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美国霸权的兴衰逻辑（上）

本文系作者2019年6月1日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参加江苏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举办的首届“美国学与国际研究”论坛时所作的主旨发言。全文分两部分发表，这是第一部分。

时常有人问我：赵老师在美国，攻读美国学博士。请问美国学有哪些课程？培养目标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挺大，也挺复杂，借助这个美国学论坛，我谨作统一回答如下：

一，美国学又称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它是区域研究的一支，类似于俄苏研究、中国研究。有人称它是超级大国研究。其实，美国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肇始于1930年代。当时美国并非超级大国，但它居安思危，主动应对天下大乱，即苏联崛起、希特勒上台、欧美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二战。

二，如今的美国高校，普遍设立了美国研究系。若要追根溯源，还须从哈佛讲起：1937年，哈佛首创跨学科的美国文明史系，我老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就是该系第一个博士。1981年，我入读哈佛美国文明史系。系里规定，但凡涉及美国的学问，均可纳入课表，从文史哲、政社经，直至美国的宗教、艺术、军事、外交。

至于培养目标，我老师说一个美国学博士，应当精通美国的语言文化，熟悉其历史地理、政经传统，还要有能力针对美国的变革趋势，长期跟踪研究，加以分析和评估。

三，中国老一辈学者，对此心知肚明。譬如费孝通先生1943年去美国访学，亲眼见识了美国大学里的美国学、中国学。费老说，美国政府明白二战是全球性的，美军须对各战区的人民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召集各类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

费老晚年，念念不忘美国高校的中国学和美国学，尤其是人家的跨学科综合训练。为什么？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盲人摸象”的成语。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把中国比喻为一只庞大亚洲象。在他眼里，美国则是大海中的一头巨鲸。

面对庞然大物，中国学者单凭一己之力，仅靠一技之长，岂可全面了解美国? 我们的经济学家，摸到了美国的尾巴。历史学家偏爱美国的肚子。政治学家呢，喜欢琢磨它的鼻子。如此而已。

四，费孝通警告：中国高校偏爱学科切割，不懂学科交叉!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有个临终一问：为何我们的学校，总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显然，费老与钱老一样，对此忧虑重重。

以我个人所见，目前中国国内在校的外语本科生，每年高达几百万，多数是当翻译、当导游。另有一小批，有幸进入硕士博士班，但他们只能选择两个方向：语言或文学。

总之，我国高校很少跨学科，这是长期套用苏联模式的积弊之一。即便在国防院校，也缺少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等高级科目。结果呢？我们拥有庞大的英语人口，却由于琐碎切割、方向单一，无法培养出与中国国力相称的研究人才。

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哈佛学到了什么？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美国学权威，又是怎样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美国的总体看法、长远预判？先说说我老师丹尼尔，他教会我一些导向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982年，我在哈佛上研讨班，讨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老托是美国学的开山鼻祖。身为法国贵族，他热情赞扬美国民主。他在1840年预言，美国人的开放思维、实用精神、民主实践，“必将汇合成一股巨大动力，推举它超越欧洲，成为一流强国”。

报喜之后，托克维尔又忧心忡忡道：美国民主也有四个弊端。丹尼尔将这一负面清单，带去研讨班，又命我等全神贯注，挨个儿掂量。援引当年的英文笔记，我摘译如下。

一，民主令人忘记祖先。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让全民族奔向同一目标。

二，世人迷信普选权，以为它能保证国民做出最佳选择，可那完全是幻想。

三，民主国具有一种Leveling Power（削平力量），它排斥理性，蔑视精英，导致民主暴政。

四，没有哪个民族，会像美国人这样渴望发家致富。然而民主的首要原则，并非要消除庞大财富，而是要避免这些财富，落入富豪统治、寡头垄断的掌控之中。

现代性，一个矛盾概念

我们讨论美国，须从哲学开始，首先要弄懂黑格尔的著名概念，现代性。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特征是悲喜交加、善恶交织、福祸相依。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即是理性，是民主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然而尼采发疯之后，欧洲人却一再诋毁它、讽刺它。什么道理？因为现代性不断给世界带来进步与竞争，剧变与冲突，还有没完没了的精神焦虑，心理创伤。二战后，现代性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变成了“危机”的代名词。（赵按：上面讲的是抽象哲学概念。）

现代性到了美国，又有哪些变化？我老师说，美国独立革命，代表它对宗主国的反叛，也是针对欧洲现代性的扬弃。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现代性后来居上，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势头、进步意义。（赵按：中国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方说，美国人鄙视欧洲的腐败僵化，所以他们强调美国例外、美国神奇、美国天命昭昭。再者，由于欧洲人打打杀杀，不得消停，美国人转而赞美自家的国土广袤、资源丰饶，偏安一隅。

最后，美国背靠大西洋，雄视太平洋，真可谓得天独厚，左右逢源，进退自如！（赵按：这已转向了一种地缘战略研究。）结果呢，与欧洲的保守传统明显不同，美国文化形成一系列标新立异、引导潮流的特殊性。为了凸显这种特殊、别致、与众不同，美国人得意之余，又发明一个新概念，即美国例外性（Exceptionalism）。

与欧洲相比，美国创造了哪些例外？请看美国无拘无束，欧洲敬畏传统；美国阶级模糊，欧洲贫富悬殊，美国流动频繁，欧洲等级森严；美国持续创新，欧洲墨守成规。而美国人热爱自由，追求平等，信奉个人成功，这在社会学家看来，也是人类的巨大进步。最让世人惊诧的一大例外，则是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不但让美国躲过了经济危机，又侥幸避免了左右对峙、革命爆发。

丹尼尔在研讨班上，还给全班留下一道思考题。大意是：黑格尔发明的现代性，实乃一个矛盾概念。托克维尔针对美国民主，也使用了矛盾修辞。《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更以一种独特的辩证方式，生动刻画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本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热情赞美之余，马克思又慨然发指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丹尼尔：美国史上，三轮危机

我老师丹尼尔，高寿一百零四岁。他一贯褒扬进步传统，抵制少数权贵。他在自传中，反复提及美国的Plutocracy（富豪统治）、Oligopoly（寡头垄断），指其为美国民主的重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史上先后出现了三股反民主势力：一，挑起内战的南方蓄奴派；二，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垄断资本家；三，冷战中坐大的军工联合体。

我老师教我的第二课，是把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四十年历史，粗略切分成三段，每一段长约八十年。丹尼尔认为，美国每经历八十年的迅猛发展，剧烈扩张，就会遭遇一场严重危机。譬如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度过了八十五年的“少年发育期”。从内战结束到二战胜利，其间也有一个长达八十年的“青春骚动期”。

丹尼尔肯定林肯、罗斯福的伟大功业，赞扬美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烈追求。于是我在哈佛，尝试写一篇论文，《美国现代性：第三轮危机》。至此，我已跟随老师，步入历史哲学的殿堂。

简单说，美国人民仰仗林肯和罗斯福，两次冲破难关，巩固了民主制度。至于第三轮危机，却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直到特朗普上台，我才基本断定：大灰狼又来了！

摩根：美国奴役，美国自由

二战后，流亡美国的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联袂发表《启蒙辩证法》。这两位犹太哲学家，从头爬梳欧洲启蒙史，从中赫然发现：欧洲人沾沾自喜的启蒙运动，不过是理性的诡计！

此话怎讲？只因他俩三生有幸，见识了党卫军、集中营、原子弹。这表明：人类并非从启蒙走向自由，而是“从但丁地狱，走向人间炼狱”。再者，二战也不是什么远古野蛮，而是一种标榜逻辑思维、精确计算的现代野蛮。（赵按：此乃经典的西马批判理论[Theorie der Kritik]，也是剖析发达资本主义的手术刀。）

法兰克福学派在纽约，先后培养出五百多个美国博士。然而美国人阳火旺盛，一直缺少辩证思维。真正的反思，始于美军1975年在越南的惨败。那一年，耶鲁教授摩根（Edmund S. Morgan），推出一本名著《美国奴役，美国自由》，引发学界的热烈反思：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干嘛总喜欢奴役他人?

摩根发现：1776年前后，华盛顿与杰斐逊，伙同弗吉尼亚的一群乡绅，集体起草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人权法案》。独立战争后，这帮南方绅士联手统治美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史称“弗吉尼亚王朝”。然而别忘记：他们个个都是奴隶主!

摩根翻检十七世纪殖民档案，揭示一系列尖锐矛盾：南方贵族老爷，毫无民主意识。他们压迫佣人、剥削黑奴。奴隶不断逃亡，奴隶主疯狂捕杀。殖民地的英国官员，目睹蓄奴经济利润丰厚，趁机捞油水。奴隶主们气急败坏：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民主斗士。

摩根质问：“共和国的自由，为何要仰仗奴隶制的支撑？《美国奴役》试图破解这一埋藏在美国核心的悲剧性矛盾。”摩根的核心悖论（central paradox），即弗州是美国革命策源地，也是北美最大的蓄奴州。而美国民主制度，正是一桩“自由与奴役的婚姻”！

2016年哈佛又推出新书，《这广阔的南方帝国》。此书作者卡普（Matthew Karp）揭示：内战爆发前，南方政客蠢蠢欲动，妄图纠集墨西哥、智利、巴西等蓄奴国家，打造一个横跨美洲的大帝国。在其周密计划中，美墨战争只是一次预演！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基督教定义：人人都有原罪）。卡普却说，奴隶制是一桩现代性原罪。这是因为，美国民主脱胎于奴隶制。美国少年时期，又惨遭南方奴隶主的误导。由于奴隶制尾大不掉，美国成年后，很可能因此走向覆灭。

（赵按：美国人民打响了革命第一枪，高高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然而在其骨子里，这个新生共和国，依旧是善恶交织：从中孕育出一种新野蛮，这又埋下了南北战争的祸根。）

一个美丽新帝国

下面，我要转入一个高难度课题，帝国主义研究。十九世纪末，美国大举扩张。美国学者强调这一轮扩张的特殊性，却不接受马克思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经典判断。

1963年，康奈尔大学的拉菲伯教授（Walter LaFeber）出版一本《新帝国》。此书认定：美国扩张并不依赖攻城略地，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派遣殖民总督、征收苛捐杂税。相反，美国开启一个新型工业化进程，即鼓励创新，刺激垄断，推广流水线生产，尝试管理革命。

拉菲伯据此断言：美国人在打造一个新帝国（New Empire）之际，也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贸易法则。他们利用这一压倒性优势，推行更开放、更便利的自由贸易。

美丽的帝国主义：左派学者质问：从1846年美墨战争，霸占墨西哥近一半领土，到1898年美国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再到1899年美军入侵菲律宾，杀戮土著，镇压起义，这一系列侵略与扩张的暴行，难道还不够帝国主义? 美国自由派一片哗然，纷纷辩护说：美国并不追求霸权，它要构建一个全球互助系统！美国还拥有在全球行善的能力，它打败了法西斯！

上述帝国辩护书，连篇累牍，越来越搞笑。1993年，美国汉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又发布《美丽的帝国主义》。此书分析中国文人、商人与自由职业者，针对美国的矛盾心态，即美国好坏参半、善恶交织，简称“美帝”。

如今多数美国人相信：尽管美国统治着世界，可它并非帝国主义。这方面，普林斯顿大牌政治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写下一本《自由主义利维坦》，影响最是深远。此书证实：美国利用一整套国际法与国际机构，取代了帝国统治。如此先进方式，当称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

上述世界秩序，源自威尔逊总统。美国历届总统中，威尔逊是唯一的哲学博士，政治经济学教授。身为普林斯顿校长，他也是美国自由派学者的楷模。世界大战爆发，老教授提出“十四条纲领”，即缔结《凡尔赛和约》，成立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他的方案太过理想化，首先遭遇欧洲列强的阻击，后来又被美国国会否决。

然而，威尔逊方案开启了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思路。受其启发，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炮火中，提前规划世界秩序。1941年，他与丘吉尔起草了《大西洋宪章》。1942年元旦，齐聚华盛顿的二十六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而这就是那个“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国人所谓的“自由秩序”，明显超越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英国统治土崩瓦解。美国抓住时机，鼓吹美国的民主政治，推广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进而引导亚非拉的大批穷国，相继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不难发现，自由秩序的关键，是以美国为主，拉拢欧洲与日本，结成一个发达国家联盟，又称富国俱乐部（G7）。其次是将众多的弱小国家，纳入一个松散外围结构，让它们成为欧美联盟的附庸国，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劳动力，同时分担防务费用。

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深入阐明自由世界的精巧机制。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霸权。美国独有的软实力，也是一种强大领导能力，例如民主政体、门户开放，科技发达、法治健全，又比如各国青年争相赴美留学，美国大片风靡海外。（赵按：感谢奈老师提醒：原来美国现代性的特征，除了善恶交织，还有一大亮点，即软硬兼施，恩威并举。）

梅教授：美式帝国主义

从内战到二战，美国实现了社会改革、经济腾飞，继而在罗斯福引领下，完成了美国民主的现代转型。然而这一奇迹，也导致全球经济危机，还引爆了两场世界大战！

美国学界自相矛盾，搅浑了帝国主义这一潭深水。多亏哈佛历史系的梅教授（Ernest May），他教会我识别美帝的霸权特色。1968年梅教授发表《美式帝国主义》，明确指向帝国主义的新变种。

帝国主义，一大变数：据梅教授多年研究，起初是马克思、霍布森、卢森堡，合力开启了帝国主义研究。后经布哈林、列宁的修订，发展出一套帝国主义经典理论。1942年，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得，推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此书振聋发聩，揭示美国资本主义一大变数，即自由创新、持续变革、自我毁灭。

梅教授发现，美国国力超常，体量庞大，足可以抗衡沙俄、碾压日本。而与欧洲列强相比，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思想开放、主动创新，又凸显一条别具优势的发展轨迹。

不仅如此。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也要比英国更高明。其长远目标，并非封建领主式的割据与厮杀，而是打造国际联盟，设计条约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便长期主导全球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扩张本质：华盛顿总统说，美国是一个“年幼帝国”。富兰克林也说过：早期的殖民首领，即是“民族之父”。他们驱逐土著，再把抢来的土地，留给子孙后代。杰弗逊大声疾呼：“让我们向西推进，占据一片又一片的西班牙领地！”

对此，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定居者从新英格兰出发，向西不断拓展。他们代表一个帝国，一个征服民族。”问题是，美国民众太天真，始终看不清美国的扩张本性。

左右两派，各执一端。梅教授只好杂糅出新了。他承认，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拥有强大的进步动力。同时，美国也是帝国主义的新变种，即美式帝国主义。为何要用帝国主义，而非帝国（Empire），来形容美国霸权？梅老师的理由如下：

一，罗马帝国持续千年，势力范围有限。而美国剧烈变革，彰显一种史无前例的扩张势头。所以，美式帝国主义一词，更吻合美国三百年发展史，即一部持续扩张、不断干涉他国的历史。

二，美国扩张轨迹，并不吻合列宁定义的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腐朽与垂死）。它更像是哈佛历史系主任蓝厄教授（William Langer）所说的预防性帝国主义（Preclusive Imperialism）。

简单说，美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一向集中在欧洲。所以它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并无太多经济图谋。但出于地缘战略考虑，美国往往会提前下手，抢占势力范围，防范新兴大国。参比南海自由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