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专栏：城市经济如何支撑快速城市化

城市经济如何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强力支撑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转型阶段的关注课题。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我国去年GDP总量超过90万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经济快速发展给城乡面貌、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等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学界研究认为，站起来是由新中国建立解放初期的工业化铸就的，富起来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实现的，强起来则必将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从某种意义说，城市经济的集聚发展、财富创造对富起来功不可没。资料显示，解放初期，我们国家农村总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9%，10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都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力，一直到1978年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约82%。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大量人口离开家乡故土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扭转了农村人口增加趋势。基于最新数据，我国现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它是小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中国用30年左右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历程，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城市文明奇迹。

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更深地认识到中国城市化的神速。2016年末，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率为：印度33.1%；意大利69.1%；德国75.5%；法国79.8%；美国81.8%；加拿大82%；英国82.8%；巴西85.9%；日本93.9%；俄罗斯73.9%；韩国82.4%，等。同期，我国城市化率排名前八城市：上海87.6%；北京86.5%；天津82.93%；广东69.2%；江苏67.7%；辽宁67.37%；浙江67%；福建63.6%。学者研究认为，由于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资源的天然构造，中国城镇化极限是65%。从某种意义上观察，中国城市化拓展空间变为受制约的有限资源，现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新路，这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逻辑选择。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当今世界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类要素资源最集聚的平台，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成为经济高增长载体，成为财富聚集区，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与年轻人追梦淘金的乐园。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既强劲又脆弱，城市扩张很快，但质量低下，不仅过程充满了风险，城市现状也充满着巨大不确定性。

多维度观察我国城市化进程，是广大农村农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劳动力、新移民、大市场；快速工业化中的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为发展了中低端制造业；市场化进程盘活不可再生土地资源，地产经济使城市财富效应飞速膨胀等。当下值得思考的难题是：城市经济如何支撑快速城市化，即用怎样的城市经济支撑快速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润州为例，30年前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现在已快速开发建设成为镇江主城区之一，主要靠的是房地产业、传统商贸服务业、中低端制造业。润州的商业设施面积人均超3平方米，远超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平方米标准，不少看上去大型豪华的商业店家经营困难，难以为续。

像润州这样在快速城市化中崛起的新兴城区，如何突破快速城市化所积累的后续生存发展问题？这就要破解城市经济难题，大力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结合平时研究学习，在这里提供一些观察。

观察一：城市发展模式层级提升。改革开放40年来长三角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带来城市螺旋形发展层级提升的新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江浙皖大多数地区由传统农耕社会发生城市化变革并大步进入工业化社会，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特大城市正在进入新工业化社会。长三角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个城市自我“内生性成长”，发展到以小时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再发展到如今高铁时代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新阶段。一路走来，长三角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协同度柔性不够，行政壁垒与本位利益制约整体发展；一体化程度较低，尤其是10年、20年前规划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明显成为“同城化”的短板瓶颈；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惯性中，普遍面临着转型升级、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巨大压力。

观察二：城市发展取决于新动能。正在孕育发生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社会生态的新机遇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物联万物、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财富积累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由信息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人类社会形态由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城市发展模式进入城市群协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发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业化时代以制造业为主，转型升级为后工业化时代以知识与思想生产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新工业化时代。面对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竞争，城市及城市群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辐射的能级，主要取决于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联互通网络、科技创新和知识产生能级、人才培养与集聚吸引力等。这些能动能赋能城市经济，是城市焕发活力与提升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观察三：国际优质资源流向选择与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体现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国际资本并不流向穷国、落后国家即所谓的“失败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集中度趋强，70%集中在几个国家，比如发展中国家有5个，其中包括中国接受了一半以上国际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1-6月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41%，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大幅减少69%，对美国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73%，对新兴市场直接投资略降4%，但占比依然创出创历史新高，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最多，巴西和印度也位居前列。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应当参与国际优质资源的竞争，使城市继续成为优质资源的集聚平台。

观察四：经济全球化朝着经济区域化演变。美国现在和中国打中美贸易战，严格意义上观察，美国不单单和中国打贸易战，与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打贸易战。全球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开始对内收缩，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与作用在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也许会由美国主导主控的全球化朝着区域化重组，贸易格局从多边朝着双边或区域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按照国际惯例，吸收剩余资本的方法，一是时间修复，即投资于长期资本项目，例如建成环境或教育研发等社会开支，从而推迟过剩资本再次进入当前乃至未来的流动；二是空间修复，即到其他地方寻求与开拓新市场、新产能、新资源、新社会与劳动力的可能；三是结合时空修复手段，进行资本有机流动布局。区域发展应当认清大势，明确区域定位，瞄准成长中的新兴市场，比如我国能否成为亚洲发展“头雁”，做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这就给城市经济如何吸引资本与输出资本带来新的选择取向。

观察五：全球消费主体国家变化。美国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是保守的内生型“孤立主义”政策，只是二战以后崛起为全球新兴国家，也成长为世界消费大国。现在美国面临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不匹配带来的严重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富差距削弱了消费社会能级，二是对外开放的国内加杠杆能力被削弱，由此会由拥抱全球经济转向逐步脱轨全球经济。中国能否成为全球新消费主体国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深入探讨的课题。有一点是看得清楚的，即贸易战压力倒逼推动中国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中解脱出来，让中国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源泉与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6%，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6年占比超过50%。按照国际经验，最终消费占GDP比率逐步提高到美国1970年时80%左右的水平是大势所趋。对发展城市经济来说，在消费升级中加快消费城市建设，推动消费市场能级上新台阶，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

观察六：城市群发展成世界共识战略。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单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三个特大城市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紧急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发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国家整体发展，北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南有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等重大国家级发展布局带来的新使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长三角的目标定位共识正在形成：不断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基于以上观察，在这些变化的坐标系中来看镇江润州区这些年来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探索，是以问题为导向来进行谋篇布局，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思路。润州区战略选择：发展城市经济，全面转型升级；重点聚焦：目标导向上构建城市经济体系支撑未来健康持续发展，价值取向上谋求高端化、效益化、特色化；独特优势：综合成本低；生态环境好；人文底蕴深；空间布局：“一核三区”即核心城区、金山-西津渡片区、南山-观塘片区、韦岗片区；实现路径：构建以三产为主，适度发展一产和二产城市经济体系；五大产业：现代旅游业，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低碳产业，智能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工作抓手：坚持创新驱动，用好政策激励，突出双招双引即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优化营商环境。这些站位谋划、布局举措、实现路径等，对作为中心城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合平时研究与润州特点，我想对润州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三点建议。

一是更新城市发展理念。城市是人类追求生活更美好为自己建造的诺亚方舟，城市发展理念应当是以人为本；不能为资本绑架；应当是富人的，也是穷人的；留得住乡愁，容得下梦想，体味出温度，感知到人文。城市竞争集中体现在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宜居等方面，而这些优质要素往往以资本项投资方式实现捆绑；城市发展模式由原先制造生产物质产品向以知识、创意、人才、品牌竞争转化，使优质资源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融合”区域集聚。城市经济发展应当着力于化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以人为本，从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投资、置业、养老、托幼、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美食、艺术欣赏等一系列消费、服务、配套保障、精神享受等城市功能上发掘并开拓潜在大市场，使城市经济发展与百姓大众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在创造宜居宜业美好生活中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突破经验路径依赖。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可怕的是成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路径依赖的经验主义者，一个地区、一座城市也是这样，不能让经验路径成为适应变化、影响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城市发展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在转型、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发生，使大中小城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变尾灯跟随为直道并跑、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应当顺应互联互通网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组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乡村振兴将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将城市功能融入乡村，将乡村文明导入城市，所以快速城市化的原有发展路径不能再依赖而应该突破，比如说房地产经济、传统商贸业务、中低端制造业等，应当实现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新发展。

三是站高望远谋深做实。站高：应当站在发展大局大势中谋篇布局，现在面对的大局大势对润州来说是多维度的，第一是世界大变局，第二是中国新发展，第三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第四是扬子江城市群，第五是宁镇扬一体化。望远：应当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发展趋势、区域经济新发展地图的演变趋势、城市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不可抗趋势、自我顺势而为的定位功能调整趋势。谋深：不断适应变化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实操性调整。做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做实城市经济，造福人民大众。

作为苏南板块中快速城市化的润州区，努力在城市经济发展上突破瓶颈、探出新路，实现城市发展全面转型升级，为千年古润州注入新时代发展新动能，对其他城市中心城区城市经济发展无疑具有一定参照价值。

（作者何建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此文系3月17日在“首届润州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会暨交汇点公开课”上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