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庄子:开辟了一条反主流的游心之路

2019-06-26 17:1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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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书将中国哲学经典《庄子》与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流派作比较,挑战性地重读《庄子》,阐明了《庄子》中的讽刺批判性、身心治疗、幽默的哲学意义,以及庄子对儒家主流价值观的批判。从个人层面看,如何理解真诚,如何扮演社会角色,如何寻求真我,庄子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反主流的游心之路。从社会层面看,在新媒体时代重读庄子,也有助我们辨明真相、寻求理性。
【作者简介】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德国汉学家,爱尔兰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师从波恩学派大师陶德文(Rolf Trauzettle),研究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著作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道德之愚》《东西之道》等。
德安博(Paul J.D'Ambrosio),美国波士顿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爱尔兰国立大学,师从汉斯-格奥尔格·梅勒,研究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2015年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曾与迈克尔·桑德尔合著《遭遇中国:迈克尔·桑德尔与中国哲学》。

《庄子》中最著名的寓言,即第二篇《齐物论》篇末的“庄周梦蝶”,也很好地阐释了这种“真实假装”的状态。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在梦中,蝴蝶处于“不知周”的状态,也就是说,蝴蝶无法感知到做梦者庄周。只有蝴蝶在认知上完全与庄周脱节、分离,才能充分享受自由自在的翩飞体验,就像道家所说的“自在逍遥”。梦中的情感或者梦中的体验—就像坐在影剧院里—也可能是非常强烈的、真实的,以至于生理上也会确切地有所反应,比如做了春梦,就可能会真的梦遗。同时,做梦的人仅仅扮演了他/她在梦中的角色,但梦中的角色本质而言并不是他/她自身。一旦我们醒来,梦中的存在往往会转瞬即逝,最终被永远遗忘—在精神分析学盛行之前,人们通常都会忽略、遗忘梦境。在此,我们不打算对“庄周梦蝶”进行过深的探讨,仅希望借此说明“真实假装”正是这一寓言的核心主题之一。梦中的蝴蝶,同时展现了真正的现实性(actuality)和非本真(nonauthenticity),它说明了彻底、根本的变化状态,还有存在上的偶然性。再次强调,在这则寓言中,“梦蝶”所展现的这种非本真,绝不是一种丧失自我身份(identity)的体验,也不是一种记忆缺失式的病态,它反而是一种极度幸福、有益健康的良好状态。我们将在本书中试图阐明,像“梦蝶”这样有益健康却又不协调的“真实假装”状态,在《庄子》中被概括为“真”,我们将其英译为“zhenuineness”。
对“百搭牌”概念修正之后,我们认为这种牌是对正在进行的“人生游戏”的一种回应。同样,“真实假装”这一哲学概念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一种哲学态度,需要在某种哲学话语中产生,并对这种话语做出回应,使其自身符合哲学语境。在《庄子》中得以发展的“真实假装”哲学,显然有其相应的历史基础。普遍认为,针对当时与道家对立的哲学流派,《庄子》表达了一些批评或反思,有的明确,有的含蓄。其中最重要的是,《庄子》所针对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儒家”传统,或者一些学者所说的“儒学”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孔子、列子和惠施,在《庄子》的故事和对话中都曾出现,成为被嘲笑或被揭露的对象。《庄子》的最后一篇《天下》,虽为最末,但同样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思想史,为《庄子》文本确定了历史坐标。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方式来定位《庄子》,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Dao)一书就建立了这样的历史框架。
近几十年来,郭店和马王堆都有考古发现。在这些出土文献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无论是从口头传播来看,还是从书写文本来看,《道德经》的出现都要早于我们今天所知的《庄子》文本。我们分析了《庄子》的许多篇章(比如关于“浑沌”的部分),结果显示,《庄子》常会借用《道德经》中的意象和相关的哲学思想。因此,《庄子》的某些文本,可以被理解为阐释和论述了《道德经》的部分片段。尤其是《庄子》利用《道德经》中的反儒家原则,质疑了与儒家文本或人物相关的哲学词汇—比如“德”之类的概念(权力、效力、美德、健全)是否有效,继而扭曲、逆转、颠覆了这一概念体系。《庄子》中对孔子见老子对话的虚构描写,就展现了其文本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是,带有强烈幽默感的《庄子》“解构”了当时一系列主流哲学概念,这些概念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甚至(或许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层面。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理解“真实假装”的概念:它是在一个辩证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古代儒家思想和语言的参与(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不认为《庄子》中出现的儒家概念就是对儒家思想正确、完整或连贯的表述—无论它是什么,即便是对《论语》中孔子哲学的描述也不够准确。关于《庄子》中对儒家思想的表述,我们不打算为其真实性做出辩护,或者去评估它们是否“准确”。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庄子》是通过什么方式使它自身与其所描述的儒家区分开的。尽管在《庄子》的不同篇章中对孔子的描述有所不同,但通常,它要么批判性地使自身远离文中所体现的儒家内容,要么使孔子的性格与常见的状况相反。按照我们的理解,《庄子》的哲学源于对儒家思想批判性的(往往也是幽默的)评价,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早在汉代,人们对《庄子》最初的接受就反映了这一点—《史记》中对庄周的简短评论就指出,他是“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剽剥儒墨”。从这段罕见的早期评论看,庄子在当时似乎确实被视为反儒家的“异端”。他也似乎是站在反儒家的基础上,作为老子思想的实践者,形成了自己的道家哲学“品牌”。我们对《庄子》道家哲学的解读,正是以《史记》的这一评价为依据的。
有人认为,《庄子》哲学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兼容了“优化版”儒家学说的哲学,它剥去了对儒家“坏”的滥用,仅保留了“好”的特质。这种调和的观点,如今可以在陈鼓应或杨儒宾的著作中找到,这也许确实是一种合理有效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承认《庄子》对儒家或孔子的批判态度,不是为了否认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挖掘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而是要探索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可能的解释是《庄子》中的道家所特有的。
《庄子》中所描绘的儒家哲学,通常是围绕着“正名”的纲领和某些道德伦理要求而展开的,重点在于“名实相副”或“形名相副”。通过《论语》《孟子》等文献所述,以及《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可见《庄子》中所反映和批判的早期儒家,强调“相副”“一致”在道德上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下面几种“一致”:第一,社会角色或关系的名称(等级、头衔或“名”)与其具体表现(即“形”)之间的关系;第二,这种角色或关系的外在表现与实施者内在的情绪自我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想强调(本书后文也会具体指出),当我们把儒家伦理解读为“关系型”或“角色导向型”时,我们关注的不是目前正在被激烈讨论的问题,即这个概念是否允许“自主能动性”(autonomous agency)(即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认为该问题对《庄子》有多大影响),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被这个概念所规定的“真诚”。]我们用“双层一致”这个词来指代这种早期儒家的要求,即人不仅要从行动上,而且要“从心灵上”真诚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与关系之中。“双层一致”这个概念,最早是罗思文提出的,后来其合作者安乐哲再次强调,要求人们“活着,而不是扮演”自己的角色。例如,一个父亲,不仅要在行动上“像父亲”,而且应当在心理甚至精神上都成为真正的父亲。这种早期儒家的“双层一致”主张,为后来的儒家伦理的倡导者所接受,并且进行了创新改造。但同时,它也激起了最早的反儒家的思想和情感,这种思想和情感在《庄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本书中,这些情感的作用在于“复原”一种社会角色和关系的行为,一种游戏化的行为。
在现代西方哲学概念中,早期儒家伦理中隐含的“双层一致”可以作为与“真诚”相关的问题来探讨。一个看起来可靠的人,能够可靠、准确地完成他/她的任务,但从“双层一致”的角度来看,这还不够好。角色和行动之间的一致,就像黑格尔所说,仅仅是一种“阿谀奉承的英雄主义”(Heroismus des stummen Dienstes)。一个人可以在未建立相应身份之时,用行动表现自身肩负的各种角色,但这样,他就缺少了对其角色做出的真诚的承诺。因此,儒家的“双层一致”伦理和现代的诚信伦理,向来都把关注点放在潜在的欺骗和虚假的表象上,它们质疑人们真正的道德动机,要求人们赋予自己的行为以真实的智识、情感和实际存在的身份认同。这种对于真诚的怀疑不断困扰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但其实在古代儒家经典中就已经出现了—早在《论语》中,我们就能看到,由于我们无法在道义上相信自己,因此必须加倍省察我们的承诺,最终每天都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完善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我们试图在本书中说明,儒家这种“双层一致”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引发了某种不安—也许,更严重的是,它要求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庄子》从中发现了这种儒家律令对自身和他人的永恒怀疑。贯穿于《庄子》全文的反道德的批判就能体现这种观点:儒家在道德上的这种坚持,恰恰会导致它打算摒弃的东西—虚假、伪善和自私。这样一来,儒家就造成了它声称要解决的问题。儒家的道德要求—用更现代的说法说—与其社会建构紧密联系。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并不是简单地要求人们遵守这些社会建构秩序,而是要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状态,即要求人们通过个体亲历的家庭关系,以及由社会秩序结构所确立的政治角色来“适应”社会。这种不可能的要求,目的是使人们真心实意地成为原本不是自己的状态,或者用《论语·学而》的话来说,是“传”给自己。
正如我们在《庄子》中表现“尚古主义”(primitivist)的段落(以及《道德经》的相应段落)里反复看到的,从道家的角度看,强加社会分化、推行等级制度、将人际关系制度化,通过这些措施来促进文明进程的行为,就像儒家文献所推崇并以模范著称的那样,是一种“伪”的行为(《道德经》第18章),从字面上看就是“人为”的行为。换言之,它们天生就是人为的,或者用现代话语来说,这属于社会建构。从道家角度来看,儒家伦理是极其矛盾的,或者用另一个现代术语来说,它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双重约束”之上,其目的是对本质社会的强制约束,却被理解为源于自然或出于个人意愿的事物,从而进行了一种后验的验证。已经产生的外部事物,被认为应该尽量去符合并建立在人的内在基础之上,就像一句代表性的儒家格言“内圣外王”所要求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格言最早是在《庄子·天下》中出现的,后来却成为儒家理想人格修养的模范。这句话认为,个人社会角色的道德巅峰—“王道”—是建立在个人的德行或“圣人境界”基础上的。或者,借孟子那段著名的生动比喻(见《孟子·公孙丑上》)来说,人在社会层面上的杰出道德成就,应该是从其真正的内在本质中“萌芽”的。因此,这是要求人人都真诚地发挥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并以一种所谓“天生就有”的本体身份满足道德期望。根据《中庸》中最关键的一段话来看,虽然从一开始,自然或世界的道就被认为是“诚”,但是,人类被挑选出来,其任务却是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诚”的,即“人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认为,《庄子》是在拒绝儒家这种不可能完成的“绝对律令”—使得一开始就不“诚”的事物符合“诚”。《庄子》没有简单地服从儒家的“游戏方针”,而是在牌堆中掺入了一张小丑牌,即“真实假装者”。
我们认为,对于儒家提出的这种不可能—使社会人格符合“诚”的要求,《庄子》的反应,并不是要采用正确甚至更好的道家观念—一种本真(authenticity),来取代错误的儒家式真诚的观念。相反,这个“真实假装者”会在真诚的观念上转向,并驶向全然不同的方向,来作为对儒家“诚”之主张的回应。因此,我们认为,在“本真时代”的背景下,海德格尔的本真观念以及其他的一些本真观念,全被认为是道家的观念,特别是被认为来源于《庄子》一书,这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本书中,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庄子从海德格尔的“太紧”和“太局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者用让人更不舒服的话来说,从“太德语化”和“太严肃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西方和亚洲道家哲学学术界来看,这些海德格尔式的《庄子》解读一直是学术主流。但我们认为,这种解读不仅存在着时代局限,而且还有穿凿附会之嫌,因为相较回应古代中国的“论道者”,他们更多是回应了目前的“本真时代”。然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任何当代解释,包括我们的解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时代错误和穿凿附会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在目前的语义框架内对过去的意义进行重建,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当代话语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在程度上仍然存在差异,这些解释的历史敏感性多少有些不同。我们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对《庄子》进行解读,这会使我们所探讨的解释与海德格尔研究《庄子》的进路截然相反。在我们看来,《庄子》对真诚的前提做出了回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或多或少对类似的、以儒家伦理形式呈现的中国古代的这种说法做出了回应。对这种伦理,《庄子》的回应是,通过幽默和另外一些方法来解构和破坏“真诚”的观念。《庄子》并没有要求一种“更好”的真诚,它只是邀请读者将自身与理想化的真诚保持距离,以看穿这一概念的谬误和缺陷,以及更令人厌恶的一面。
摘自《游心之路:《庄子》与现代西方哲学》,作者:[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美]德安博,译者:郭鼎玮,未读•思想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版
关键词 >> 庄子,哲学,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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