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二十四岁，在肯尼亚生活了整整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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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台

编辑｜薛雍乐

“如果让十三岁的我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来非洲生活。”孟翰说，“因为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他今年二十四岁，在非洲肯尼亚已经生活了整整十一年。

我因为公益和孟翰相识。去年夏天，我跟随一群中国的年轻志愿者们前往肯尼亚做相关调研，孟翰正好是这个中国非政府组织“造梦公益”的在地负责人。

孟翰说，他最初加入公益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佩服这些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肯尼亚做公益的年轻人，感到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自己能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减轻他们项目落地实施的压力。“我刚开始知道这个组织的时候，还鼓捣我妈捐了一万先令，后来慢慢的接触多了，就一步步打入了内部。”他笑称。

我本以为从事公益给孟翰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至少每年接待中国的志愿者让他有机会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果他说，“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甚至如果不选择公益，我可能会有更大的几率会去海外读书。”

我听后大笑，差点说，你这哪是一个“励志90后故事”该有的样子！

后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孟翰的人生轨迹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的全部经历都让这条道路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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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翰小时候，他的父母离异，妈妈来到非洲独自创业，他留在甘肃跟爸爸生活。

爸爸有时脾气不太好。在甘肃读小学时，孟翰总被数学老师留堂写作业。有一天放学留堂，他听到大声而急促的敲门声，“后来才发现那是我爸！我爸竟然大声训斥老师说，如果只有我儿子一人留堂，那是我儿子的问题，但现在全班人有一半都在留堂，那就是老师和学校的问题！”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数学老师从此再也不敢管他的学习了。

后来家里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孟翰又搬到杭州，跟姐姐姐夫一起住。几经辗转，他儿时并没有什么玩得特别好的朋友，性格也变得比较内向、孤僻。于是妈妈问十三岁的他，是否愿意跟她搬到非洲一起生活？

他答应了。

来到肯尼亚后的生活对孟翰和妈妈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为学制不同，他被就近安排到了一个当地社区初级中学就读八年级。由于语言基础较差，他跟当地孩子和老师沟通的时候都需要连说带比划。一次学校布置作业，老师让学生们“draw human digestive system（画出人体消化器官）”。他和妈妈研究了半天没看懂题目，以为“human(人体)”是“hammer（锤子）”，最后画了一把锤子交了上去。

直到高中去了当地一所国际学校，孟翰才渐渐适应了肯尼亚的生活。然而学校离家很远，单程车程就要三个多小时：“对于肯尼亚，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交通！堵塞在首都，有时候一堵就是两三个小时。”

为此，妈妈专门让他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一个自家开的餐厅二楼包间。

“当时生意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妈就在餐厅二楼用两张桌子拼凑成床，给我搭了一个简易的房间。天气潮湿的时候，还会有老鼠顺着蚊帐爬上来。”他说，“不过印象最深的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我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彻夜看球。”倒也是自在。

如今孟翰已经从当地的大学本科毕业了。再回想起那段在我听来还挺辛苦的童年时光，他倒觉得很怀念。他说自己很喜欢那种原始的生活，像是在安静的乡村，没有网，晚上甚至经常停电，但一切都很简单。他记得曾和妈妈跑到当地电话亭打电话给国内的亲人，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虽然是独自长大，但他常常自得其乐，一个人在院子里，泥巴、树叶、果子、小动物，什么都能玩起来，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上高中时他还常常在学校拿着文曲星，一本一本地读最流行的网络小说，在学习功课上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然而我还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孤独。

当然，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而孟翰的孤独是在听到我问“你觉得你孤独吗”的时候突然眼眶一红。可能在那之前，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可能，他已经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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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翰很喜欢肯尼亚的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自己平常也会经常拍拍照。为此，他特意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生，开始接触环保和NGO方面的工作，慢慢对公益开始有了一些理解，并产生了兴趣。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他遇到了“造梦公益”。

2015年，孟翰因为大学一门“社区服务”相关课程，前往当地的马萨雷贫民窟支教。

马萨雷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该国第二大贫民窟。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根据种族原则将内罗毕划分区域，将最小的区域划分给了非洲当地人。据数据显示，至二十世纪末，内罗毕近70%的本地人口集中在了整个城市不过5%的区域，而贫民窟是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这里的基础设施却十分不完善。水网、用电、厕所、垃圾收集、下水管道等等在这里并不存在，再加上有限的医疗和教育条件、相对较高的犯罪率，长此以往，造成了人们对贫民窟“脏乱差”、“危险”、“贫穷”、“落后”的印象。

第一次去到贫民窟的时候，艰苦的环境让孟翰有所惊讶和触动。学校的建筑是个二层的简易铁皮房，尤其二楼只是简单用钢筋和木板简单地搭成，人走在上面都是摇摇晃晃。然而孩子们看到客人到访，个个都兴奋不已，所有人蹦蹦挑挑起来。“那一跳，整个房子都跟着抖动。”现在回忆起来，孟翰还有点心有余悸。

不过，他童年就学的社区学校其实也条件类似，同样是铁皮房（只是更坚固一些），同样是土操场——一到那尘土飞扬的操场，孟翰就很快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把篮球当足球踢，拿各式各样的大小轮胎当玩具，孟翰仿佛回到了那个童年调皮的自己。

就这样，孟翰在马萨雷贫民窟的一所小学支教了整整一年时间。刚站上讲台的他觉得有些紧张和尴尬，好在当地的孩子们看到这个黄皮肤的外国老师都充满了好奇心，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吸引了。再后来，等学生们终于熟悉了这位特殊的老师，孟翰开始向其他经验丰富的老师取经，学习如何调动课堂气氛和学生的积极性。“我真想不到自己这个小时候学习困难的差生，有一天竟然会站上讲台成为一个老师。”

像孟翰这样的外国志愿者在贫民窟还有很多，但他们大多是通过各类组织来到马萨雷，在这里进行相对短期的志愿活动。对他们来说，几周的经历更像是体验和了解一种全新文化的机会。在巨大的冲击下，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在实现出发前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雄心与愿望，不如说是在重新塑造自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在进一步看清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之后，慢慢懂得如何自处。

可能也是从那时开始，孟翰渐渐开始打开自己，有了信心，也获取了多一些人生的意义。于是，在马萨雷遇到“造梦公益”后，孟翰在2016年正式加入成为了当地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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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公益经历让孟翰成长了很多。由中国学生创立的“造梦公益”从最初为贫民窟修建学校、提供纯粹的物理援助，开始向进一步为当地人赋权转变。2016年，孟翰开始着手国际免费午餐项目在肯尼亚的落地和执行，至今陆续为超过2500名贫民窟的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

对于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贫穷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低教育水平，低就业率，导致他们连每日的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当地居民仅有的一些非正式收入来源，是为他人洗衣服、在路边摆摊卖小食，或为不定期的建筑项目提供非技术性劳力。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每日非固定收入甚至不足1.5美元。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很多家庭的孩子由于无法支付学费，不得不从当地社区学校辍学。而免费午餐项目不仅帮很多家庭解决了孩子的饥饿问题，使他们开始愿意让孩子重返学校，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上课注意力和学习积极性。

“有时候收到贫民窟里有些获益的学校老师和家长发自肺腑的感谢，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也激励自己要努力做的更好。” 孟翰看到早上站在街道上排队打粥的孩子们，不由欣慰又感叹，说自己当年学校早餐吃的也不过是兑水的果汁和两块饼干。

三年后的2018年，当孟翰再次回到当初支教的学校，很多曾经是小不点儿的学生们也都长大了。他们还是热烈地跟孟翰击掌、打招呼。然而，长大就意味着从无忧无虑的生活里看到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

贫民窟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却一直因为复杂的政治斗争无法全面落实。随着孩子们长大，有限的教育设施和教学资源还是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他们的未来。有的孩子热爱体育和足球，热爱文艺和绘画，但他们却没有足够机会去进一步探索他们的才能和本应更加丰富有趣的课余生活。有的孩子即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甚至大学，他们的家庭仍旧无法继续支持他们的梦想。真正依靠来来去去的国际志愿者和外来援助改变命运，对于贫民窟里每一个作为个体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孩子们来说，恐怕只是个如同“某天能中乐透彩票”般充满偶然性的美好愿景。

孟翰说他其实并不支持直接的物理援助，也不支持短期的志愿者带着猎奇心态到贫民窟进行所谓的“支教”。除了文化差异需要时间磨合、教学能力需要培养，从情感上来说，志愿者们刚到学校和孩子们熟悉起来，就马上要离开，“这是很直接的问题。我不认为贫民窟最需要的是这些。”

“甚至物理援助给多了，社区里有的人就把我们当作了摇钱树，把外来访客等同于钱。他们并不在乎一个项目好坏，他们带有目的地附和、迎合，最终确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孟翰说。

这些年来，孟翰学习了当地的斯瓦西里语，也学习到了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更好方式。他意识到，虽然英语是肯尼亚的官方语言，当地人除了自己的语言外基本都会讲英语，但如果你用英语跟他们交流，在他们眼里你终究是一个外国人，距离感也就自然产生。但如果你开口说的是跟他们的当地语言，虽然不一定说得很好，但他们会对你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距离也就拉近了。

“这时候他们总会主动过来，重重地跟我握握手，表示跟我很熟了，是朋友了。”孟翰说，“不过长期跟他们打交道，除了语言上要拉近距离，还需要让他们觉得你很懂行情。”

显然孟翰已经做到了，他渐渐成为了一个“老肯”。

在他看来，其实肯尼亚文化在某些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很看重家人和家族间的连结。让他感触很深的还有当地人的快乐和纯粹：“真的很羡慕传统的淳朴的肯尼亚人，打心眼里的快乐，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也不太复杂，得到属于自己的happiness就好。”

可惜，因为缺少相互交流的机会，我们对彼此的文化还是有太多的偏见和不解。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越来越多华人前往像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打拼。华人和中国企业在肯尼亚开辟了新的商机，也为当地建立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然而，由于语言隔阂和文化差异，双方的交流并不顺畅。比如有一些当地人会觉得华人涌入肯尼亚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当地的失业状况，不仅赚了当地人的钱，还抢了当地人的工作。

于是，孟翰的另一个努力目标就是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尤其尝试改变当地人的偏见，让他们看见中国人在非洲不只是为了赚钱，在商业利益之下也有人在真心做公益、真心愿意回馈当地社会、帮助改善贫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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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不是一条坦途。

在孟翰的期待中，一个优秀的公益机构，要有合理的组织框架、固定的资金来源、各式各样的培训以及学习的机会，各司其职，齐头奋进。

但现实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因为公益从来不只是一个关于“激情”和“励志”的故事。

一方面，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支持和鼓励企业机构走出去，但不得不承认，基金会在海外的资助还是偏国家性的援助较多，对于真正落地实践项目的民间机构的支持还很有限。每年，为了正常开展项目、持续为贫民窟孩子们提供供应免费午餐，孟翰和他的小伙伴们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带游客来贫民窟。对于本地人来说，他们也比较介意这个事儿。我也不太希望更多人去打扰他们。但对于一些公益人或者有资助意愿的访客，我还是会带他们到社区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感同身受，也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所带来的改变。”

另一方面，孟翰自己内心也一直有着迷茫与挣扎。

辩证来看，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孟翰曾以为这只是课本上一句用来应付考试的句子，现在却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他也时常怀疑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努力是否真的有意义、是否真的对当地有益。“最迷茫的时候，我看到了项目所带来的一些可能负面的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贫民窟其实就是一个自恰的小社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生存之道，大家和平相处、生活朴素。很多去过贫民窟的人感到，那里的人“贫穷且快乐”，这种印象其实没有错。快乐真实地存在着，只是在这种看似正面的积极画像背后，在表面的“合理性”之下，又汇聚着多少人的不为人知的苦痛与艰辛。

而对于扎根当地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来说，由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落地的项目只能覆盖部分人。这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社区的一些平衡，也带来了复杂人性和社会关系阴影下的一些副作用，孟翰内心的挣扎便来源于此。好在他没有轻易选择放弃，在一步步的实践里不断反思，从自己和当地人的联系中，也从对其他志愿者的观察中学习和进步着。“我渐渐体会到，改变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没有改变，就没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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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翰感觉这些年来自己改变了很多。

童年的他性格内向，不愿分享，没有安全感。但如今，他可以轻松自如地站上舞台成为主持人，愿意结交、认识不同背景的小伙伴，和朋友敞开心扉。他所在的公益组织成功或许有它的偶然性，正如孟翰加入其中也存在着偶然性。然而大概正是这种偶然性让这个少年变得成熟了。

孟翰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未来的打算。除了公益，他现在还开始帮妈妈打理家里的贸易事业，他把这一切都当作学习经验和积累资源的过程。

关于未来，孟翰说如果有机会，他也想去海外继续学习深造，虽然因为公益和家里的工作，他可能暂时没法走开。但不管如何选择，相信未来都该是充满希望的吧。

毕竟，“没有改变，就没有成长。”

我想我们都是。

【作者简介】小台，英国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图片均来自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