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陶渊明诗中的农事: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上海大学中文系 刘奕

2019-08-12 10: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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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曾经赞叹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二句说:“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东坡志林》卷十)极是。任何行当,都有外行所不能清楚了解的专门知识和诀窍,知者未必能言。纵使言之,他人也未必能理会其中微妙。苏轼得意,正缘于他能了解陶诗的好处。
陶诗有很多好处,其中一种便是对田园生活描写非常真切,无愧田园诗歌之宗。这种真切的特色,后世读者很多都不能把握。比如有人认为陶渊明只是诗里写写,劝农是真,自己力农是假。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是陶渊明不谙农事的写照,或者直白说因为他懒。我们无法苛责远离农业的现代读者,但研究者却有责任准确地解读陶诗,将陶公心事与行事大白于天下。这里就以人所熟知的《归园田居》五首的前三首为例,分析一下陶公田园书写的真切特性。
酉阳桃花源广场雕塑
《归园田居》组诗与《归去来兮辞》所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离去与归来,尤其是其一。诗也好、辞也好,归来都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是回归真实的田园,更进一步回归心灵的自由。“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话语中“自然”,并不是英语的nature,而是一个老庄的概念,这里是指心的本然与自适,正是“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意思。由此更进一层,在离去与归来主题的背后,还隐藏着身心交战的主题。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俗是习俗,是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礼法、行为方式,是要个人屈从于众人的力量,也就是下一句的“尘网”。本无俗念,为什么后来会“误落尘网中”而“久在樊笼里”呢?《归去来兮辞》里作了解答,因为“以心为形役”。身心交战的第一轮,身体获胜,所以出山为官。然而反思自己,觉得“深愧平生之志”,“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灵战胜身体,又“守拙归园田”。
“守拙归”,即《归去来兮辞》的“息交以绝游”。俗人就像庄子所说的鸱:“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庄子·秋水》)陶公看来,人间交游,无往不在的都是鸱、蜩与学鸠那样的人物,要返自然,当然要从息交绝游做起,这需要内心具有绝大的力量。
有力量,才能由归来出发,走向心灵的自由。凡伟大者,莫不是承受更多的艰辛与痛苦而造就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伊萨卡岛》云:“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路漫长,所以成就了一部史诗。弃捷径而取长途,虽非必要,却是伟大的充分条件。陶诗此处说“守拙归园田”,彼处说“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说“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也是拒绝坦途近路的同一态度。
但只是持“守拙”的态度,在痛苦中煎熬忍耐,恐怕很难坚持下去。在艰难而平淡的田园生活中发现美与乐,这才是归心的本领:“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先要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并不是描写远眺中的村庄。前面说“守拙归园田”,以下就是对自家园田的描写。“方宅”四句写自己的居所宅院,“暧暧”四句刻画所居之村落,次第井然,层次分明。如果中间横插一望远,那前后便不能贯通。而且后面明明说到鸡鸣狗吠,这是自己村中的景象和声音,远望中村落的鸡犬声是他听不到的。又组诗其四“披榛步荒墟”,可知陶公近处村落早已荒芜,那么“墟里烟”之景象也只能为己村所有。所以“远人村”是说自己所居之村庄远离人间,非谓望中别有一远村也。而“暧暧”者,所居乃在远离人世之村落,由尘中望来,正在暧暧然隐约之间。这与《桃花源诗》“荒路暧交通”诗义正相通。
陶公是怎么描写自己的宅院和村落的呢?他说自己所居宅院四方占地十余亩,其中有草屋八九间。十余亩的宅基地挺大的。《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韩诗外传》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中略)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同之。儒家理想中的五口之家,占地顶多五亩。相较可知十亩之宅不为不大,其中可种果木花草极多。但偌大宅院中草屋草屋不过八九间,又颇陋。《晋书·吴隐之传》载以清廉著称的吴隐之居家后“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陶渊明的茅屋不过多了两三间,自然也是很朴陋的。屋舍陋是诗人安贫有守,宅院大是他知足常乐,这正是《时运》诗“称心而言,人亦易足”之意。
然后是宅院景象。《宋书·五行志》载:“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又:“晋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垆列肆。”可见西晋以后,在屋北庭院中营造园林的风气逐渐形成,至东晋依然如此。陶渊明“榆柳荫后檐”,所写似乎正是北园景象。可不可以“桃李荫后檐,榆柳罗堂前”呢?绝对不行。陶诗所写才是真实田园。盖榆树和柳树都是性好阴湿的树种,且浓阴覆地,其下不宜再种别的草木,所以才种在屋后北园。《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种者,宜于园地北畔。”唐人韩鄂《四时纂要》卷一也说:“榆性好阴地,其下不植五谷。种者宜于园北背阴之处。”又:“种柳(中略)尤宜湿地。”《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榆》引《杂五行书》曰:“舍北种榆九株,蚕大得。”《杂五行书》甚至把北园种榆的行为神化了,认为有宜蚕桑的作用。所以榆柳只能长在后檐外。
反之,桃、李果树,需要充足阳光,应该种植在堂前南边院中。《齐民要术》卷四《种李》:“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自注:“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缪启愉先生解释说:“枝叶荫翳相连,是培养果树最忌的。通风不良,阳光荫蔽,光能作用恶劣,枝叶难以合成果实所需要的有机物质,自然果实少而小,味道也差。而且荫翳还是病虫害的潜藏渊薮,为害更大。”(《齐民要术校释》)陶公诗云“罗堂前”,正是桃李罗列散布的样子,“罗”字可谓精确不移。而前面《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形容榆树“扇地”“阴地”,极言其树荫可观,所以上一句诗云“荫后檐”,同样是斩截准确的下字手段。
诗人的视线由自家宅院扩展至所住的孤独而温暖的小村落,不但有袅袅炊烟,还有鸡犬之声洋洋盈耳。读者很容易想到《老子》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及陶公《桃花源记》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小国寡民,自然是陶渊明期待的生活状态。而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则指出:“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陶公全用其语。”其实诗歌还暗合了《庄子》杂篇《则阳》中的一个典故:“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郭象注:“物有自然,非为之所能也。”从《庄子》的角度去理解,原来鸡鸣狗吠都是本性如此,是自然之物、自然之境。前面铺写得这样踏实,诗歌最后说“复得返自然”便是真实语,而不是空话。《庄子》之典向为前人忽略,所以这里特别拈出。
另外,“鸡鸣桑树颠”如果当作实景看,那也不妨稍加说明。因为过去的鸡都散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圈养才逐渐流行。《齐民要术》卷六《养鸡》载圈养之法曰:“鸡栖,宜据地为笼,笼内着栈。虽鸣声不朗,而安稳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树林,一遇风寒,大者损瘦,小者或死。”书中特别强调圈养的好处,似乎可以反证当时圈养还不够普及。至少诗句所描写的,仍是散养的鸡。也许斯时斯地尚未流行圈养法,也许只是主人漫不经心,纯任自然。这样深究一下,趣味便增加了许多。
这样的景象何其温润。加缪曾经说:“所有聪明人都会受到的共同诱惑:愤世嫉俗。”(《加缪手记》)陶渊明似乎战胜了这种诱惑。看清世间的黑暗与荒谬而仍不失其深沉温润之爱,其悲深,其爱大,其人广大而深沉。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绿树重阴盖四邻,青苔日厚自无尘。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虽然潇洒,却终有轻薄相。而陶诗的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如何欣然自得;黄昏中的村落炊烟、鸡鸣犬吠,又何等温暖。安然于陋,可见欲望已然淡薄;欣然于草木村庄,便是心之充盈活泼。心中生机勃勃,眼中色、耳中声——孤村炊烟,鸡鸣狗吠——这才无一不可爱。而鸡犬鸣吠的天性不受人力操纵,人也无法操纵,便是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于是“户庭无尘杂”,已绝官场交游也。于是“虚室有余闲”,因息交绝游而心下安宁也。这是初回田园,身心俱得解脱的喜悦。回归田园,是陶渊明真正走向自己、走向自由的最重要一步。
话到此处,不妨附带讨论一下“复得返自然”的异文问题。“复”字,有一个异文作“安”。田晓菲教授的《尘几录》认为,历代笺注家选择“复”而排斥“安”字,是大家想当然地觉得“诗人已经挣脱了枷锁,可以享受一点安宁了”,实际上他们这样是把陶诗中的复杂感受给单纯化了,为的只是突出自己心中那个单纯的宁静自然的陶渊明形象。为了增强说服力,田晓菲教授还举了杨万里的《晓起探梅》诗作为比拟:“一生劫劫祗长途,投老山林始定居。梦破青灯窗欲白,犹疑雪店听鸡初。”田教授错了。如前文所述,从鸡鸣狗吠的自然到虚室余闲,再到返自然,一气而下,于意于理都不容别做他解。而作为互文的《归去来兮辞》同样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中何尝有一点怀疑?杨万里的诗歌从背面敷色,烘托风尘漂泊、人生无奈的感慨,却不是要表达田园之无法回归、心灵之无法宁静,用作比拟也是不恰当的。
再来看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歌首二句描写家园的位置,这种开篇法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一样。除了标志位置以外,这两首诗都是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开篇的。诗歌中的否定实际有双重功能。第一,是直接的否定,比如这里说与俗世中人没有交往。第二,虽然否定,被否定的对象却能产生一个背景,为诗歌提供一个大的场景、一个坐标。即如这首诗,俗世的交往虽然被否定了,但俗世却成为诗人园田居大的背景,在这个喧闹、扰攘的背景上,诗人的乡野显得愈加宁谧、质朴。
没有人事交往,下面顺理成章地写自己的慵懒闲适。“白日掩荆扉”就是 “门虽设而常关”的意思。白天关着门,可能是出门劳作,也可能是人在家没出门,后一句“虚室绝尘想”,说心里断绝了俗世念头,正好说明诗人大白天呆在家里悠然出神,打发时光。因此,后面的“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应该发生在黄昏日落,他人劳作归家以后。前四句写的是不与俗人交往,下面却笔锋一转,写起与人的交往来了。这个转折很妙。伍涵芬《读书乐趣》云:“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诗与辞同一机杼。红尘名利之客,非我徒也,乡里父老,朴拙之中自有妙趣。与他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所谈的不过桑麻话。作为诗句,这两句不修饰锤炼,一白如水,却有一种飘逸的神气在,好像是王羲之在写字,你看他漫不经心写来,却逸宕潇洒,飘然风尘之外,而这种轻盈的丰采,却是由脚踏实地的生活而来。敦厚者最轻盈。有了这两句诗,全诗变得浑朴自然,同时,因为这朴实,生活中的诗意全部地浸润到了诗歌中,于是轻盈起来。
以桑麻代称农事,这是文学的手法。只是农事甚多,为何特别拈出桑麻?《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汉书·食货志》:“还庐树桑。”可知桑树常种在庐舍宅院四周,为眼前之物,且正与前一首的“鸡鸣桑树颠”相应。“衣食当须纪”,桑麻都是衣事,自然连类而及。种桑麻都辛苦,种麻尤其不易。《齐民要术》卷二《种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地薄者粪之。耕不厌熟。”自注:“纵横七遍以上,则麻无叶也。”地要肥,不肥者要多施肥。又要勤耕,反复至少七遍。正文又云:“麻生数日中,常驱雀。布叶而锄。”看来麻的种植很是烦难艰苦,付出既多,看到近处的桑麻日渐长大,远方开荒的土地也日渐广大,不能不倍觉欢欣而相对纵谈。
但为什么突然害怕霜霰来到,草木零落?如果理解成诗人在蓬勃生长的日子里忧心着秋冬,似乎跳跃稍大。而且桑树并非草本,秋悴春荣是常理,又何须担忧。可惜注家因为这两句诗清通如话,都不愿辞费,这个疑问一直悬而未决。其实陶公所担忧的,并不是循环的四时荣枯,而是非时的风霜雪雨。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言:“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又《仲夏纪》:“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行秋令则草木零落。”这里描述的春夏所行的秋令、冬令,就是指这种极端的灾害天气。这类天气并不罕见,正史《五行志》中保存了相当多的记录。这里从《宋书·五行志》中摘录在南方,尤其是在东晋发生的部分非时霜霰记录,以见业农之艰难: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朔,陨霜伤谷。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
(晋元帝)太兴三年三月,海盐郡雨雹。
(晋明帝)太宁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陨霜;四月,大雨雹。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四月己酉,雨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
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数寸。

以上记录中,雨雹、陨霜、雨雪的时间,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此时“霜霰至”,动辄减产,重则绝收。即使没有霜霰,夏秋季节的“风雨纵横至”,也足可以造成“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后果。陶公的恐惧忧虑,是再真实不过的农家之忧。至于要否由此引申出人生之忧,那就尽可让读者发挥了。至少《命子》诗中所云:“福无虚至,祸亦易来。”深有此慨。
清代温汝能说:“‘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最中肯綮。土地静穆,深沉,恒长,许多农夫木讷,但说起庄稼,却能头头是道。听者有心,自能在朴拙言语中领略到土地与人生的经验与智慧。闲话农事,生命迁流在其中,人海沧桑在其外,哀乐相生,不淫不伤,最得隽永深味。顾随先生云:“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说得真好。
但王夫之《俟解》有云:“生汙世、处僻壤而又不免于贫贱,无高明俊伟之师友相与熏陶,抑不能不与恶俗人相见,其自处莫要于慎言。言之下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则将与俱化。如与仕者言则言迁除交结,与乡人言则言赋役狱讼,不知痛戒而习为固然,其迷失本心,难以救药矣。守口如瓶,莫此为至。吾所言非彼所欲闻,则量睛较雨,问山川,谈风物可尔。”陶公与农夫谈桑麻是否也如此?友人王顨庵先生曾对我说:“与野老实无可共语,以不愿与本阶级人往还,故云云。就其底里言之,仍是负气处。”看来骨鲠之士所见如此。陶渊明自然也是傲岸之人,二王之说,别有深味。
最后看看其三的首二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常常见人以此为例,来论证陶渊明的随性与懒散,可谓厚诬古人。其实邓小军教授早就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 2《大豆第六》引西汉汜胜之《汜胜之书》曰:“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戴甲而生,用深耕。大豆须均而稀。”所谓“均而稀”,“均”指窝距均匀,“稀”即指行距较宽。为什么大豆种植行距要稀?这是因为大豆植株需要较大空间才能长得茂盛(四川方言叫“长得蓬起来”,“蓬”指枝叶充分展开),豆荚里的豆子才能长得饱满、硕大。所以,豆苗一时被草掩盖,是农田常事,没有关系,只要去锄草,就没有草了。如果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解释为陶渊明“疏于耕作”,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不太熟悉南方农村生活。(《古典诗歌注释与农村生活经验》,《晋阳学刊》,2010年第四期)
还可以补充一点。其一“开荒南野际”,其二“我土日已广”,所说的都是南山下这块地。除了邓文所引之外,《齐民要术》还说种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种豆与种麻正相反,新开荒的土地反倒更好。等种上几年豆子,新地变熟,可以再种其他农作物。新开辟的土地中杂草的残根和草籽本来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当然会造成“草盛豆苗稀”的景象。陶公自述勤苦垦荒的诗作,反而成了后人口中懒散的表征,以陶公的性格,他一定呵呵而笑,欣然领受这番“好意”吧。
《颜氏家训·涉务》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颜之推批评南朝士大夫不知稼穑,落实到大小谢身上毫无问题,但要这样看陶渊明就不对了。陶公于田园是亲切的,他将心灵与理想寄寓其中,诗歌便真而有味。这样的诗歌需要读者有相应的知识,挑战读者心灵的深度,更需要读者有呼应的力量。
责任编辑:彭珊珊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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