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我与圕

图书馆三个字的缩写“圕”，我以为是汉字里形神兼备的最佳缩写。

1924年，图书馆学者杜定友发明了“圕”字——“图书馆”的缩写。“圕”字的寿命很短，今已弃用，惟尚可在旧时图书馆所办刊物里见到。如《图书馆学季刊》载有杜定友《科学的圕建筑法》、王古鲁《日本之中文圕》、顾家杰《圕界应该怎样负责补救连环图画小说流毒》。“圕”，作为一个文化遗迹，理应在有限度的小范围内加以保存，延续其使用价值。看着时下某些突然走红的生僻字，为“圕”抱一点儿不平。

我于大图书馆一点儿好感也没有。朋友总是劝我写作时多跑图书馆找资料，谢谢朋友的好意，寒舍所存书刊尽够用了，“有多少水就和多少泥”是我的经验，何必去图书馆自讨没趣。那些往图书馆跑得很勤的朋友，近来却牢骚满腹，这个那个地一通抱怨，什么不外借了不让看了，什么收费越来越贵了，我一边假惺惺地同情，一边大说风凉话。有一次，我进入一座全国最著名的大学的图书馆，在一楼的一间小屋取订购的进口书刊。取完后顺便上四楼，那里有一间大房子专门存放港台杂志，门半开着，我往里张望，“过屠门而大嚼”而已，饶是这么守规矩，难免遭到训斥：“看什么看？！”我说：“就看看书名。”砰的一声，“不让看！”门摔上了。这些港台杂志不外《大成》《春秋》之类，后来我几乎全部收集到手，不蒸馒头争口气。

早在八十多年前，巴金先生写有题为《图书馆》的文章，是这么说的：“我在《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叫北平图书馆出来说话了。有人说北平图书馆是衙门，（譬如从里面拿了东西出来要去找里面什么要人求一张‘放行’的条子。里面办事人对读者的态度就和官僚对百姓的一样。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生起气来，几乎要把那位杂志部的职员揍一顿。”“我再说一句：北平图书馆只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对于中国的青年它完全没有用。因为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的中国青年要读的书决不是《金瓶梅词话》一类的东西。”“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但是我也知道图书馆不是衙门，不是古迹，不是古董商店，不是养老院。”（原载1935年4月第八期《漫画生活》）

巴金于《文学》四卷二号写有题目《书》的文章，对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为责任”的北平图书馆，也说了相同的意思：“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图书馆添置什么书、花了多少钱，读者管不了，读者只求一个友善的服务态度。

小一点儿的图书馆，如单位的“图书室”，普通学校的图书馆等，我还是打过交道的，留有美好的记忆，甚至在得知“处理图书”时获准优先挑选。

正在蓬勃兴起的“数字图书馆”，也许能够使读者少生很多的闲气，却要花费较多的钱。如果仅仅是阅读像史铁生《我与地坛》这样去今不远的读物，数字阅读确实惠而不费。可惜我的数字阅读不只是简单的“读字”，这个时髦的玩意儿远远满足不了我。更有甚者，数字化并非人性化，内幕多多。

图书馆于我不亲，图书馆杂志却可爱得很，这种情形可以用张爱玲的话来比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图书馆所出馆刊，并非一味的“图书馆学”那样深奥的文章，只要耐心地读下去，总有讨你喜欢的文章。现在，我只是后悔当年没有下大力气搜集图书馆刊物，不然的话，本文的题目蛮可以称“我与圕杂志”。

手边的这本《北平特别市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周年纪念刊》，非常之有意思，完全不同于其他以论文为主的图书馆杂志，它细节多、内幕多。已经忘记何时何地买的了，它出版于1930年3月24日，前面有一张“本馆全体职员摄影”，照片题头写的是“撮影”，撮有“合”的意思，也就是“合影”，像“圕”一样的下场，“撮影”被弃用了。这张撮影，显示着民国知识人的风度，表情肃穆，稀疏地站立着，可谓标准之“肃立”耳。看照片，这座普通图书馆就不是在高楼大厦里，再看版权页，果然，“北平宣内頭髪胡同”（“本馆馆址既非图书馆之建筑，又復年久失修，以故欹斜渗漏黑暗秽湿在在不宜”）。

《本馆一年来之概况》大叹苦经：“本馆系民国二年成立，十数年来，历受时局之影响，军阀之蹂躏，执斯政者，虽欲改革，亦无所设施，对于一切计划，则丝毫未能顾及。”“西院房舍，本系馆中所有，嗣于国军抵平秩序未定之时，为他人所占用。”“且我国固习未尽扫除，女子每有因不愿与男子同座裹足不入图书馆者，是以拟设妇女阅览室以便之。”今天看来不是事的事，当年都是头等之大事。

头发胡同二十二号的“第一普通图书馆”，身世坎坷，居无定所。头发胡同之前，最初于宣武门外前青厂落脚，每年的经费仅五百元，馆房系租用民房，开办未久迁往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至1924年7月因经费经年欠发，房租无从拨付，无法再租下去了。正好头发胡同22号原翰林院讲习馆空着呢，教育部遂拨款批准“普通图书馆”迁入。二十二号有房六十一间，东院房屋三十五间尽够用了，馆长利用西院的二十五间房屋，兴办了“西城中学”。每月由教育部拨发临时费用二百四十元，作为馆员杂役工薪等最低之消耗费用，饶是这样还要裁员减薪，甚至规定：“普通宴会每席以六碟六碗为限制，酒以平均每人半斤为限制，并禁强劝（酒）之恶习。每客总费用不能超过一元。”对随行赴宴的汽车夫和马车夫也有细则规定：“每辆以一人为常例，特别情形车夫连同随从至多不能超过三人。车饭均平宴会场所车夫饭钱率，以车辆等级为发给多寡之标准殊失情理之平，拟定无论洋车或马车汽车，每车夫一名一大洋二角钱为定衡，无分车类亦无分乘客之多寡，如有两客或三客之同车不得照客数加倍索发。”

我的小学“石驸马二小”，位于石驸马大街，与南边的头发胡同之间仅隔着一条涭水河胡同，且有南北向的麻线胡同直达头发胡同，就是这么一点儿地理的关联，我对纪念刊的每一句话，仿佛都能跨越时空，浮想联翩。

忽然想到，鲁迅在什么文章里提到过“普通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分馆”和“京师通俗图书馆”，鲁迅在教育部干过十四年呀，正管图书馆这块。果然，鲁迅日记有载，1913年4月1日：“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坐少顷出。”1916年2月27日：“昙。星期休息。晨图书分馆开馆，有茶话会，赴之。”

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称：“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1918年8月20日）改“通俗图书馆”为“普通图书馆”时，鲁迅已卸职教育部并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