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一份特殊的书目与……火光中的荣耀

关于1933年5月发生在德国各地的纳粹焚书事件，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的《焚书之书》（宋淑明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是一部相当独特的研究著述。它收集、整理了“焚书事件”中被焚书作家的生平及作品的史料情况，以叙述与评论的方式再现了已被世人遗忘的这批被焚之书的作者群像。其中既有托马斯·曼、雷马克、斯蒂芬·茨威格、布莱希特等著名作家，更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甚至是默默无闻的德国作家。这是一部以书——准确说是被焚之书——为线索串起来的“作家名录”，从那份焚书作者目录到书和书的作者生平，这份名录是文明反抗专制、记忆反抗遗忘的一个历史案例。

在5月10日夜里点燃的冲天火光之中，映照出那条通向焚书的具体道路是如何铺砌的。首先，清除公共图书馆中的“污染”是焚书的前奏。纳粹上台掌权后即在柏林成立了“柏林市与国家图书馆新秩序理事会”，目的是向“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彻底禁止德国图书馆出借“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文学”的书籍。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是这个机构的头头之一，他早在1929年就到处发表关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图书政治的演讲，攻击图书馆受到“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污染”。其次，在青年大学生中蔓延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和大学校长、教授们的迎合与沉默是焚书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历史研究早已证实，具体的焚书计划并非出自希特勒或戈培尔的指令，而是由德国大学生联盟组织的，该组织的宣传部具体策划和实施了这次焚书行动。在大学生“宣传总部”发布的“通讯”中列举的四条措施是：“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通讯中首先要求德国大学生自己‘清除’由于‘糊涂或无知所增添的书籍’。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所认识的人的书架。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第四，每个人在他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导言”，7页）接下来，宣传总部在5月13日给所有大学提出十二条纲要作为指导焚书的基本原则，其中宣布“犹太人用德文写作，那他就是在撒谎”，以及应把犹太人视为外国人、他们的著作应用希伯来文来写。这些纲要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校长和教授们对于学生公布的12条纲要也不敢提出异议，科隆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校长穿黑色礼服参加焚书集会。（9页）还有就是经营书业的商人行会也发表声明，支持禁书、焚书。1933 年4月12日通过的《德书商会实时议案》决定：“德书商会支持民族主义提升，为达目标极力配合，并将意愿付诸行动。”当然，其中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在葛莱夫斯瓦有一位名叫克劳斯的书店老板，在陪同搜查人员清查书库时恶言相对，起初的时候愤然拒绝接受没收82本书籍的书面字据，最后他又表示要有这份书单字据“当作文化数据归档”。（16页）这种转而索要证据的念头当然表明了他的心怀不满。

关于遗忘，作者在书中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人到底是谁？”——汉斯·左策韦、奥托·林克、赫尔曼·埃西希、玛丽亚·莱特纳、阿尔弗雷德·席罗考尔、恩斯特·约翰森、阿尔贝特·霍托普、鲁道夫·盖斯特、亚历克斯·韦丁……，如果不是专门研究20世纪初叶的德语文学史，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们？“今天，他们都被遗忘了。他们每个人都写过书，这些书让75年前纳粹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如此惊惧，非得把这些书从图书馆、书店以及古书店通通揪出来并当众烧掉才安心。这些人的名字必须从历史书里抹去、从国家的记忆里抹去，他们的书最好无声无息消失——永远消失。”（作者“前言”）魏德曼在“后记”里继续重复了记忆与遗忘这个核心主题：“就是这样，焚书给这许许多多作者的影响，正是放火的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永远被遗忘。把这些书籍和作者从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脑海中彻底删除。”（415页）在书中介绍的作者中，被遗忘是很普遍的命运，很有戏剧性的是阿明·韦格纳的例子，1947年在柏林第一届德语作家大会上清点死亡人数与幸存者时，他被宣布已经死亡，但实际上他还活在意大利的波西塔诺。

在书中，除了不少作者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或者仅仅是被误认为是犹太人而飞来横祸以外，从这份焚书书单的作者思想谱系来看，当然是非常芜杂的：宣扬犹太文化、犹太神秘主义和平主义、反对战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不合作主义、大同主义、社群主义……；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行为也非常复杂多样，这些被遗忘的作家之中不少人都具有特立独行、反抗平庸的精神特质。比如像古斯塔夫·迈林克，他撰写的幻想故事充满对小市民生活与他们狭隘道德观的蔑视，他善于以冷笑面对这个世界。鲁道夫·盖斯特被称为正义诗人、生活艺术家、反战人士、叛逆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生写作不辍，一个人几乎包办《文撰》杂志的所有诗歌、评论和政治批判；在一部装订厚重的大书中发现他在1950年50岁时写下的艺术创作计划，其中构思中的小说、戏剧、电影脚本、诗歌和文学研究已经不下735个标题，还有角色的姓名、故事冲突的基本结构以及故事大纲。他在第一次流亡者大会上发表的一场热情如火的演说，在几十年后仍被当时与会者津津乐道。为了养活他的六口之家，他挨家挨户推销自己写在贺卡上的诗词，做过酸菜制作工人、面包学徒和整理花园的园丁。（37—39页）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赖过去在战争中与希特勒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后者曾经一再亲自邀请弗赖一起投入新运动，但被弗赖一再拒绝。最后让纳粹忍无可忍的是弗赖在1929年出版的反战小说《绷带箱》，书中的主角最后勇敢地喊道：“我要说出真相——我要说：军队和战争是天下最可笑、最无耻、最愚蠢的罪恶。”（33页）埃贡·埃尔温·基施是一个思想敏锐、行动迅捷的疯狂的记者，他的终身事业就是无处不去，要写出头条新闻的真相，从不向恶势力妥协。（131页）在20世纪初期的德语写作史上，这些作者是不应被遗忘的。当然，也有一些上了焚书黑名单的作者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不应被遗忘，他们有些本身就是有纳粹思想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纳入黑名单；有些则在被焚书后投靠纳粹，希望获得重用。例如维克多·迈尔·埃克哈特是因为他早期作品中一本叙事文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官的描写批判性太强而被禁，其后他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都住在德国，12年里总共发表了11本书。（210页）作家汉斯·海因茨·埃韦斯则在自己的书被焚烧八天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言称戈培尔是伟大的作家和演说家，还送了戈培尔一尊希特勒的半身雕塑。可怜的是纳粹最后还是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禁了。（384页）

最后， 记忆终于战胜了遗忘，曙光出现在1976年。这一年记者于尔根·泽尔克开始在《星》周刊上发表焚书名单上幸存作者的专访，次年出版了《焚烧的诗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这本书使人们看到一些当年著作被焚的诗人、作家仍然活着，但仅仅是在被遗忘的阴影下残喘，他们被彻底遗忘了；这个事实给很多德国人来到震撼。也是从1976年开始，作为纳粹军人后代的格奥尔格.P. 萨尔茨曼开始到处购买、收藏焚书名单上作者的作品——都是第一版的。萨尔茨曼说，“我必须要叙述这些故事，每一本书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这些作品、这些诗人、这些被焚烧的人，为了不让他们被遗忘，告诉他们在那个5月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允许他们被人遗忘的原因，绝不！”（420页）因此，作者说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让被遗忘的从遗忘中走出来，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著作呈现给今日的读者”（4页）。魏德曼“毫无遗漏地追踪了被登录在首批文学作品黑名单上的所有作家……榜上有名的包括94位以德语写作的作家、37名以外语写作的作家”。他不时感到庆幸的是几乎所有作者都能在史料记载与各式追踪资料里找到留下的材料和痕迹，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常常沉浸在他们的生命故事里，忘情于他们的书写。他的关于那些被焚之书的感受也强烈地感染着我们：“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英雄典范，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证明。每一本都是幸存者，原本已经应该被销毁，却仍顽强存在着。”（2—3页）这是通过书的命运宣示出来的关于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真理。

当然，在焚书、逃亡与遗忘之间，也存在一种悖论：“事实上，不是每一本在这场历史大火中被焚毁的书都是大师之作。有几个作者如果不是因为1933年这场火刑，今天恐怕早就被淘汰遗忘。”（“前言”，3页）例如赫尔曼·埃西希，“当纳粹在1933年5月把他的书丢入火焰中时，埃西希和他的作品早已被遗忘，而埃西希也已经去世15年了”。（24页）其实这也是禁忌与传播、强制遗忘与反遗忘的定律；尤其是在写作、书籍、流通的世界中，这是记忆与遗忘的基本规律。“所有著作被第三帝国焚毁的作家，我都致以无限敬意”，自身作品也被焚毁的作家约瑟夫·罗特在1935年写道：“即便事发之前我不认识这些名字，但是这场大火照亮、荣耀了他们，拉近了我与他们的距离。”（同上）这话说得非常深刻和精准——敬意、荣耀和拉近了距离，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很难说得比这个更到位了。谈到把上了焚书黑名单看作是一种荣耀，大概没有比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1938年写给奥斯卡·马里亚·格拉夫的那首诗歌《当独裁政权下令》表现得更为精彩：“当独裁政权下令，公开焚烧内容可耻的书籍，/ 公牛到处被强迫，拉.装满书籍的车子去到柴堆边，/ 发现一个被猎的诗人，最好的诗人，正读着焚烧名单，/ 震怒地发现，他的书被遗忘。/ 他冲到书桌边，火速给当权者写一封信。/ 烧了我！他振笔疾书地写：烧了我！/ 不要这样对我！不要留下我一个！/ 我在书中写的不都一直是事实吗？/ 现在你们对待我却像我是骗子！/ 我命令你们：/ 烧了我！”（290—291页）他本人当然是在黑名单上，并且排在前面。海因茨·利普曼则以较为平静的口吻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的书被焚毁被排斥，我也可以理解，现今在德国文化领域中手握权力的人，就他们的精神态度来看，我的书是永远不可能付印的。我真的一点不责怪他们。毕竟我是反对者。”（225页）魏德曼也同样向这些作家表达了敬意，而且想到了焚书行为的胜利与失败，联系到历史的永恒伤痕：“把焚书之人的胜利转成溃退惨败，重新光耀当时被焚烧的书籍，重写当时多数文人悲惨的生命——他们面临公义道德的勇敢抉择与他们的流亡生活。这些生命在五月的那个夜晚所受的伤，是一个永远无法被疗愈的伤口。”（“前言”，4页）

在魏德曼这本著述中，向纳粹提供了焚书的基本书单和作者名录的赫尔曼很值得研究。焚书书单并非出自秉承纳粹高层旨意的专门机构，而是来自一个被纳粹党洗脑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这个事实不应被轻易忽视。这个赫尔曼当时29 岁，他原本只是为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汰旧换新而拟定了一份包括“一般”、“艺术”和“历史”等条目的“纯文学”黑名单。他在这份黑名单的前言中解释说：“本名单上列出的所有书名和作者，务必在肃清公共图书馆行动中将之扫除。这些作品是否应该彻底销毁，该清除到什么程度，视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间而定。”（14页）但是，以焚书为目标的德国大学生会很快与他联系，拿到了这份黑名单，成为5月焚书事件的基本依据。我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在焚书书单、赫尔曼和焚书作者之间，在关于焚书事件的历史研究中，看起来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这份名单所反映出来的那些同样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年一个纳粹职员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观中，那些被禁之书的真实面貌和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个人的判断仅是出自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和识见，还是同时也反映出伴随着纳粹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形成的所谓德意志精神的基本底色和要素？纳粹思想专制与德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紧张冲突是如何在极度扭曲的“政治正确”立场中得到缓解的？比如，自由的历史研究与敏感的政治分析从来都会引起政治独裁者的恐惧与愤恨。被列入焚书黑名单的恩斯特·奥特瓦尔特是因为他在1932年发表的系列作品《觉醒吧，德国！纳粹史》，在这个系列里整整有400页是有关纳粹党的由来和现况的研究。（254页）赫尔曼把奥特瓦尔特列入黑名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与纳粹高层对此有着同样的敏感和仇恨吗？魏德曼的这本著作通过对焚书作者的介绍和评议在不同程度上接触或部分回应了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关于20世纪初期德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另类叙事，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纳粹党基层成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敏感与自觉意识，是在意识形态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层视角。我相信，这样的研究视角和相关议题在纳粹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中都是颇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