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专题︱郑宏宇:南朝词臣北朝客——梁陈文士在隋朝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郑宏宇

2019-03-01 09: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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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颁《伐陈诏》,十月晋王杨广出任淮南行台尚书令,高颎任元帅长史,大举伐陈。次年正月隋军攻克建康,平定陈境,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宣告结束。后主携妃张丽华、孔贵嫔投景阳殿井中,一同被俘,亡国之君实属多情。宋人杨备有《景阳井》诗云:“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苍惶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而宫崎市定认为,攻入建康城的韩擒虎成为隋军第一功臣,只是运气好而已,与真正有战斗力的南朝军队血战而建立功勋应该是贺若弼(《隋の炀帝》,东京中公文库,2003年版)
古胭脂井(原景阳殿井已被毁,只余井栏,栏上红痕若胭脂,后人在南京鸡鸣寺侧立井)
陈亡后,皇室与大批贵族被迫北上入关,《南史》载:“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除皇室和王公百官之外,大批学者文人也在入关者之列,在当时或后世有名望者如姚察、江总、阮卓、潘徽、韦鼎、王胄、许善心、虞世基、世基弟世南、褚亮、虞绰、庾自直、袁充等,呈现出“辞人才士,总萃京师”(《隋书·经籍志》)的局面。旧梁陈人士入关,与原北周、北齐人士的交流碰撞,对分道扬镳数百年的南北文学风尚、文化审美、政治体制等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活跃在有隋一代,是研究隋代相关内容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关于隋代的研究概述,参考台湾学者傅扬《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要》,文载《史原》复刊第一期,2010年版)
隋代南方人的入隋过程大有不同,在隋统一前,己有一批南方人士北上,根据入隋经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梁—西魏—北周—隋,梁—东魏—北齐—北周—隋,后梁—隋,陈—隋。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及隋唐制度文化的渊源有三:即北魏、北齐一系,梁、陈一系和西魏、周一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叙论》)。唐长孺先生也提出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历史时期中的“南朝化”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综论三“南北统一和历史的衔接”)。西方学者《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中的观点则是,隋唐初期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是北魏强有力的延续,而南朝的先进之处在于文化、佛学等方面。虽然南朝的诸多方面对隋唐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隋统一后文帝在位的时间内,进展并不顺利。
隋继承北周政权,在南北重归一统后,对待南方人的态度和政策,隋代两位帝王有很大不同。隋文帝依旧坚持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南方士人多有压制和排斥,这一阶段江南士人表现较为显著的地方主要在文学、音乐、礼法、音韵等方面。
安阳隋灵泉寺石窟的那罗延神王像,据说是隋文帝的自我神格塑造(童岭 摄)
隋文帝不喜南朝文学浮华绮艳之风,曾“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而上书抨击南朝文风的治书侍御史李谔则得到文帝褒扬,将其奏折“颁示天下”。这一阶段的南方文人,一方面得不到杨隋政权的接纳认可,如颍川庾自直,父庾持曾任陈秘书监、羽林监,自直在陈时任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后被杨广引为王府学士;另一方面刚经历亡国之痛,去国离乡,作品多表达亡国之悲和乡关之思。吕让仅存的一首《和入京诗》就表达出入隋初期江左士人的心声:“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鬂,衣余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
人生境遇的骤然改变涤荡了南朝文学的浮华之风,开始流露真情实感。这一转变最典型的是江总,江总在陈时文名大著,但被时人称为陈后主身边的“狎客”,文风“伤于浮艳”。江总入隋时已年近七旬,开皇十三年放归江都,次年卒。入隋后江总诗歌为之一变,与前期诗风大异,如“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共如此,伤心岂复论”之句。刘禹锡游江总旧宅有诗云:“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丰富了文本内容,大部分由陈入隋的南方人均有这种明显的转变。
在雅乐方面,平陈后,隋文帝从“王者功成作乐”的目的出发,下达定立国乐的诏令。早在开皇二年(582年),颜之推曾上书:“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然而文帝以“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拒绝(《隋书·音乐志》)。灭陈后,隋文帝设亡陈女乐,对群臣说:“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北史·隋纪上》)之后太常卿牛弘上书称隋朝开国以来所沿用北魏、后周之乐,是“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求参照梁代雅曲和陈氏正乐为基础制订新的国乐。开皇九年(589年)十二月,隋文帝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以上四位国乐制订者,除牛弘之外,其余三位都是由南入北的旧陈官员,由此可见文帝最终还是接受了牛弘的建议。陈寅恪先生因此谓:“隋制雅乐,实采江东之旧,盖雅乐系统实由梁陈而传之于隋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此可知,隋代雅乐的制定,旧陈士人有很高的参与度。《隋书·音乐志》是东亚乐律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近年来,日本佐藤大志、长谷部刚等人正从事《隋书·音乐志》的译注工作(已有成果为六朝乐府之会编著的《隋书音乐志译注》,和泉书院2016年版)
在制定国乐之外,文帝在仁寿二年(602年)下诏令杨素、苏威、牛弘、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王邵修定五礼。其中杨素、苏威、牛弘为关陇集团重要人物,薛道衡、王邵是旧齐名士,在周平齐时已经入关,而许善心、虞世基则是出身江左的旧陈官员。这次五礼修订是三地礼学的一次交流融合,旧陈官员在其中有重大贡献。
隋代初期的音韵学也有长足发展,其中陆法言《切韵序》中提到,“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此八人分别为: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徳源、薛道衡。其中刘臻、颜之推、萧该为江左人士,入隋时间有所不同,而《切韵》成为唐代韵书编写的基础,对近体诗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隋文帝“关中本位”的政策下,多数南方士人入隋后的境遇并不好,如旧陈吏部尚书沈君道,迁往长安后只能靠与儿子给别人抄书补贴家用,在之后炀帝朝位高权重的虞世基亦是如此。有“三吴之望”的陆知命,陈亡后在家赋闲,亦是数年不被起用。以上三人均为江南望族,在陈时有很高的地位,但入隋后均不受重用。而其他在隋初担任官职的南方武将,如麦铁杖、萧摩诃、来护儿等,在当时的杨隋政权中同样没有担任重要官职,处于政治边缘。隋初重臣苏威对江南士人曾有如此评价:“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隋书·柳庄传》)文帝朝的旧陈官员,除了少数获得较高待遇外,大多数境遇落寞。而待遇较高者,如许善心和姚察,文帝均有“我平陈国,唯获此人”的类似评价,也多是凭借音乐、礼学、修史等方面的造诣得到赏识,如姚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奉诏撰《梁史》《陈史》,与许善心修订五礼等,并没有进入权力中心。而晋平吴同为北方统一南方,张华对陆机、陆云亦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的评价(《晋书·陆机传》),但二陆入洛阳后,颇得张华看重,名气大振,故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江南人士为了摆脱困境,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部分旧陈官员利用南朝的文化优势,投靠藩王,成为王府学士,如东宫学士蔡翼、陆从典、沈君道等人,杨广晋王府的徐仪、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等人。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江南人士以玄象方术附和文帝以求仕进,如萧吉、韦鼎、袁充等。出身齐梁宗室的萧吉,与杨素不和,郁郁不得志,开皇十四年(594年)上书文帝大谈符命徵祥,“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隋书·萧吉传》),之后逐渐受到文帝信任。此次上书与萧吉所著阴阳五行重要书籍《五行大义》联系密切。袁充在文帝欲废太子杨勇时,曾云:“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又曾上奏:“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得到文帝的赏赐。魏征在《隋书·袁充传》中评价道:“充乃江南望族,乾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由此可见文帝时期旧陈人士的落寞境遇。
萧吉《五行大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天平钞本)
隋文帝在平陈后,不仅对旧陈人士的仕进采取压制政策,对属于旧陈疆域的江南之地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变更南方行政建制、地方长官多任命北方官员、推行乡村户籍制度、灌输关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等。据《资治通鉴》载:“平陈之后,牧民者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五教”即儒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制的政治举措最终导致了江南大规模的反叛,此时距平陈仅一年。汪文进(婺州、宣州)、高智慧(越州、泉州、闽越)、沈玄懀(苏州)均自称天子,“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干,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育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资治通鉴·隋记》)但是,正如谷川道雄《隋唐帝国をどう考えるか》一文所谓:“隋唐的君主虽然抑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阶级,但并不能达到本质上的抑压。”(收入《谷川道雄中国史论集·下》,汲古书院,2017年版)隋文帝派杨素武力镇压后,又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镇江都,稳定江南政局。喜爱江南文化的杨广坐镇江南,标志着隋王朝对江南的政策开始做出调整,以怀柔和安抚为主。关于隋王朝对江南政策的变化,另可参考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隋朝》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一书第五章《文化指导权的复活》中的有关内容。
Arthur F. Wright(芮沃寿)《隋朝》书封
宫崎市定《隋の炀帝》书封
与“素无学术”、“不悦诗书”(《隋书·高祖纪下》)的隋文帝不同,杨广素来喜爱江南文化,于开皇二年(582)纳妃萧氏,萧氏为后梁明帝萧岿之女,“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隋书·后妃传·炀帝萧皇后》),深受杨广宠敬。萧氏为杨广了解江南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而担任晋王谘议参军的柳䛒,由后梁入隋,“王以师友处之,毎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隋书·柳䛒传》),则让杨广进一步接触到江南文化。在杨广即位前,王府学士中江南人士之数堪称众皇子之最。《隋书》载:“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并“常令修撰”,其中虞世南、虞绰、庾自直在炀帝即位后,与江陵蔡允恭“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诏,恩盼隆洽”(《隋书·虞绰传》)
炀帝即位后,“狭殷商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建东都、修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加强了南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推行与文帝截然不同的开放融通政策,成为隋唐时期走出“关中本位”、实现“南朝化”的重要人物。而在文帝时处于边缘化的南方士人,在炀帝朝的地位则有显著提升,部分进入权力中枢,执掌大权。《隋书·苏威传》载:“(苏威)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五贵”中的裴蕴和虞世基乃旧陈官员,虞世基在文帝时曾境遇窘况到靠替人抄书谋生,后参与制定国乐和五礼,并无实权。而在炀帝朝则“顾遇弥隆”,成为炀帝的核心官员,“专典机密”。而裴蕴则进一步掌握了司法和监察大权,“(炀帝)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隋书·裴蕴传》)
出身南方的武将们在炀帝朝也多有功勋,来护儿、麦铁杖、周罗睺等位列十二卫大将军、将军之列,参与炀帝平叛杨谅或征讨高丽,并表现出为国尽忠、求战立功的心态。如麦铁杖在征高丽前曾对其子说:“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最终亦是战死沙场。周罗睺最终在平汉王杨谅叛乱时阵亡,炀帝赠其柱国、右翔卫大将军,谥号“壮”。来护儿则在平杨玄感之乱中功勋卓著。同是入隋的南陈名将萧摩诃则有不同的命运,他参与了杨谅起兵,但最终兵败被迫自杀。在之后的杨玄感之乱中,也有不少南方士人的身影,而这些人一度是杨广身边的核心人物,如虞绰、王胄、潘徽等人,后来在炀帝集团中不得志,受到杨玄感“虚襟与交”,最终被炀帝流亡诛杀。在杨玄感起兵后,亦有不少南方士人降于玄感,被委以重任,如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周罗睺子仲等。
《隋唐演义》中的“四猛”之一来护儿
在隋炀帝开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南方士人在文学、经学、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树。炀帝“是一位有着深厚美学意识的人”(宇文所安著《初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二章),主张“典丽”的文学观,《隋书·文学传序》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在意气怏怏的陈文学之中,融入刚健、清新的气质,诗歌创作反映出南北文学融合的大趋势。炀帝评当时的文学名家为:“气高致远,归之于(王)胄;词清体润,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隋书·王胄传》)以上三位均是由南入北的南方人,可见炀帝所尚。
而在文帝朝下诏废除的南朝艳曲, 炀帝即位后又予以恢复,“大制艳篇,辞极淫绮”(《隋书·音乐志》),因此曾经在南朝大力创作宫廷文学的士人们,一变文帝时的悲凉,继续沿着梁陈宫廷文学的道路发展,创作了众多奉和酬唱作品。如奉和炀帝的诗歌中,仅《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一题,就有诸葛颍、虞世南、蔡允恭三人的作品传世,宰相杨素的《出塞二首》,则有薛道衡与虞世基的和诗。以上奉和作品虽是宫廷文学的衍生,但南北文人的共同创作,促进了南北文人间的交流和南北文学融合。除奉和作品外,入隋的旧陈文人中,明余庆、陈子良、孔绍安等人,虽存世作品不多,但也有不少佳作,呈现出与在陈时不同的文学风貌。如明余庆《从军行》“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两句,已有唐代韵味。
南北朝时期,经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如《北史·儒林传序》所言:“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统一南北后,经学的融合也在进行中,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七章《经学统一时代》中所云:“隋平陈而天下一统,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炀帝时曾征集天下儒术之士,聚集于内史省讲论,其中有不少江南士人,如吴郡褚辉以《三礼》闻名,撰《礼疏》百卷;余杭顾彪通《尚书》《春秋》,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余杭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吴郡张冲,撰《春秋义略》《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许善心任礼部侍郎后,向炀帝举荐徐文远为国子博士,陆德明、褚徽、鲁世达等授为学官,其中陆德明受学于同样由陈入隋的张讥,张讥则受学于梁陈大儒周弘正,一脉相承(见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五章)。而南北朝至隋这一时段的《孝经》学研究散佚严重,隋代重要著述刘炫的《孝经述议》同样不存,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日本发现此书,后由林秀一整理复原,可窥得大概(林秀一复原《孝经述议》的解题译文收入《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中西书局2017年版)
除经学之外,炀帝也重视其他图书的编撰,为晋王时就组织王府学士编撰图书,如潘徽等编撰《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即位后又令虞绰、虞世南、庾自直编撰《长洲玉镜》四百卷,虞世南在隋任秘书郎时所编《北堂书钞》,为现存最早的类书。对杨广下令编撰的图书,钱穆云:“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二十二章)《资治通鉴》云,炀帝从晋王到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组织完成“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丰富的学术成果体现了有隋一代南北文化和学术的系统整合,而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士人和南方学术文化的作用举足轻重。隋代礼制的因袭,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案云:“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关于隋代礼制,可参考顾涛先生新著《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中“出礼制极盛期(581-741)”的隋之部。
由南朝入隋的江南人士在炀帝朝获得了远超文帝朝的机遇和待遇,在文学、经学、著述等方面光彩斐然。部分南方人进入炀帝的权力核心,但因为故国已亡,根基缺乏,最终成为附和圣意,“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之臣。如虞世基,对炀帝征高丽、各地起义等状况,“恐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性意”,甚至最终到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之知也”(《隋书·虞世基传》)的地步。而炀帝出身关陇豪强,却喜爱江南文化,在位期间三次巡幸江都,长达数年,并在最后一次巡幸中于江都宫变中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在江都宫变中,除隋炀帝被弑之外,据《隋书·恭帝纪》记载,虞世基、裴蕴、许善心、袁充、来护儿等皆遇害。炀帝死后,大将陈棱葬其于吴公台下,后李渊在622年又下令将炀帝陵迁往雷塘,2013年在扬州曹庄发掘了隋炀帝墓。为炀帝发丧的陈棱,则同样是旧陈入隋人士。
隋炀帝墓出土的蹀躞带(南京市博物馆“铲释三城”特展,虞薇 摄)
二炎精舍藏隋大业残砖
在天下烽烟并举,关陇士人极力反对南下江都、建议返回长安时,虞世基、裴蕴等出身旧陈的重臣们,则纷纷支持炀帝巡幸江都,并在李渊攻陷长安后,建议以丹阳为都。于是关陇集团与旧陈官员的冲突便爆发了,直接导致了江都宫变。而在宫变中,江南士人则表现出了忠贞凛然之气,甘愿赴死。如虞世基子虞柔在宫变前得亲族虞极密报,可先逃难,但他以绝不“弃父背君”拒之,并在宫变后“竞请先死”。亦有不少江南士人谋划为炀帝复仇,如麦铁杖之子、武贵郎将麦孟才,“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并谓武牙将钱杰曰:“事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杀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隋书·麦铁杖传》)筹谋击杀宇文化及。由此可见,此时的江南士人们已将炀帝视为生死可托的所忠之“君”,足以见得炀帝待江南士人的荣宠之重。
南朝词臣北朝客,江南士人经历国破离乡,在隋代的命运也屡屡起伏动荡,从文帝时的边缘化进入炀帝时的权力中心,归根结底还是以文学修养和文学造诣为依托,进而谋求更深更远的发展。隋历二世而亡,而南北文化、政治的交融依旧沿着炀帝的道路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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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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