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闻︱固圉斋藏“天禄琳琅”知多少

 2019年6月，吴氏固圉斋所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明正德苏州嘉趣堂袁氏刻本《皮子文薮》一种，由吴锡祺夫妇捐赠，正式入藏苏州博物馆。此书系刘蔷《天禄琳琅知见录》记录的第761号，原书内夹有1929-1941年间主持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务的田洪都致吴燕绍（1869-1944，字寄荃。苏州吴江人。吴锡祺之祖）书札一通，提及吴氏“愿将天禄琳琅所藏宋元明板之书六十四种出让”，然未成交。刘蔷据《马衡日记》推测，1949年六月底，吴丰培（1909-1996，字玉年。吴锡祺之父）将家藏“天禄琳琅”残本议价售于故宫，最终调拨北京图书馆。关于归公的准确时间，《知见录》并未提及。另外，吴氏固圉斋究竟收藏过多少种天禄琳琅，其后各自流转的过程，以及最终的归宿如何？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此前，笔者曾向刘蔷女士请教过，目前仍不能确定吴氏藏“天禄琳琅”书是否真如田洪都所说有“六十四种”之多。之后，也当面问过吴锡祺先生，家中所藏“天禄琳琅”除《皮子文薮》一种外，其余书知道下落吗？据家人口耳相传，父、祖辈曾将书出让给吴燕绍的一名学生，此后便踪迹杳然，无法查证了。

其实，早在1927年11月出版的《文字同盟》第八号《京华耆宿传》之“吴寄荃”一文中，详细开列了吴燕绍著述目录，内有 “《天禄琳琅所见录》二卷”一种，并注“书已不存，所见者皆零星残本，聊以纪当时右文之一斑”，说“天禄琳琅”书不存，恐是为避免事端的托词。《天禄琳琅所见录》书名下并没有后面《藏书家图章考证》《清后妃皇子详记》两书附注的“未成书”三字，应该当时已成书或有草稿，内容是否系吴燕绍当年经眼“天禄琳琅”的记录，甚或就是他所藏“天禄琳琅”的一个目录，在未见到书稿前，无法确定。而今遍觅固圉斋中保存吴燕绍手稿，皆不见此类书稿，至为可惜。不过，并非全无发现，在吴家所藏的一部《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刻本天头上，意外找到十余处吴燕绍批语，涉及到的书依次为：卷二宋版经部《东岩周礼订》，卷三宋版经部《春秋集注》（第二部）、《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第二部），卷四宋版史部《史记》（第二、第三两部，实俱为明嘉靖王延喆刻本）、《晋书》（实为明万历刻本）、《汉隽》《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实为元至正建阳书坊刻本），卷五宋版子部《初学记》（实为明嘉靖锡山安国桂坡馆刻本），卷九元版史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十一元版集部《道园学古录》，卷十二明版经部《书传会选》等。吴燕绍的批语颇为随性，并无严格体例，如《东岩周礼订》一条云：

是书每叶二十六行二十三字，首钤“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尾钤“天禄琳琅”。首尾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疑是通志堂初印本。

吴燕绍（1904年）

按之《天禄琳琅知见录》，确实已将版本从宋版改成清康熙十五年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吴燕绍所见确然无误。又如卷三宋版经部《春秋集注》第二部，吴燕绍批云：

《无声诗史》朱承爵字子儋，号舜城漫士，又号左庵。江阴人。文徵仲称其为文古雅有思致。《读书敏求记》，阮嗣宗《咏怀诗》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旧本刊于存余堂，多四言十三首，览者勿漫视之。

所论并未针对此书的版本特征，内容略显宽泛，因此，仅据批语尚不能确定吴燕绍所批之书就是固圉斋的收藏。但也有一小部分批语，可推测他记录的可能是自己所得“天禄琳琅”残本，如卷四《史记》第二部批语：

见卷五十二之六十，图章俱符。每叶廿行十八字，卷首钤朱文“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白文“天禄继鉴”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天禄琳琅”方小印。册首尾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方玺，俱朱文。卷口刊有徐莫、陆云、安弟、周渭、孜受、曰言、六孜、昂、陆鋆、陆鈭、章、高南等，盖梓匠姓名也。

按之《天禄琳琅知见录》，此书分藏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两处，合之仍不全，其中卷五十三至五十七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今缺卷五十二、卷六十。卷五《初学记》吴燕绍批：

见卷十一、卷十二，图章俱符。每页二十行十八字，字画清楚，首尾钤“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方玺，俱朱文。卷首前“天禄继鉴”方印白文、“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朱文。尾同。尾又有“天禄琳琅”方印。

按卷十一亦有“文庄家学”长方小印，但不清楚耳。

卷十二无“夫山许氏图书”，盖十一与十二合订一册，“夫山许氏图书”“昆辉氏”“文石朱象元氏”印于首页，“侍御之章”“高阳氏槐荣堂”“太史公牛马走”印于尾页。

按之《天禄琳琅知见录》，此书不全，分藏台北故宫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卷十一、十二，合订一册，或即吴燕绍所记之书。1934年出版的张允亮编《故宫善本书目》著录《初学记》时，便称缺卷十一、十二两卷，这就涉及到吴燕绍经眼或获得这批“天禄琳琅”的时间问题。我们可以回看一下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明刻《皮子文薮》，此书四册里有一册系民国间补抄本，严格说来，亦算残本，书前副页有章钰（1864-1937）题跋，称“从吴江吴寄荃内翰斋头得观”，时在辛未立夏，即民国二十年（1931）。较之《文字同盟》第八号出版的1927年，晚了四年。

关于吴氏获“天禄琳琅”藏书的时间，有没有比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甚至《文字同盟》第八号相关记录更早的线索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吴燕绍的同年兼亲家邓邦述（1868-1939）在元至元建阳书坊刻本《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上的题跋。此书不全，残本分藏台北故宫、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还有卷首一册见于保利2008年秋拍，可以说完全四分五裂。关键的证据在傅斯年图书馆藏卷五、卷二十八至三十两册上，书上有旧主人邓邦述的题跋称：

辛酉二月，晤吴寄荃同年，斋头忽又得残本二册，乃内府所藏，查其卷第，适足补吾书之阙，则卷五一册，又二十八至三十一册，凡四卷，于是吾书得二十五卷，残者不及半矣。余感寄荃慨赠之意，特先记之于此，他日装成，当再书之。辛酉二月三日，群碧。

辛酉为民国十年（1921），可证本年之前吴氏已得此“天禄琳琅”残本无疑。彼时溥仪尚未出宫，以赏赐溥杰名义将“天禄琳琅”藏书带出清宫也要到1922年七月十三日之后，则吴燕绍获得“天禄琳琅”残本更在此之前。尽管光宣间，吴燕绍先后任内阁中书、理藩院主事等职，却并无随便检阅清宫的“天禄琳琅”藏书的机会。再说私自挟带“天禄琳琅”书出宫，更是难上加难。且吴燕绍深通目录版本之学，果真有机会挟书出宫，暂不说先选精善之本，必然会取首尾完整、品相上佳者，今考吴氏所藏“天禄琳琅”皆系残本，复有朽坏破损处，故很可能是不懂书者任意抽取，盗出禁宫以谋取小利，机缘巧合之下，方才入藏吴氏固圉斋。

关于吴燕绍所得“天禄琳琅”残本的种数，目前未见本人留下详细记录。田洪都书札中提到的64种，必不包括1922年二月吴燕绍送给邓邦述的《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残本一种。前文已提到将“天禄琳琅”残本转让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事，未有成议，《马衡日记》1949年六月廿五日堪为明证：

刘厚滋来电话，谓吴寄荃之世兄日内将见访，其家所藏“天禄琳琅”残书尚未出卖，其中有可补院藏之缺者。十余年前，李玄伯曾与议价，未谐，今拟重提旧案收之。

由此可见，吴丰培联系故宫博物院打算转让此前父亲吴燕绍未售出的“天禄琳琅”，是通过同学兼好友刘蕙孙（1909-1996，原名厚滋）的介绍。在此之前，1926至1933年李宗侗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期间，吴燕绍也曾与之接洽出售“天禄琳琅”残本一事，但也无果而终。

1949年六月廿七日，吴丰培携书目找马衡面谈。《马衡日记》称“吴为故人寄荃之子，家有天禄琳琅藏书残本数十种，抄一目录见示，当交庾楼一查，再与议价。丰培为北大研究生，研究边疆史料，亦浊世佳公子也”。此后，马衡未再谈及吴家这批残本，只有1951年五月廿七日“吴玉年来谈”之类的简单记录。不过，据向斯《故宫国宝流传宫外纪实》摘录1951年七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档案·故宫博物院关于收购吴丰培天禄琳琅书籍事》及《所附书目》，故宫博物院于1951年七月成功收购吴氏家藏“天禄琳琅”珍本六十一种，吴燕绍、吴丰培两代人保管了三十多年的这批清宫旧藏，终于回到了故宫。

据故宫博物院档案显示，收购的六十一种“天禄琳琅”残本中，有十四种能与故宫图书馆藏书配成完璧，包括：宋版《包孝肃奏议》《白孔六帖》，元版《五音类聚四声篇》《金史》《千家注杜诗》《李太白诗》《真西山文集》，明版《古文苑》《千家注杜诗》《欧阳文忠公集》《初学记》《白氏长庆集》《东莱标注颍滨集》《武溪集》等。另外四十七种，除了《百川学海》版《六一诗话》外，其余都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珍本书籍，包括：宋版《史记》《汉书》《晋书》《朱子语类》《校正北史详节》《诸臣奏议》《古文苑》等，元版《通志》《韵府群玉》《杜诗》《十七史详节》《前汉书》《后汉书》《金史》《国策》《仪礼经传》《李太白集》等，明版《旧唐书》《学海》《群书考索》等。

向斯所记吴氏出让六十一种书，除一种外，“天禄琳琅”残书实有六十种，加上《皮子文薮》一种，共六十一种，与田洪都书札所说六十四种相去并不远。这些书中，与吴氏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一书中有吴燕绍批注的十余种有重合者，如《初学记》《史记》《汉书》《晋书》等。另有四五十种，吴燕绍未批注，故宫博物院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如十四种的第一种，《包孝肃奏议》当即《天禄琳琅知见录》第599号明成化刻本《孝肃包公奏议集》，1959年自故宫博物院拨交北京图书馆残本五册，与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合璧成全书；

第二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白孔六帖》残存卷五十四、五十五两卷，即《知见录》第734（3）号，与台北故宫所藏合璧可成全书。这一册很可能是吴氏售于故宫后，1959年整体调拨给北图的；

第三种，《五音类聚四声篇》即《知见录》第586号《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台北故宫藏本缺卷四一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可能是吴氏所售者；

第四种，《金史》即《知见录》第589号，全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内四十七册1959年自故宫博物院调拨予北图；

第五种，《千家注杜诗》即《知见录》第620（2）号《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其中卷一至八、十四至二十五，文集卷一至二，五册，1959年自故宫调拨予北图；

第六种，《李太白诗》即《知见录》第620（3）号《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全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一至六、十至二十五之七册，1959年自故宫博物院调拨予北图；

第七种，《真西山文集》即《知见录》第629（3）号《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十三一册，与台北故宫藏本合璧可成全璧。

从以上所考七种书来看，不难发现故宫博物院档案认定“能与故宫图书馆藏书配成完璧”的书，有些应该合璧书，一半竟收藏于台北故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不由让人联想起马衡在日记中提到，他将吴氏固圉斋出让“天禄琳琅”的目录核查的工作交给了张允亮（1889-1952，字庾楼）。极有可能，张氏只简单将目录进行核对，参考的目录还是1934年印行、他本人所编的《故宫善本书目》，而没有入书库逐一对实物进行复核，便执笔撰写了《故宫博物院关于收购吴丰培天禄琳琅书籍事》及《所附书目》，以致彼时认为能合璧的书中，有些至今分藏于海峡两岸。

至此可以明确，吴燕绍至少于1921年前已获得一批“天禄琳琅”残本，具体来源有待新材料的发现。1921年二月，吴燕绍将“天禄琳琅”残本《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二册，赠予邓邦述，群碧楼藏书售予中研院史语所后，随院迁台，成为吴氏旧藏“天禄琳琅”入台的一个特例。其余六十余种，抗战前吴燕绍曾联系田洪都、李宗侗等，有意售予燕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均无果。1949年6月，吴丰培联系故宫博物院准备出让“天禄琳琅”残本六十一种，接洽两年后，于1951年7月被正式收购，有关细节及书目可参见故宫博物院档案。1959年，这批书作为故宫藏书的一部分，被调拨给北京图书馆，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吴氏固圉斋自留的明正德刻本《皮子文薮》一种，经吴燕绍、吴丰培、吴锡祺祖孙三代人保藏，倏忽将近百年，终于今年被送回故乡苏州，归诸公藏，可谓得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