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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东大想和你叙叙旧（下）

2019-08-15 12: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这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传道授业，教育救国

一所大学为了中华文脉的传承

又付出了怎样的坚守与努力？

昨天小编为大家讲述了抗战期间的往事

（详情见：）

今天小编继续为大家带来

后面的故事

传道授业、教育救国

国难当头，罗家伦对于大学之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早在九一八事变时，罗家伦曾向全校师生作《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提出“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担负起特殊的使命，即：“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国立中央大学的12位部聘教授

抗战期间，大学使命的意义加入了教育救国的理念，“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而中大内迁的意义正是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完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梳理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指引下，众多中大教师致力教学、科研、推广、著述，于祖国的西南隅安放下一张张宁静的书桌，在炸弹的威胁中创造了一方学术净土。

中央大学教师爱生敬业，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如理学院生物系教授陈义一人肩挑多门课程教学，他不仅为沙坪坝高年级学生授无脊椎动物学、无脊椎比较形态学等课程，每周还冒着危险从沙坪坝赶往柏溪分校，为低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动物学课程。他所授课程莫不内容充实，逻辑谨严，深入浅出，言语生动，因而深受学生欢迎。中大水利系肇建于重庆，抗战期间物资交通不便、教材奇缺，谢家泽等教授为了保证日常授课，呕心沥血自编或自译教材，甚至靠抄黑板来“顶替”，以应急需。

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名师云集、俊彦辈出，抗战期间教育部审定部聘教授45名，其中中央大学即有12名，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居于全国高校之首。如林学家梁希、社会学家孙本文、心理学家艾伟、地理学家胡焕庸、生理学家蔡翘、英国文学家楼光来、国学大师胡小石、历史学家柳诒徵、化学家高济宇、教育学家常导直、艺术家徐悲鸿、法学家戴修瓒。任职中大期间，他们专心教学、勤于著述，涌现了一批学术巨著。

相较于其他高校，中央大学学科设置贴近国计民生的实际需求，并有特殊学科（如航空）和军事作战直接对口，对中国抗战学术、技术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以战时支持和民生需求作为科研选题，中大教师取得了很多利国利民的科研成果。与抗战直接相关的科研成果不胜枚举，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朱炳海的《军事气象学大纲》、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和《化学战》等著作。

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还为农学院各系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科研成果亦层出不穷，如刘庆云主持的“螟害问题”研究、邹钟琳的“小麦育种”研究、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研究、陈之常的“畜病防疫”研究、许振英“猪的育种和饲养”研究。此外，还有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场考察”等，这些研究考察影响深远，对于中国的农矿生产与西部开发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力学勇毅、乐观浪漫

在中大教师的谆谆教诲和敌机隆隆的轰炸声中，中大学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胸怀祖国安危之忧，誓立振兴中华之志，一面奔走呼号，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一面专心汲取知识，修习技能，以期报效祖国。尤值一提的是，在“重庆精神”和罗家伦校长《新人生观》的激励下，中大学生志气昂扬，展现出了力学勇毅、乐观浪漫的时代精神。

中大学生读书风气很高，颇具力学精神。据中大农业经济硕士谢森中回忆，沙坪坝中大学生有所谓四“抢”，其中两抢都与学习相关：“一是抢图书馆的座位。中大同学晚上自修的风气很盛，几乎可以说晚上没有同学不自修的，而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晚饭后需拿着书本到图书馆大门口排队抢座位。二是抢教室上课时前排座位。有些教授口音的土音很重，或声音不高，不易听懂，故需抢前排座位，较好做笔记。”经济学家陶大镛言，遇至“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

中大学生不仅学习刻苦，而且非常关心时事，极富勇毅精神。抗战期间，中大学生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团”，在“五四”大轰炸时，不顾炮火冒险前往防空隧道救火救人。1944年秋，日本军至贵州，形势愈加危急，中大同学忧愤难当、纷纷参军抗日，中大政治系35级学生邬伯饶题诗抒怀：“闻说独山将被屠，横眉攘袂愤难舒。纷纷投笔从戎去，扫尽胡尘再读书。”最终，独山战役取得大胜，我军全歼日军于独山城北深河桥，“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独山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也成为了还我河山的起点。

西迁重庆以后，中央大学大部分学生家中接济断绝，全靠政府与学校公费提供膳食维持，生活清苦。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中大学生苦中作乐，展现出了达然乐观的精神风貌。中大学生常以“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来戏言抗战时生活，“顶天”即指下雨无伞、光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穿、赤脚着地；“空前绝后”则为裤子前膝或后臀破洞。

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校、教育学院、国立药专、南开中学六校联合音乐会

（1930年5月12日）

生活的艰难与不便并未影响到中大学生的浪漫情怀。他们纷纷组织发起歌咏团，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以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来激励自己和同胞们的抗日斗志，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国恨深深，他们壮怀激烈，高吼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乡愁满满，他们于静夜唱起夏之秋的《思乡曲》、刘雪庵的《长城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国恨乡愁之外，还有对生活的热爱，那嘉陵江畔傍晚的灯光，磐溪的流水，歌乐山的彩云，以及中渡口的茶馆和面店，在中大学生的青春中留下了斑斓多姿的油彩。

曾经的中大往事藏匿于历史的记忆深处，那些苦难的往昔，我们不能轻易忘却，更无法视若安然。“文心未泯，国魂不灭”，是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赢得尊严有多么艰难，一个国家要换取和平是多么不易，一个学校为了中华文脉的传承付出了怎样的坚守与努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4周年，先辈洒下的血泪早已化作花草下的殷殷沃土。然而，往事不当如烟，匆匆消逝。我们努力追忆，而后追念，进而追思。前路漫漫，于吾一校视之，则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目标渴盼实现；于吾一国而言，仍有“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等待完成。历史如镜，回视往昔的同时，更在观照未来，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中大人的坚定与从容、勇敢与无畏，无论何时都在心灵深处震撼着我们，赋予我们寻梦的责任与勇气，去坚定地追寻正义、真理，追寻理想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