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用史学的方法回应现实：怀念刘泽华先生

去年的5月8日，刘泽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从得知噩耗的那天，就想着应该写点什么，表达哀思以示纪念。思绪混乱，完全没有头绪。跟先生交往的很多镜头从脑海中飞过，就是抓不住任何线索。

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1979年，我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入学开始，就面临两个大课题，一是从乡下到了城市，好多事不会做，比如怎么乘公共汽车。二是如何读书学习，比如是跟随老师的作业，还是自己到图书馆摸索。学历史到底要干什么？当初报考，就因为历史故事好玩，有文学性，显然这不是历史学的使命。那应该怎么办？一头雾水。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自觉太幼稚，看着同班那些有社会阅历的同学，内心很是茫然。

当时，正是刘泽华先生的传奇时代，一入学，满耳朵都是刘先生的传奇故事。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谁说的，多半是高年级的同学。刘先生是老革命，是晋察冀根据地出身的革命者，出生入死，打过游击。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又说，刘先生不仅根红苗正，而且“有思想”。当初，说谁“有思想”，几乎是最高级评价。曾经，刘先生在《南开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说秦始皇也有问题，并不全是功绩。结果得罪了“文革”中的当权派，那一期学报被勒令收回销毁。“文革”之后，这篇文章被平反，《南开学报》重新刊登，并隆重地配上说明。这事是真的，当时还专门去找过这期学报拜读。还有一种说法，说刘先生如今获得国家高级领导的称赞，凡是刘先生写的文章，必须重点刊发。这也是传说，没有根据。大约是刘先生经常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人们才如此附会。

传说故事太多，但没有机会见过先生，心里总在暗想，刘先生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想来想去，还是不脱老一套，有学问有思想的人，应该符合两个标准，一是读书多 ，二是很低调，低调的意思是不容易引起注意。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终于发现了刘先生。他从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借出了很多书，足有十几本。戴着高度近视镜，人很消瘦，甚至有点弓背。图书管理员对他十分尊敬，跑前跑后为他服务。我心跳得厉害，两眼盯住刘先生不放。他离开图书馆，我也跟了出去。不敢上前打招呼，只能在后面悄悄地盯梢。刘先生走远了，我依然激动不已。回到宿舍，我把重大发现告诉舍友，他们一副置之不理的样子，让我很失望。其实，他们也没有见过刘先生，不能为我提供是否证明。

幸亏我的追星行为很谨慎，否则会更尴尬。终于在历史系的一个什么师生都参加的大会上，刘先生被介绍出场。黑框眼镜，遮不住两眼炯炯有神。很多年以后，一想到刘先生，就首先看到他的眼光，真诚而有穿透力，好像是透过你，看着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哪里消瘦？又高又壮，完全像个体力劳动者。当时老师们的着装都极朴素，坐在刘先生身边的系主任魏宏运先生，真正的革命家出身，笑眯眯的也是一身朴素。不过，刘先生一直这么朴素，偶尔看见刘先生穿西装的照片，总觉得不很自然，不知道是他不自在，还是我看着不习惯。后来与刘先生来往多了，也常去先生家。先生在家自然是穿拖鞋，最喜欢穿棉线袜子，多少年都如此：袜筒已经松懈，懒散地堆在拖鞋上。我曾在图书馆发现过刘先生，当然是认错了人，那个故事别人早忘了，我更不好意思提起。

刘先生在那时上的都是选修课，“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阶级关系史”“史学理论”等等。我自然有课就上，感受到强烈的思想激荡，十分过瘾。有一次，忽然发现大学时候偶而会记日记，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我得了八十五分，王连生先生的古代政治制度史也是八十五分，反而是南炳文先生的明清史课获得了优等。结果呢，谁会知道，我现在的主营方向是隋唐史。毕业论文跟随刘先生作，当时的选题是汉初的黄老政治思想。其他都忘记了，只记得刘先生的教导：论文要前后衔接，前面说到的话题，后面一定要接上，如你说“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下文一定要回答怎么重要，为什么重要。

大学毕业时，当时还是组织分配，主管老师的意见影响一生。当时气氛诡异，人心混乱。主管老师发动班里的党员同学主动申请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是党员的同学都有压力，不知何去何从。我还专门去刘先生家请教，应该怎么办啊。刘先生说：不必响应，人生路很长，一生都是为党贡献的机会，不在一时。其实，还是不懂。多年以后，慢慢想明白了，刘先生也没有把话说透彻，根本上说：摆拍的事不必在意。刘先生当时没有点明，应该是担心学生接受不了。当年的分配时代，在南开有“天南海北”和“新西兰”的说法，前者为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后者为新疆、西藏、甘肃。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去了新疆。

临行，去跟先生告别。先生的话，从此成为我人生重要的动力。只要自己不沉沦，努力上进，人生就永远有希望。在哪里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坚持学习，坚持思考。刘先生反复强调思考这个概念，并不断地用手指指向自己的头。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多年以来，每当想到刘先生，就感到自己的头被敲击。难道，当初刘先生就已经敲击了我的脑袋？在新疆工作的日子里，一直保持跟刘先生的联系，回老家探亲，通常都要路过天津，去看望刘先生。这时，就会获得刘先生的新作，聆听先生的教诲。工作几年之后，回到刘先生身边继续读书的愿望越发强烈，当然，路径只有考研究生。1987年，所在的新疆师大终于批准了我的考试申请，初试之后是复试，重回南开读书的美好憧憬，代替了分配时期留下来的噩梦。当时有好多大学同学重回南开，马上就能“旧梦重温”了。

谁能想到，结果是更大的噩梦。新疆师大的领导，不知道忽然想起什么，在我复试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决定不许我去读书。有位副校长，利用在天津出差的机会，专门到南开大学，要求南开不要录取我，遭到拒绝。一切手续都合法，用什么理由呢？看来副校长大人也提不出有说服力的理据，所以我顺利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新疆师大却拒绝给我办入学手续，不予说明，不出示理据，就是不办。重回南开的梦，就这样破碎了。刘先生来信安慰，我也得安慰刘先生，因为这肯定耽误了先生的招生计划。太阳照常升起，但光临新疆总要晚些。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调离了教师岗位，到新师大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领导开明，允许我报考199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进修班。从此便与北大结下缘分。2001年，北大博士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机会再回南开，成为刘先生名下的博士后。整整十八年，终于正式重回南开园。从1989年开始，我读书的注意力从思想史转移到社会史，这次跟刘先生作的课题是《敦煌民间结社研究》。看上去，这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史题目，但思想无处不在，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民间结社问题，值得深思之处很多。民众的社会行为，体现怎样的思想观念，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北京大闹非典的日子，我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2009年出版，刘先生极认真地写下序言。什么叫画龙点睛？这是我第一次理解这个成语。

在人民大学教书，跟刘先生的距离更近了，联系更容易了。我上过全校通选“中国通史”这门课，当时把刘先生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当参考书推荐给同学，而有的同学很认真，写出很好的读书报告。这时刘先生早就使用电脑，用网络通信。我把学生的报告发给先生，先生看得高兴，作大段的评语。刘先生晚年主要住在美国，联络方式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国的时候，也会见面，先生对国内学界动向一直很关注。刘先生始终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社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因缘际会成为国学院的教师。刘先生对国学热很有兴趣，而对国学保持很警惕的目光。我们往来信件讨论相关问题，让我感到，刘先生的批判火力依然猛烈。比起先生的敏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迟钝，立场也越来越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一次来信，说到“儒家宪政”，刘先生指出如果“儒家宪政”可行，那么“法家宪政”是否可行？“墨家宪政”是否可行？我当然不是“儒家宪政”派，我以为如今的“儒家宪政”可以比拟当初的“孔教会”，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时思想现象而已，不必太重视。我的态度似乎比先生还超然淡定，而刘先生却批判火力十足，可见先生始终保持着的批判精神，锋芒依旧，未曾稍退。2014年，先生的友朋弟子为先生八十大寿集会，不过当时没有使用这个名义。有专门研究史学理论的同行，发表论文，高度评价，称刘先生的史学为“南开学派”，也有先生认为叫做“五四学派”更合适。凡此等等，说明先生的学术已经深得学界认同。

先生去世之后，《南方人物周刊》曾发表一篇纪念文章，称作《反思者刘泽华》。反思，就是批判。在刘先生的思想认识中，学者的使命本该如此。刘先生著作丰富，他的思想已经获得系统深刻表达。跟刘先生学习，被先生耳提面命，体会最深的是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学的特性何在。历史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而历史是既往的，所以历史学只能去认识历史，不能实践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学的特性就属于认识论问题，具有思想性特征。获得历史认识的发展或者飞跃，历史资料固然重要，认识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样重要。刘先生写过文章，强调认识过程，除了认识对象不该有任何禁区。历史学的研究，可以根据认识对象产生各种史学，经济史、社会史，都不成问题。但是，最终的历史认识，一定要抽象为思想认识，即思想概括。思想性的历史概括，完成的是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过程。史学的工作可以分作多个阶段，而思想性的概括没有完成，那么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没有实现。当然，史学研究的全过程是全体史学工作者共同完成的，具体到个体的史学家，完成阶段性的史学工作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史学的思想概括是否准确，由谁来判断呢？史学认识无法经过实践来检验，人的判断又会有局限，那么历史认识如何检验呢？刘先生的观点是，史料既是历史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历史认识的结论如果经不起史料的检验，只能宣告失败。史料的信息，或许有多重含义，不同史料之间也常常会有冲突，信任史料不是单纯的，史料也需要检验，史料的去伪存真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如果史料信息确实无法确定，只能等待更新的史料出现，这时，历史认识的结论势必陷入公婆各有理的状态。历史学的争论常常一时无解，这便是基本根源。

其次，历史学家的意义何在。历史学的研究，史料与史学家的结合是基本形态，就如同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之外，重要的是史家的不同。除了史料之外，史学家还要面对前代学者，批判与反思，主要是针对前代史家的。推陈出新，批判思维，都有针对前代史家的意义。这是史学时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史家必须观察现实，理清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从现实社会观察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为更恰当的反思与批判提供动力。史家的时代性，更重要的是回应现实对历史提出的课题。刘先生反对躲进书斋、拒绝现实接触的历史学，不能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就是拒绝历史学的基本使命。刘先生一代学者，经过了“文革”的全部过程，对于“影射史学”从心里反感。刘先生认为，“影射史学”是史学对政治的投降，是放弃了史学的特有价值。毕竟史学是一个独立学科，史学的本质与方法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没有史料根据的任何历史认识，都是打着史学幌子的骗子。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回应，必须采取历史学的方法，否则就是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等等，与史学无关。历史学家应该保持头脑清楚，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要敏感灵动，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一个时代的史学使命。

理解就是体会，包含了自己的认识。希望刘先生同意并赞同。在先生驾鹤西去的周年，一篇小文，略表怀念。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