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最深刻的变化会才是人类发展的契机

编者按：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洲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本文为序言。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弗朗西斯· 培根　《新工具论》（1620年）

1999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家看电视新闻。女主持人播报完当天的主要新闻后，本应开始扼要回顾12个月以来的重大事件，以往每到岁末，电视上都这么做。不过，这一年，主持人却对整个20 世纪做了回顾。她说道：“我们即将走完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的变化……”我细心聆听着电视的播报，不断回味着，并开始思考那些变化。我们对变化究竟有何认识？为何主持人那么自信地说20世纪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其实很多其他世纪变化也很大，比如19世纪，铁路的修建曾改变了世界；而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马丁· 路德则引起了基督教会的分裂。后来，黑白电影、蘑菇云、宇宙飞船、汽车和电脑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20世纪多变之说其依据很明显是将“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了，而20世纪的技术发展确实是其他世纪无法比拟的。

那天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和很多人聊过“变化”的事。当我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多”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位主持人的说法：那当然是20世纪。一些人甚至嘲笑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当我要他们进一步解释时，他们通常会举出20世纪的几个发明作为例子：飞机的出现、原子弹试爆成功、登月成功、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他们似乎相信这些现代社会的成就使得以前任何发明都黯然失色，而且，比较之下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变化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认为，现代科技成就引起的变化最大而过去则缺乏变化之说，是一种错觉。20 世纪一些领域的发展达到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这个世纪的发展速度最快。另外，我们也本能地认为我们目睹的变化——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中——比我们没能看到的变化更重要，这种本能加深了我们的错觉。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提出，20 世纪以外也有一些存在着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人一般学有专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早先技术发展的影响，比如马镫的使用、畜力拉犁、印刷术的传播和电报的发明。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以下的估算大体不会离谱。当我提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95%的人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回答说“20世纪”，其余提出不同答案的人中大多数也是出于技术发展的理由，只有个别人提到1900年以前与技术进步无关的事件，比如文艺复兴或女权运动。我不记得有人提及过公元1000年以前的任何世纪，尽管人们可以轻易指认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5世纪是个多变的世纪。

还有一些人在回答问题时反问：“你所说的变化指的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个自然的反应，却也是个恰当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何谓变化：状况的改变。但当问及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很多人却不能把握这个词的含义。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集体经验所涉范围极其广阔，人们对其中各种变化难以全面审视，而变化中的诸多因素，性质不一，殊难相互参较。我们可以对若干世纪的某些具体变化进行考量，比如，出生预期寿命、出生率、实际寿命、身高、人均热能摄取、劳动力平均报酬等；而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资料：教堂出席情况、暴力发生频率、相对财富多少和识字率高低等。当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精确研究时，我们往往将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但是，我们不能对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行测量，就如同我们不能对爱情进行测量一样。

事实上，对生活方式进行测量甚至难于对爱情的测量。至少爱情行为有个衡量标准和范围，从考虑寄出一张情人节卡片，到派出千艘战船赢回美人心，程度由低到高。而生活方式却没有衡量的标准。历史上任何一个可量化的明显变化都可以找到另一个变化个案与之相匹。比如，人类的出生寿命预期肯定在20世纪有很大提高：欧洲大多数国家提升了60%。但是，与此相对应，也有依据表明20世纪以前就有个别男女长寿的例子。在中世纪，一些人的寿命就已经达到90岁，甚至更高。1189年，当塞普林罕（Sempringhan）的圣吉尔伯特（St Gilbert）去世时，他已106岁；约翰· 德苏利爵士（Sir John de Sully）1387年辞世，享年105岁，即便是现在也很少有人活到这么大的年龄。的确，中世纪耄耋老人相对较少，50%左右的婴儿都活不到成年。但是就个体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而言，近十个世纪却无多大变化。当人们试图寻找可衡量的事件来回答“最大变化”的问题时，总有一些类似的可衡量个体事件成为障碍。为什么选择这个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正如出生寿命预期和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这对例子所示，那纯粹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不过是一个猜谜游戏：一种类似“谁是英国最伟大的国王”好奇而逗乐的辩论。但实际上，这是个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正如我在《时间旅行指南》（Time Traveller’s Guides）中所示，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基于我们对今天日常生活方式相对肤浅的印象。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例如，回顾14世纪，我们才知道当面临黑死病这样的大灾难时人类具有怎样的韧性；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事件的回顾，我们才能够知道当面临巨大危机时人类有何等的创新、生产和组织能力；同样，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政府发展史使我们认识到身处当今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我们是多么短视，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迎合社会的狂热，对社会问题也只满足于暂时的解决，独裁者却有谋求长治久安的千年计划。正是历史使我们懂得这个社会曾经充斥着的暴力、性别歧视和残忍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从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到研究我们如何自我娱乐，历史研究有多种目的。然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人类极端行为的本质和内涵。

这本书是我对1999年12月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间接提问的一份迟到回答。但是，我可以说，在哪个世纪变化最多这个问题上，我制定了某些参数。首先，我有意保留了“变化”一词含混不清的定义，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每个世纪中可能有过的进步包括进来。仅仅在“结论”部分，我才试图分解这些变化，并对它们进行等级评估。其次，我的研究只包括十个世纪，即2000年之前的1000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认更早时期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保持本书对西方文化的专注，我无意将这本书写成另外一本“世界史大事记”。第三，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上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产物。我的研究有时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拉丁语使用者的后裔们将疆土扩张至海外的时代。因此，本书中的“西方”一词不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网，而这张网最初的中心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基督教王国。显然，我并无意小看欧洲以外的中世纪文化。这本书研究的是变化，而不是讨论谁最杰出。如果我的话题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开始的话，那么，非洲就显出了重要作用；如果我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作为本书的开篇，中东地区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对那些人类文明起源中所有重要事件都进行描绘，那么工具的使用、对火的控制、车轮和船的发明，以及语言和宗教发展都将有所涉及。但这些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这本书既不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不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全面历史。许多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我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时只是顺便一提。虽然有些侵略战争明显地标志着对于一个民族的重大变化—比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或美国人培里（Perry）将军1853年率船队进驻东京湾—但相对而言这些都是地方性事件。从地理上来看，具体事件也可以构成主要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但大部分这样的事件在本书都不占据中心位置。德国的统一对葡萄牙人并不重要，而西西里人对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自身也受到过诺曼人的侵犯，其程度完全不逊于英格兰。同样，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奴隶制问题只在关于17世纪的那个章节里有所涉及，这是因为奴隶制的再度兴起仅发生在当时西方的边缘。17世纪的欧洲人更多地受到白人奴隶贸易的影响，而白人奴隶贸易相较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规模较小。当时，成百上千的西欧人被巴巴里海盗劫掠，卖到北非，沦为奴隶。但是，在这一章里，即便是白人奴隶贸易也没有其他五个主要变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像许多民族战争一样，应该在世界史著作中得到详尽描述，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一本著作。本书是对西方发展所做的综合性思考，是为了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本书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某些历史人物和话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地位突出，但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朋友和同事曾问“你怎么能忽略莱奥纳多· 达· 芬奇？”或“你怎么可以省略音乐？”。莱奥纳多虽然天赋过人，但是他的专业思考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很少有人读过他的笔记，也没有人实践过他的发明。他唯一的重要遗产就是他的画。但是，坦率地说，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没有人画肖像画会有什么后果，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与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个艺术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至于音乐，每个国家都有，而且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乐器、音调与和声可能在形式上都已经历诸多变化，而录制音乐的能力也可以视为变化的一个重要例子。但音乐创作是人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一部分，音乐生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随处可见，而不在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

不言自明的是，最重要的变化应是那些超越国界、娱乐和精神价值的变化，最有意义的变化是那些影响力远远超出本专业的变化。一个仅在专业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在本书中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同样，对于那些仅仅改变我们对过往理解的历史学家，或是那些仅仅影响了业内思想家的伟大哲人，本书也做如是处理。我有一位哲学功底深厚的朋友，他在阅读本书时感到很意外，他觉得书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关注过多，但对休谟和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却几乎不怎么提及。但他欣然承认，这不是一本哲学史。本书关注伏尔泰和卢梭，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播对18 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康德几乎没有被提到与莫扎特没有出现在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精神遗产并没有直接触及近三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重要变化。1789 年巴黎的革命者们攻占巴士底狱时并没有要求贵族们服从康德的“绝对命令”，他们的领袖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写这本书时，我屡次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西方文化的发展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我们应如何考虑这种变化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抑或是其影响最大之时？我们是将一项发明定位于其创始之时，还是普及之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方面，很显然一项发明只有被广泛使用时才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将内燃机与20世纪相联系，而不是19世纪。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等某项发明有了广泛的影响才开始论述它，就又会忽视它早期的影响。19世纪前很多西方人不会阅读，但忽视早期的教育发展却是个严重的错误，尤其是13和16世纪的教育发展。而且，如果对一些发明在其普遍展开之后才给予讨论，与它们相关的很多内容就会成堆出现，造成前一个世纪悄然无声而后一个世纪改变突然到来的假象。例如，把工业革命完全描述为19世纪的现象，就会减少人们对18世纪产业变革的印象，同时，这也会忽略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相关的其他技术进步的认知状态，他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肯定比他们自己开始穿上机制衣服要更早，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为了回应1999年那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断言，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过去许多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非随意订立写作规则，导致历史受到曲解。

2009年，我受邀做了一次演讲，庆祝英国西南部埃克塞特教区建立1100周年。我把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变化”作为当时演讲的主题：过去11个世纪中，哪个世纪的变化最大？那时我就觉得，我不仅需要说明从909年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还需要得出一些结论。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我的研究逐渐显现出一种规律。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阶段跨过了一些门槛，进入了新的高度，而这些飞跃将会持续性地影响整个人类和人性。这本书的结论是以上见解的展开与延伸。我相信，若人类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书中选取的那些最深刻的变化会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契机，它与造就了我们文化的古代发明—语言、书写文字、火的使用、轮船、车轮和宗教一样重要。

2009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写作，我穿行在书架间，驻足于图书馆的大厅内。我被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所折服，尤其是最近60年的成就。在某个图书馆里，我一度陷入惊愕之中，感觉自己知识匮乏，难以合格地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写作。有好几个世纪的内容像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似乎在威胁我，要将我压垮。我曾面对着一排排关于十字军东征的高大书架，感觉自己像1099年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被砍杀的人们一样，无足轻重。我也曾进入一个充满关于18世纪法国的书籍的房间，我对阅读完那么多的材料感到希望渺茫。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若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任何人若回避自身历史知识的欠缺，认为可以随意在这样一本书的写作上发挥权威性，那他或她肯定是骗子。当然，我非常想弄懂每件事情，这样就有可能为我提出的问题提供最周全和博洽的答案，但人类大脑只能容纳这么一点点信息。至于我，我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究英国历史，起初只是业余爱好，然后成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历史档案保管员，最后成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作家，因此在此领域稍有优势。因为30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英国历史，所以这本书难免有些不平衡，我引用的很多统计数据都与英国相关，但是我选择的变化事件却并不仅围绕英国，而是那些部分或全面地影响过西方国家的话题。我采用英国的事件和数据来阐释社会发展在现实中的意义，或体现历史变迁中地域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么做似乎比忽略我的英国史专业，而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地讨论各个国家的情形为好。

你可能不认可我心目中变化最大的那个世纪，你也可能坚定地确信过去所有的战争、饥馑、瘟疫和社会革命都没有用上手机或每周网上购物那样重要。不过这都不要紧。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讨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都做了什么，我们人类有什么潜能，以及我们能力的极限在哪里。其目的还包括估量过去十个世纪中那些非凡的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更多人来讨论这些问题，因而认识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本质，并将思考所得应用到未来，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伊恩· 莫蒂默

莫顿汉普斯特德，德文郡

2014 年6 月

 本文摘自《欧罗巴一千年》，伊恩· 莫蒂默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