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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迎接上海解放前夕,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这项工作

2019-06-24 17: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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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沈海平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百万雄师正饮马长江北岸,准备南下。从1949年1月—5月27日上海解放,宋庆龄与她领导的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坚定、鲜明的原则立场,果断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抉择与贡献。

黎明前的抉择

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之时,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宋庆龄与她领导的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处境异常艰难。社会上有人恶意散布流言蜚语,所谓“宋庆龄将出山,在国民党政府中就职”等。针对谣言,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亲自签发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说:

“孙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上台的第二天,就亲笔致函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并派了邵力子、甘介侯专程来上海,促宋庆龄赴南京,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

此时,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切盼她离沪北上。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电文如下:“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电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这封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往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报中的。中共中央指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这些话都是周恩来在审改电文时亲自加写的。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宋庆龄的尊重、关怀和深挚感情,也可看出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脉搏相通、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2月20日,宋庆龄致函中共中央,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治疗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完成。”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审时度势,作出了明确的抉择:决定还是暂时留在上海,为维护她主持的事业和迎接上海解放,做应尽的努力。

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黎明前夜,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宋庆龄决定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收缩活动,保存力量(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安全);二是积极争取公开的、合法的活动。

宋庆龄要求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下属的三个儿童福利站的大约170个“小先生”,暂时停止公开向识字班的孩子们教唱解放区歌曲和秧歌舞的活动,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才聚集到儿童福利站里,关起门来,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和彩带等。宋庆龄的用心正是要保存力量,保存儿童剧团、福利站的小演员和“小先生”们。

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在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通过这个机构把大批医疗物资运往解放区

对于存放在仓库待运往解放区去的300吨救济物资,也加强了守卫。这批物资,在上海解放后,拨交给了解放区救济总会。其中仅医药和医疗器材,可供100张床位的医院使用一年。

尽管黎明前的上海阴云密布。但是,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却加大了开展公开合法活动的力度。如,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和儿童,维护社会秩序,中国福利基金会全力投入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联救会”)的工作。

宋庆龄1947年在指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识字班的孩子读书

此外,援助、救济处于困境中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也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1946年发起成立“文化福利基金”,举行音乐剧《孟姜女》义演和1947年举办轰动一时的中秋游园会成功筹集到善款的基础上,宋庆龄又筹办设立了一个翻译委员会,一方面介绍外国著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方面在经济上帮助翻译工作者。翻译委员会由叶圣陶、郑振铎、许广平、杜守素、冯亦代、章靳以等10多人组成。颇具权威性。著名翻译家何家槐、楼适夷、杨起森、孙用、彭慧、楚图南、陈翰伯、冯宾符、蒋天佐、郑森禹等,按各自的意愿,确定了翻译书目,签订了合同,并由中国福利基金会预付了半数稿费。这项工作引起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极大兴趣与重视,认为由这批代表了上海最杰出译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鼓舞世界的工作。

紧接着,为募集救济贫苦儿童基金,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又依靠上海影剧界的进步力量,于1949年1月23日—29日,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了国产名片精华舞台表演会。卫禹平、上官云珠、孙道临、吴茵、吴小楼、沈松、李伟、张伐、赵丹、凌琯如、袁雪芬、秦怡、黄宗英、程之、程述尧、童芷苓、蓝马、魏小云等60多位影剧明星为了救助贫苦儿童,第一次聚集在同一个舞台上联袂义演。剧目有《大团圆》《青山翠谷》《三人行》《万家灯火》《哑妻》《祥林嫂·贺家岙》《松花江上》《十二小时的奇迹》《丽人行》《平步青云》《母亲》《街头巷尾》等。每场演出这12部国产影片的其中六个精彩片段。

影剧界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特地成立了编导、技术、票务、宣传等四个委员会,编导委员会由丁力、石挥、沈浮、金山、岳峰、吴仞之、南薇、徐昌霖、陈鲤庭、陈铿然、曹禺、潘孑农、韩义等组成。参加义演的是一个高水准的坚强阵容。这次义演,既体现了宋庆龄对国产影片的支持,也体现了上海影剧工作者团结、进步的精神。

宋庆龄与“三毛乐园”

1949年4月4日—9日举办的“三毛画展”和“三毛乐园会”是宋庆龄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又一次十分轰动的慈善活动。

1946年10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在上海沪西、沪东、虹口的贫民区建立儿童福利站,融教育、保健、救济工作于一体,内设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救助贫苦失学儿童。到1949年,受惠儿童达到3万人次。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中国福利基金会原有的海外经济援助大部分被阻断,而社会上流浪儿童则越来越多。宋庆龄十分关注这个情况,决定实施救助。

1947年6月起,张乐平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漫画连载《三毛流浪记》。三毛作为一个流浪儿童的形象,已经家喻户晓。宋庆龄设想运用三毛的影响,创办一个专门为救助像三毛那样的儿童的慈善会员组织——三毛乐园会,比较稳定地解决救助贫困儿童的经费来源。当时提出,凡是每月能捐赠三银元(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于救助一名流浪儿童的,即为三毛乐园会的会员。每月能出资救助五名流浪儿童的为荣誉会员。凡能出钱捐物的都是三毛之友。

供义卖的“三毛”水彩画

1949年1月,宋庆龄派冯亦代夫妇与张乐平联系,请他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为建立三毛乐园会进行宣传,筹措资金,张乐平慷慨允诺,仅几天时间就拿出了构思方案。宋庆龄看后十分满意,立即答复了正在嘉兴疗养的张乐平。张乐平当时因患肺结核病经常吐血而疗养,为了展览会,他迅速来到上海,抱病在一个月内精心赶画了30幅“三毛”水彩画供展出期间义卖。还专门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纪念徽章。除此之外,张乐平还将所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300多幅画的原稿全部拿出来展览。

3月下旬,宋庆龄先在林森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举办了预展,邀请了一些中外人士参观。除张乐平到场外,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外国女舞蹈家萨菲黛尔莎和罗隆基等亲临观摩并摄影留念。不几天,宋庆龄又为在沪的外国朋友在汇丰银行礼堂举行“三毛”原作展览会的预展,邀请在沪的外国友人和各界名流前来参观。宋庆龄亲自到场与参观者见面,还把张乐平拉到身边与之交谈,一同接受记者采访,她一再向张乐平表示感谢,称赞他“为救济难童做了件大好事”!

1949年4月4日《申报》介绍“三毛乐园运动”

张乐平后来追忆这次与宋庆龄的会面时说:“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近60,看上去却不过40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她很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如何,怎么画起‘三毛’来的,等等,完全是亲切的家常式的谈话。外国朋友同我谈话,宋庆龄亲自翻译。开始我还有点拘束,看到她这样和蔼可亲,就很快自然起来。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预展即将结束时,宋庆龄再次致谢,张乐平感动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1949年4月4日至9日,“三毛原作展览会”在大新公司四楼书画部正式举行。除了展览张乐平“三毛”漫画原作、举行“三毛”水彩画义卖之外,还展览了介绍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的活动的照片图表。“三毛乐园会”活动也在4月4日这一天正式推出。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展览会吸引了上海各界人士踊跃参观。著名话剧演员尹青女士义务担任会场和电台播音员,上海20多家民营广播电台作为特别节目现场实况广播。因开幕日正值当时的儿童节(4月4日),第一天参观者就接近2万人,把大新公司的电梯也挤坏了好几次。无锡一学校特由教师率领20余名学生前来参观,崇德女校学生参观后现场捐赠毛笔、铅笔及书本供中国福利基金会识字班的贫苦儿童所用,另有人前往“三毛乐园会”会址(即林森中路988号A中国福利基金会会址)送去一批书本和衣服。

展览会共展出七天。张乐平为此次展览会特意赶绘的30幅“三毛”水彩画,于第一天下午由上海商会理事长王晓籁主持现场义卖,购者踊跃,不多一会儿,认购一空。还有多人要求定购。义卖最低价为每幅40万元,最高有出至1000余万元的。订购者有陈光甫、赵家璧、陶桂林、荣柳莘先生等,其中还有外国朋友。展览会还销出三毛徽章295枚,每只3000元,另有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200本当场义卖,第一天就售出100本。此外,40多位参观者当场捐款加入三毛乐园会。展览会门票每位1000元,也悉数移交中国福利基金会为救济经费。到4月底,三毛乐园会共筹得3206银元。其中,会费收入897银元,捐款777银元,义卖画稿收入1291银元,其他收入241银元。此外,还收到了一批衣物。

三毛乐园会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内。5月15日,三毛乐园会出版了《三毛呼声》会刊,介绍三毛乐园会的活动,计划每月出版一期。不久,上海解放,三毛乐园会的活动也随之结束。

孙夫人的秧歌队

1949年2月,中国福利院儿童剧团在宋庆龄的关怀下,从虹口昆山花园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的第三儿童福利站铁皮活动房搬出来,到了横浜桥北边四川北路1895弄4号的一幢三层楼房里(弄内1-3号是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有了自己固定的团址,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童话木偶剧《快活的日子》

1949年3月12日,由张石流编剧、游惠海导演、任德耀任舞台设计、胡孓担任灯光设计的童话木偶剧《快活的日子》在剧团排演室公演了。演出是免费的,观众全是附近的贫苦儿童。此后又送戏到各中小学校演出。

《快活的日子》是一出四幕布袋木偶戏,通过塑造小兔、公鸡、山羊、小猴、狐狸和狼等一群动物形象,阐述“团结起来打财狼,迎接美好的日子”这个主题。这个戏,深受中小学生的喜爱。时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的谭宁邦向宋庆龄汇报后,宋庆龄十分兴奋,1949年3月15日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张石流,并请廖梦醒译成中文送到剧团。宋庆龄在信中说“你们上星期的演出,使我兴奋之至,我要祝贺你们这一部门工作的卓著成绩。继续下去吧,这样可以在一般人的眼中,证实我们所斗争着的理想是值得的。”之后不久,宋庆龄就邀请了几位友人来到剧团观看《快活的日子》演出。在剧团简陋的排演室里,她坐在木质的长板凳上,观看了全剧。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她时而微笑,时而与身边友人低声交谈。演出结束后,她拉着小演员的手,询问布袋木偶的操作方法,称赞大家的表演,鼓励小演员们必须更加勤奋学习,更加努力表演。直到天色渐晚,她才与友人离去。

转眼到了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外围战已经打响,儿童剧团迎接解放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忍不住在自己居住的里弄棚户教小伙伴扭秧歌,结果不慎被反动当局发现,向中国福利基金会提出了“警告”。宋庆龄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剧团领导,今后一定要谨慎,特别嘱咐要确保小演员的绝对安全。同时,特意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找到一幢空房子,安排剧团的小演员们白天隐蔽在那里,排练迎接解放的节目,街头剧《重逢》,以防不测。晚上分头回到横浜桥剧团的地下室里,挂上厚实的窗帘,用她派人送来的缝纫机和滚动油印机,赶制上街扭秧歌的服装和红旗,油印标语和宣传品。

这时候,中共上海戏剧电影界地下党领导派吕复前来儿童剧团联系,把虹口横浜桥附近的文艺团体(中华剧艺社、上海实验戏剧学校、育才学校)编成一个大组,以儿童剧团为联络点,共同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

就在儿童剧团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时,猛然发现锣鼓队的鼓实在太小,是《小马戏班》一剧中用过的小扁鼓,无法敲出振奋人心的气势来!可是,当时局势紧张,要弄一面大鼓十分不易。于是任德耀就到城隍庙的一家乐器店,操着扬州方言对老板说,家里老人生病时向菩萨许过愿,现在病愈必须还愿,鼓要大,越大说明心越诚。老板信以为真,带他到仓库里物色了一面直径童话木偶剧《快活的日子》一米多的大鼓。任德耀叫了一辆三轮车,趁着夜色运回了剧团。

不久,上海市区隐隐约约可以听见沉闷的炮声了。为了确保剧团所有成员的绝对安全,宋庆龄派人传来指示:“剧团暂停一切活动!”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剧团领导把大家分成两路:家住苏州河北岸的为一路,联络点就在儿童剧团本部。家住苏州河南岸的为另一路,联络点为林森中路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室。

1949年5月25日,张石流在林森中路的基金会办公室向横浜桥的儿童剧团本部报告了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南岸的喜讯。第二天,5月26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剧团全体人员从苏州河两岸团聚在一起,进行迎接上海解放节目的最后合练。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原稿(中文纸质纵20.5厘米横33厘米两页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宋庆龄应邀莅会,并在会上发表祝词。此文是当时宋庆龄为大会发言而写的文稿,文章以散文诗的形式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等的崇敬之情。7月2日,《人民日报》以“宋庆龄祝词”为标题全文发表。

5月27日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剧团,把演员们接到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团长张石流、任德耀带领下,走上街头,欢庆上海解放。

儿童剧团的34名少男少女,边游行,边唱歌,扭秧歌、打莲香。在大游行的过程中,选择在南京路、林森中路、南市、四川北路等12个点,稍作停顿,集中表演几个事先准备的节目片段。张石流振臂呼喊口号,任德耀擂响大鼓,这支由孩子组成的表演队格外可爱,也最引人注目。市民们挤满街头,驻足观看,为宋庆龄的儿童剧团的精彩表演鼓掌喝彩。

多年之后,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长的于伶回忆说,“我随军进入上海,看到的第一支欢迎队伍就是孙夫人的秧歌队。

在上海人民涌上街头,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入城时,史良赶到宋庆龄寓所共同分享喜悦。与此同时,赵朴初也赶来向宋庆龄慰问并祝贺。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插到赵朴初的西装上,用以表示他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并肩努力协作,共同战斗的友谊。

1949年1月至5月,是值得被铭记的。宋庆龄以积极的姿态和忘我的精神,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诚如她的声明所说:“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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