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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东大想和你叙叙旧（上）

2019-08-14 19:4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一场战争，意味着磨难和伤痛

炮火纷飞的岁月，谱写出英雄史诗

作为东南大学的前身——

国立中央大学

在抗战时期又发生过哪些动人事迹？

运筹西迁，抗日救亡……

就让小编带你来重温

那段恢弘的历史

战争，无论之于国家、民族，还是之于广大的普通民众，都意味着太多的磨难与伤痛，尤其是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幸运的是，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为了民族、国家抛洒热血，谱写出了一部恢弘壮丽的英雄史诗。

先烈的故事被讴歌赞颂、口耳相传，于抗战中付诸努力的普通民众，则常被简写为一个集合名词，暗藏于历史的细枝末梢之间。当我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重新翻检，从身边老人的记忆中细细追寻，历史的面貌有了更为生动鲜活的展现。

在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中，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曾有着这样一群简朴诚挚的师生，他们坚信“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为了信念长存、理想不息，在勇敢地奋斗前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运筹西迁，续存文脉

中央大学在民国高校中院系最多、学科最全、规模最大，可谓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腾起的硝烟打破了中大“玫瑰色的大学之梦”，中央大学师生不得不跋涉转往数千里之遥的山城重庆。

运送师生西迁的民生轮船

中央大学的西迁有条不紊、极为彻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国立大学应有之实，是战时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在西南的八年中，中央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于战后一跃而为亚洲第一学府，居于世界大学前列，这很大限度上归功于内迁的成功。

罗家伦

内迁奇迹之所以可能，有赖于校长罗家伦的准确决策、高效干练的筹措谋划，以及师生员工高度负责的辛勤奔波。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随即展开了对首都南京的空中轰炸，中大亦未能幸免，于8月15日、19日、26日三度受创，大礼堂、学生宿舍等建筑受损严重，教学科研难以为继。上海陷落后，南京形势愈加危急，罗家伦果断提出迁校之议。

其时，曾有人坚持“守土抗战”，发出“最高学府迁校是动摇人心”的质疑，罗家伦仍顶着巨大的压力力排众议，主持开展了整个迁校计划。

在“水道直达”、“宜于防空”和“杜绝二次迁校”等原则的指导下，经过几位教授的奔波努力，罗家伦艰难地取得了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他随即于9月4日作出决议：将中大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迁往成都。经过数十个昼夜的赶工，可以容纳千人的简易校舍拔地而起，跋涉千里的中央大学得以迅速恢复教学状态，在当年11月22日开学复课。

沙坪坝校区

筹建校舍的同时，迁校也在积极进行之中。民生公司将运送军队所余运能尽付提供中央大学，还根据所需临时改造了轮船底层。10月，一千九百余箱图书仪器、四千余名中大师生及员工家属先后被运抵重庆。

11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学子于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内迁后，中央大学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极大地调动师生抗战精神，迎来了中大发展壮大的新高潮。

抗日救亡、关心国事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央大学的辉煌，不仅仅在优雅的广厦重楼，更在其“灵魂”——勇毅博学的可敬师长。他们忧国忧民，于平凡处为非凡之事，将一腔热血交付与国家民族，交付与正义真理。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唯有变卖藏书维持生计。书商的急于采购引起了王伯沆的怀疑，经过调查，他得知书商系为汉奸陈群收购。王伯沆大为震怒，坚决不卖，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从此关起大门，足不出户。南京大屠杀期间，王伯沆与夫人退居难民区，面临闯入日军凛然自持、毫不示弱，以一身忠贞傲骨，坚守着伟大的民族气节。

舆论宣传是鼓舞人心、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重要工具。1937年10月，前中大文学院长梅光迪发表《言论界之新使命》一文，呼吁言论界阐扬我国历史上奋力反抗外来侵略之斗争传统，恢复民族自信力，打破劣等民族之自卑心理，团结起来，以实现抗战之胜利。11月，他又著《斥伪教育》，痛斥天津日伪组织提倡读经、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中国民众充当日本侵略者顺民之罪恶行径。

当梅光迪“舆论声讨、重塑民族自信”的时候，中央大学史学系的金毓黻教授正“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任教中大期间，他开设东北史课程，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了东北历史，并唤起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收复故土。在《东北通史•上编》之总论中，他对“东北”一词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史学家称东北为满洲之谬论，使日本侵略我国东北之史实昭然若揭。

抗战期间，许多中大教授响应救国号召，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受中央“航空救国”的理论之感召，在英留学的李登科教授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毅然离英返国。1940年，满怀义愤的他受聘成为中大航空工程系教授，与祖国人民共患难，投身于航空救国的事业中。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弹落中大，李登科教授的住房起火，衣物全被烧损，唯有他随身携带的研究书稿和打字机得以幸存，足见“航空救国”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

张书旂：《百鸽图》

右题“信义和平”，今藏于美国罗斯福纪念馆

另罗家伦题辞：“拨乱犹余不世功，平幸正义范群雄，会看寰宇休兵日，信使联翩绕白宫。”

中大艺术系还出现了一位热衷义卖的爱国画家张书旂教授。1939年，国民政府特请他作《百鸽图》，作为赠送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的祝贺礼品。张书旂先生热爱和平，敬佩反法西斯战士。他曾绘鹰击长空的《云霄一羽图》赠送英国首相丘吉尔，还送给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两幅神鹰图，盛赞其于中国空防事业的突出功绩。1941年，张书旂以国民外交使者身份前赴美国，将美、加各大城市举行画展义卖的四万美元资金源源不断地通过救济总署输送回国，支援抗战。

关心国事、见解独到是许多中大教授的重要特点。中大水利系主任原素欣教授常谈形势与哲学，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最初几年失败，但靠爱国心支持，一定会胜利的；唯物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资本论的剩余价值是共产党行动的来源。

同样对共产主义抱持好感的还有干铎教授。1941年任教中大后，他加入“自然科学座谈会”，与潘菽、梁希、金善宝等进步教授交往甚密，接受地下党的指导，学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许多中大教授在抗战末期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如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许德珩教授倡议成立“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