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八十周年，“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如何开展

“从‘抗战’到‘二战’——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报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为进一步推动与深化抗日战争研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8月24日至25日，“从‘抗战’到‘二战’——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

该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上海抗战与历史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主办，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协办。来自中、美、日、韩的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就“中国抗战史”与“世界二战史”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重看当年的人道主义者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作了题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与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的报告。他称饶家驹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饶家驹于1913年来到上海，是耶稣会的教士，精通上海话、英语、法语、拉丁语，是上海南市安全区的主席。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饶家驹开始筹划设立南市安全区。1937年11月9号，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地址在当时上海城隍庙，占地面积为一平方公里。

在这个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里，所有的教堂、安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居民住宅以及城隍庙等都成为难民收容所，一共有100多个。据《申报》统计，难民人数最多时达20万人。直到1940年6月30日，安全区正式解散。

解散原因在于欧战爆发，法国天主教会召唤饶家驹前往法国去救助法国和欧洲的难民。饶家驹离开上海仅仅半月，安全区就因缺乏主持人宣告解散。据统计，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30万难民被救助，避免了被屠杀的命运。

在看到上海南市安全区这样一个榜样以后，拉贝等人找到饶家驹，希望由他帮忙介绍日方将军和外交官，来推动南京安全区的建立。此外，饶家驹还在汉口和广州成立了安全区。1940至1945年，他在法国救助难民，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他飞到柏林，去救助敌国的难民。他曾试图复制上海模式，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区，但没有成功。

苏智良还提及，饶家驹的理念更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1938年，饶家驹创办的南市安全区被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并通过了《安全区决议》，仿照上海南市安全区来建立其他地区的安全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安全区的举措载入了公约，这个公约就是饶家驹模式的延续。现在，共有196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

“上海在二战时期有两个安全区，一个是犹太安全区，中国人保护了3万犹太人。另外一个是南市安全区，国际团队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苏智良说，“能不能就此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为此，我们正在努力。”

饶家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余子道进行了题为《苏联出兵东北对日参战再评析》的主旨报告。

余子道指出，美、苏、英同盟国政府的战略谋划，首先置重点于欧洲战场，先行解决欧洲问题；在基本歼灭欧洲法西斯后，再合力打败日本，并为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安排预做准备。

随着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战场转移”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在这一过程中，美、苏等国各有谋算。

可以说，《雅尔塔协定》的确立是美苏力量暂时均衡下彼此妥协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两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着中国进行的一次政治交易，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

开拓抗战史研究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士华提到自己曾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请教一位来自英国国王学院的教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世界史上有什么意义。教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都维持着一种“虚弱的平衡”，而“九一八事变”象征着一个国家主动用武力打破了这种平衡。

“我想这可能就是它非常重要的地方，即使对于世界史来说，这个事件也非常重要。”高士华认为，学界低估了“九一八事变”在世界史中的意义。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高士华指出，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做“大东亚战争”，在远东军事战场上，“大东亚战争”是一个整体，中国战场只是它的一部分。但在整个大东亚战争内部，必定存在一种内在的协调与互动，这是应该注意的。

“因此这场战争的世界性不言而喻，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学者来说，时刻不能忘记。”高士华称：“我们应该将抗战史研究放入一种更宽阔的世界视野中。不能只是自说自话，还应该让中国观点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面对今天抗战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高士华建议：第一，要做好抗日战争研究的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抗战史的学术研究与资料挖掘工作；第二，广泛、深入地收集国内外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史料，注重外文资料的收集和国内档案的整理、出版；第三，建立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共同体，坚持学术活动的常态化，避免“扎堆研究”和“起哄研究”。第四，改变大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上“学者不在现场”的状况，鼓励发挥学术成果的“溢出效应”，让学者走到前台，做好纠偏、正名、批谬等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伟民补充道，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指导性；二战起源研究可以为当今国际变局提供历史经验，因此应当予以重视。

重思为什么1939年被认为是二战的爆发点？

1939年9月1日，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尽管出于对“欧洲中心观”的批判，不少国家、地区的学者曾经对此提出质疑，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看来，传统的说法确有其合理性，难以被轻易撼动。

首先，1940年的法国战役以及不列颠空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1944年诺曼底登陆等一系列二战中最重大的事件都与1939年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存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

其二，欧洲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民族主义最浓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之一，欧洲各国之间进行的同盟战争对全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其三，欧洲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尤其是双方“老大”交战的苏德战场，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克，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战役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杀伤之巨，举世罕见，远非东亚、北非等地的一系列战役所能比拟。

而中国虽然身处远东，但作为同盟国一方的重要国家，与欧战爆发及其随后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贫弱的中国要想求得生机，除了中国军队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还必须谋求国际力量的支持。马军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做中国抗战史研究，如果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就不足以客观、公正、透彻地理解抗日战争。”

而在1939年以前，中国就已经被迫开始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作战范围毕竟有限，也没有如欧洲一般引起连带的地域效应。反而是英、法对德国宣战，消除了苦战2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的孤独感，增强了继续抗战的信心。

在马军看来，中国抗战以弱抵强，坚不投降，付诸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固然令人敬佩。但也必须要承认，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非工业化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主要盟国和欧洲战场的权重关系，必须予以忠实、准确的估计。

此外，研讨会还设置了“抗战中的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与中国”、“抗战专题研究”、“战时科技与变化”、“战争与都市”、“战争与乡村”、“战后问题”、“历史书写”、“战争记忆”等九个分论坛，研讨会期间，学者们将会从各主题、各角度对抗战史与二战史展开深入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