人，以为这里离澳门近，便在此地深夜游水过去，但他们不懂夜里潮水往回涨，往往被海潮打回岸，因此当地人经常在海滩上看到无名尸体，很忌讳在这一带盖房子居住，即便是海边的山上，也只有寥寥十多户人家。一时间我找不到人帮忙，只好和司机卷起裤脚下车去推，但推了很久也无济于事。司机只好跑到边防哨所，请了两位战士过来帮忙推车，这才摆脱了困境。

其次是行政因素。珠海毗邻澳门，资源优势和重要性都不同于深圳。1983年9月，我到珠海赴任之前，省委副书记王宁要我先到深圳参观学习后再去珠海报到。当时深圳已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3亿元，蛇口工业区（占地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只用一年多时间就全部建成，兴办的23家工厂有9家已经投产，引进外资项目共728项，已投入使用的外资达2.4亿多美元。

珠海的发展步伐明显比深圳慢，虽然开始建了码头，开辟了通往香港的客运航线，但已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只有5800多万元，对外签订工业、交通、旅游、住宅项目只有13个，已投入使用的外资只有1650万美元，到珠海投资的外商和港澳商人主要是中小企业。

当时珠海市的财政收入只有3000多万元，十分困难。拱北区农工商总公司负责人李志敏和香洲区小额贸易公司负责人严作明，借用两条小船到澳门垃圾堆收拣废弃的家电、布碎和摩托车，弄回来清洗后转手往他地销售来补充财政。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拣破烂，垃圾中经常有死狗、死猫、死鸡，苍蝇满天飞，很多细菌，有的同志因此感染了疾病。那种场景很让人心酸，去做这样的工作，完全是被逼无奈。直到1985年，拣破烂的公司才取消。珠海的情况整个广东省都知道，建珠海经济特区需要干部，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反复动员，甚至有少数是带有强制性办法调来的。

再次是市场选择。和深圳一样，最早到珠海投资的都是港澳商人：1979年，澳门企业家吴桂英和鲍根投资兴办了珠海第一家中外合作客运汽车公司；1980年，香港企业家叶围洲在珠海开办我国第一家关外免税商场，同年澳门企业家林锦成与珠海经济特区房产公司合作兴建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银海新村”，同年10月12日吴福等11位港澳商人在珠海投资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合资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正式开业；1982年12月10日，澳门企业家何贤和香港企业家霍英东投资的珠海宾馆正式开业。这些项目都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服务业的确为珠海所急需，另一方面也说明珠海不具备投资制造业的基本条件——由于交通不便，一个集装箱从珠海转运到香港出境，要绕道广州，运费比深圳多4000元港币。

南海县的经验告诉我，一定要保住绿水青山

我之所以会在几十年前就产生以人为本、重视环境保护的理念，是因为在那之前有过惨痛的教训。到珠海之前，我在南海县当县委书记，和南海县委一班人带领南海率先成为了全国首富县，当时一心想摆脱贫穷，什么项目都敢上：南海平洲公社叠北大队办了一个毛巾厂，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排到河涌里，农民日常（宰）鱼、鸡、洗菜、洗衣和冲凉的河涌水变成了粉红色，一股臭气，县委、县政府不得不挤出一些钱从佛山自来水公司把水引进来；南海大沥公社的水头大队和奇槎大队搞小五金很有名，靠收购废旧牙膏皮和电线电缆起家，这边炼铝炼铜，那边烧塑料，热火朝天，钱是挣了一些，但工厂冒出的烟却让天空变成了灰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异味，小河水也被污染了；盐步公社白沙大队一些生产队靠近广州西郊，与广州隔一条珠江支流相望，大肆吸引广州的垃圾车和建筑车填埋鱼塘、小河涌和农田，造地办工业，工业办了，但垃圾随雨水渗透到地下层，井水也受到污染，当时农民主要喝井水，陆续出现了一些肝癌和食道癌患者。这三个得不偿失的案例让我一辈子都觉得内疚，发誓要保护好环境，以人为本，不再做这种缺德的事情。

一开始，珠海也和其他一些城市那样开山挖石、卖石头和泥土换钱，整天炮声隆隆，好像战场。这种生意利润很薄，卖一立方石头的钱只能买回来两个进口芒果，而山是千万年形成的，挖掉了可长不出来。我很心痛，下决心调整发展思路。1985—1988年间，我们关停了大小200多个采石场，政府为此付出了好几个亿的代价，其中，板障山隧道南出口采石场由于合同未到期，一次性就付给合作外商2000多万元。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山林植被和荒山，尽管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但每年都拨出专款，连续十多年组织专业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植树造林，干部也带头组织群众利用节假日上山义务植树。

并且，我们很早就开始对基层党政领导实施环保实绩考核，将环保考核评定结果作为奖罚和调整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保护生态环境被列为重中之重，各项工作都必须过这一关，任何人没有后门可开。为此，我砍掉了很多大项目，也得罪了很多人。

1984年签署的珠海啤酒厂项目协议规定，要在市中心吉大村西面兴建为啤酒厂提供啤酒瓶的大型玻璃瓶厂。但玻璃瓶厂的污染非常厉害，珠海是国家的经济特区，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污染企业办在市中心呢？这个项目是我来珠海之前敲定下来的，我只能建议把玻璃瓶厂迁到玻璃砂富足的金鼎。但广东省特区办一位负责同志坚决不同意，还说现在科学发达了，焦炉不会冒黑烟，冒的是白烟，不用怕，并多次给我明确表示，如果不同意在吉大建玻璃瓶厂，就不给这个企业享受特区政策。我只好委曲求全。过了三年，玻璃瓶厂点火试产，一点火便遮天蔽日——黑烟还是黑烟，根本没有变成白烟，整个兰埔村包括前山的白石村和拱北的北岭村都遭了殃，刮风时波及范围更大。这样的城市环境，哪个外商敢来呀？我三番五次在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发脾气说：“如果有谁把这个厂炸了，公安局不要去查他，还要感谢他！”自然是气话，但也说明了我的立场。后来是一个房地产老板出来置换了这块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紧挨着啤酒厂旁边的一块空地给另一家外商办了饲料厂，这个外商与中央一些领导熟悉，一般人不放在眼里。我初来乍到，坚持要把这家企业搬迁到前山，这让他很恼火。他轮番请一个一个上级领导做我的工作，我就一五一十向领导解释说：“吉大是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点，今后是规划中的中心城区，混合饲料加工时粉尘多，而且发酵的气味很难闻，老百姓会埋怨政府的，企业办在这里不可能长久，新选址远离村庄，没有水田，也不是规划中的中心城区，比较合适。请你们多多支持我。”听了我这一席话，领导也不好再说什么，争论、僵持、协调了比较长时间，终于搬走了。

1988年，我们开始取消主城区大烟囱，明确平沙大道以东一律不准有大烟囱。这期间，又有上级领导同志介绍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家族来珠海投资纺织城。这个纺织城不光是织布，还有印染，有两条高高耸立的大烟囱，还是用煤作为燃料。此事非同小可。因为珠海面向太平洋，经常刮东南风和西南风，澳门恰好在横琴的正东面，珠海主城区在横琴的正北面，黑烟一起，不但污染整个横琴和珠海一部分地区，而且还会污染澳门。考虑再三后，我决定放弃这个项目。投资商一听，大发雷霆，上纲上线地大骂我们不守信用，不欢迎他们到来。我说，欢迎你们来与坚持原则是两回事，希望你们理解。这件事折腾了三年多才消停下来。

1990—1991年，佛山一个银行行长介绍台北一家炼铝厂来珠海斗门投资，银行愿意贷款1.5亿美元，炼铝的泥土从澳大利亚运过来。我细细地研究了这个项目，得知这家企业也是污染大户，是在台北待不下去了才转战来珠海的，坚决不同意上。斗门的一位负责人两年多经常一早一晚来找我，苦苦哀求：“梁书记，可怜可怜我们斗门吧，斗门实在是太穷了，好不容易引进一个这样的大项目，就让我们试一试吧。”我说：“为什么不批给你们呢？我跟你说五点理由：第一，炼铝厂冒出来的烟都是不良气体，覆盖方圆十多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二万亩农田，广大农村居民，这些人今后怎么活？第二，这个项目是台北居民不满才搬迁的，我们是国家的经济特区，怎么可以接受它呢？第三，原材料都要从澳大利亚引进，自己掌控不了上游环节，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卡死。第四，搞运输不但要建专门的码头，还要买两三条万吨级船自己运铝土回来，成本也不合算。第五，煤渣增加这么多，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上了这个项目，虽然眼前会增加一点财政收入，但日子一长久就会成为大包袱，收到的这点钱连解决后遗症都不够，斗门只会穷上加穷。”

1989年，印度尼西亚一个集团要来珠海建300万吨的造纸厂。我们不知道该接不该接，便专程到印度尼西亚去考察了一番。当时污水处理技术不够先进，空气污染也没有办法解决，还要提供几十平方公里的山给他们种桉树作原材料，而桉树对土地的破坏非常严重，种过桉树的地方，土地几十年内都受影响，其他植物长不好。把情况了解清楚了以后，我们坚决放弃了这个项目。

珠海电厂的选址也是费尽心思。受小平同志第一次到经济特区视察鼓舞，珠海1984年GDP增速高达68%，电力出现高度紧张，当时全国都缺电，广东缺得最厉害，建电厂势在必行。但电厂也是污染大户，选址很重要。一开始选中唐家湾后环附近，论证后发现两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此地冬天刮北风，电厂煤尘会直接吹到珠海市香洲主城区；第二，航道太浅，有20多公里航道需要深挖清淤十几米深，而且过几年又要清理，开发和维护的成本都很高。这个选址花了几百万，最后还是狠下心来放弃了。之后又选址横琴岛西南面，也因淤积深、航道浅而放弃了。又有人提出移到内伶仃岛，但又出现了影响香港和深圳的问题。还有人建议转移到珠海机场南面的海上导航台处，此地虽然离太平洋大西水道很近，但航道并不够深，仍然需要清淤。就在一筹莫展之时，时任斗门县长陈达新和时任斗门副县长周英尧提出：可以去高栏岛看看，那里水深、风大、浪大，不知你们敢不敢去。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下决心组织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干部一齐去考察，结果发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不但适合建电厂，而且适合建国际大港口。我们乘坐公安边防艇，顶风浪、冒酷暑，跋山涉水，先后到高栏考察了四次，拟定了飞沙湾、铁炉湾、南迳湾和十八螺咀等好几个方案，又请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广东省电力局、广东省航运局、广东省环保局、广东省地震局、珠江水利委员会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反复沿着海岸线实地考察论证，最后选定在南水半岛十八螺咀建电厂。

有统计数据表明，珠海建市以来，因项目污染严重或外商不接受选址安排而被珠海市政府否定的大小项目就有232个，其中上亿元投资项目有20多个。

用依法治市约束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珠海的青山绿水是依法治市的结果。早在1984年底至1987年，我们便先后制定了六个规章制度，包括《土地管理五个统一》《环境保护八个不准》《城市规划八个统一》《交通管理规定》《城市人口管理规定》《社会保障管理规定》，有效保障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比如，《交通管理规定》明确禁止摩托车上牌，汽车达不到排放标准也不准上牌。

《环境保护八个不准》则规定：一、不准乱开石场。二、不准在山坡25米等高线以上建非公众休息、观赏的建筑物，只准建供人们休息的亭台楼阁，要把美丽的山景留给人民。三、不准在海边、河边建房子和任何建筑物，以防挡海景、挡河景，要把美丽的大海、河流景貌留给人民共享。四、不准在公园或预留作公园的地方建房，规划中预留的70多处风景好的地方作公园用地，计划政府有了钱的时候逐步进行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想在这些地方建房子，市委市政府都坚决不允许。五、平沙大道以东的地区700—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准建设有大烟囱和污染的工业项目。市区内的噪音不准超过45分贝。六、不准建设没有足够停车场的任何建筑（包括住宅楼），否则当汽车逐步进入家庭时，停车就会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七、不准在十字路口建高层建筑，十字路口人流车流够繁忙了，在此处再盖高层，容易添乱。八、不准乱设广告、乱挂广告牌，以保持城市整洁雅观。

“八个不准”着重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一是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严格把关，坚持“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一个都不能批”的原则，拒绝污染企业落户珠海；二是在燃料结构和产业结构上明确规定，在市区，只能发展有利于环境、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不准兴办电镀、小五金、造纸、制革、冶炼、漂染、石油化工等高污染项目，不得不办的污染的企业集中布局到环境容量较大的西部地区，对现有污染企业进行清理、关停；三是对大型项目的建设慎重选址，严防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珠海市依法治市的理念与制定的系列规章制度，都是走在国内前列的，其中“五个统一”和“八个不准”被中央作为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1986年，珠海建成了广东首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987年，珠海又建成了广东第二座生活污水处理厂。

1998年，珠海拥有了地方立法权。这一年，在审议1984—1987年制订的管理规章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拥有的立法权审议通过了《珠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珠海市人口规划管理条例》《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珠海市保税区条例》《珠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劳动管理条例》《珠海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珠海市旅游业管理条例》等。这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组合拳，为珠海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以科技创新开出“金山银山”

珠海在“七五”后期成功实施产业升级。当时的政策和发展背景有四个特点：第一，我国经济基本上还属于短缺型经济，卖方市场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出口不行转内销，城市不要给农村”——企业没有后顾之忧，因而缺乏在国际市场争雄的气概和决心。

第二，为鼓励企业大胆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开始逐步由地区性政策优惠转变为产业性政策优惠，旨在促使外资更多地投向我国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和瓶颈产业。

第三，1988年9月，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第四，珠海的亚洲仿真、金山软件、江海电子、生化制药厂、四通集团、丽珠得乐等一批珠海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开始成长起来。这批企业人少，素质高；占地少，产值高；污染小，利润高；管理相对容易，贡献大；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它们的崛起，给珠海经济特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好像曙光一样，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相形之下，“三来一补”企业的不足便凸显出来。我们决定，配合国家政策调整，结合珠海经济特区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把1986年提出的“四转一定向”工业发展指导思想升级为“五个转变”新思路。

1989年3月5日，我在市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明确表述了“五个转变”的基本内容：“第一，要从过去依赖国家的优惠政策为主，转到充分运用好国家现有优惠政策，同时依靠自身优势和已积聚的力量为主、发展有珠海特色的自主经济。第二，要从过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为主，转到以发展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工业上，同时注重发展基础工业，提高全市产业总体水平。第三，要从过去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到注重依靠内涵和外延相结合的扩大再生产，着重以内涵为主，通过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第四，要从过去以国内市场为主，转到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做到以国际市场为主，面向国外。第五，要从过去利用国内资金为主，转到以利用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相结合，并以外资为主，大力发展‘三头’（原材料、产品、资金）在外的企业，致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1991年，我们正式吹响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扶持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号角。同年10月15日，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联合颁发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

（未完待续）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10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更多资讯，请洽询本刊热线：010-81136601 010-81136698 010-81136697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号：ws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