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亚马逊大火：“恐惧的生态”是一种新的鸦片

本文原标题为《亚马逊正在燃烧，你对抗气候危机的小小努力似乎从未如此无力》，发表于《独立报》。

齐泽克

正当亚马逊森林的燃烧从我们的头条新闻中消失时，我们了解到，在政府禁止蓄意焚烧亚马逊后的两天内，巴西发生了近4000起新的森林火灾。

这些数字引发了警报：我们真的要走向集体自杀吗？通过摧毁亚马逊热带雨林，巴西人正在杀死“我们地球的肺”。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直面严重的环境威胁，那么应该避免的就是如此快速的推断，这些推断使我们的想象着迷。

二三十年前，欧洲的每个人都在谈论Waldsterben，即森林之死。这个主题占据了所有流行周刊的封面，并且计算出半个世纪后欧洲将没有森林。现在欧洲的森林数量超过了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开始意识到其他危险，例如海洋深处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生态威胁，但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在这个领域中分析和预测是多么不确定——我们只有在为时已晚时才会确定正在发生什么。快速推断只是对否认气候变化者的反对。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陷入“恐惧的生态”（ecology of fear）的陷阱，这是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仓促、病态的迷恋。

2019年8月，巴西西北部的波多韦柳（Porto Velho），亚马逊雨林火灾现场。 微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 图

这种恐惧的生态正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中发展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一种新的鸦片，用于取代不断衰落的宗教。它接管了旧宗教的基本功能，即安置一个可以施加限制的无可置疑的权威。

我们被迫学到的教训是我们自身的有限性：我们只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嵌入生物圈，后者远远超出我们的视野。在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我们是在从未来借东西，所以人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地球，把它视为终极神圣的东西，不应该完全揭开的东西，应该且将永远是一个谜，它是我们应该信任的力量，而不是由我们主宰的。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掌握我们的生物圈，但不幸的是，我们有能力使它脱轨，扰乱它的平衡，这使它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狂暴，把我们打飞。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生态学家总是要求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激进的改变，但这种需求背后却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对变革、发展和进步的深刻不信任。每一次激进的改变都会产生意外的灾难性后果。

事情在这里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我们宣称愿意承担生态灾难的责任，这也可以是避免面对威胁的真实规模的某种诡计。在这种愿意承担因威胁环境而产生的内疚中，有一些迷惑性的令人放心的东西：我们喜欢有罪，因为如果我们有罪，那么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我们暗中操纵了大灾难，所以我们也可以拯救自己，只需要简单地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至少对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真正难以接受的是，我们可能会被简化为无能为力的观察者的被动角色，只能坐着观看我们的命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倾向于从事疯狂的活动，回收旧纸，购买有机食品等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正在作出贡献。

我们就像一个足球迷，在家里的电视屏幕前支持他的球队，大喊大叫，从座位上跳下来，迷信这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结果。

对于生态学而言，恋物癖式的否定（fetishist disavowal）的典型形式确实是：“我非常清楚（我们都受到威胁），但我并不真的相信（所以我不准备做任何真的重要的事情，比如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但也有一种相反的否定（disavowal）形式：“我非常清楚，我无法真正影响可能导致我毁灭的过程（如火山爆发），但对我而言，接受这一点仍然是一种创伤，所以我不能抵挡做某事的冲动，即使我知道它最终毫无意义。”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买有机食品？谁真的相信半腐烂又昂贵的“有机”苹果真的更健康？重点是，通过购买它们，我们不仅仅购买和消费了一个产品，我们同时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展示我们的关怀和全球意识，我们参与了一个大型的集体项目。

在生态超我的不断施压下，主流的生态意识形态将我们视为先验上有罪的，亏欠自然母亲，超我在我们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中发问：“你今天做了什么来偿还你对自然的债务？你把所有的报纸放进了合适的回收箱吗？所有的啤酒罐或可乐罐呢？你是否使用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工具代替汽车？你有打开窗户而不是打开空调吗？”

这种个性化（individualisation）的意识形态风险很容易看出：我迷失在自己的自我反省中，而不是提出涉及整个工业文明的更多相关的全球性问题。

因此，生态学很容易导致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它可以成为新纪元（New Age）蒙昧化（赞美前现代等）或新殖民主义（发达世界对巴西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威胁的抱怨）的借口，或成为荣誉的“绿色资本家“（购买绿色和再循环，似乎考虑生态就能合法化资本主义剥削）的借口。所有这些张力都在我们对最近亚马逊火灾的反应中爆发。

有五种主要策略可以从生态威胁的真实维度转开注意力。首先是简单的无知：这是一种边缘现象，不值得我们担心，生活还在继续，大自然会照顾自己。

其次，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可以拯救我们。第三，我们应该把解决方案留给市场（对污染者征税更高等）。第四，我们诉诸于超我向个人责任施压，而不是大规模的系统性措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我们所能——回收，减少消费等）。

第五，也许是最糟糕的，是倡导回归自然的平衡，倡导更温和的传统生活，通过这种生活，我们放弃人类的狂妄自大，成为对自然母亲充满敬意的孩子。

认为“大自然母亲因我们的狂妄自大而出离轨道”的整个范式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的主要能源（石油、煤炭）正是人类出现之前发生的过去灾难的残余，这清楚地提醒人们，大自然母亲是冷漠而残酷的。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松并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此外，越来越明显，迁移（以及旨在阻止它们的墙）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变暖等生态干扰交织在一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完全准确地描述了生态末日和难民末日越来越重叠：

“我们正冒着’气候种族隔离'的风险，”他说，“富人付钱逃离高温、饥饿和冲突，而世界上的其他人留下来承受。”

那些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最小的人，自保能力也最差。

所以，列宁主义者的问题是：怎么办？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混乱：这里没有简单的“民主的”解决方案。人们（不仅仅是政府和公司）应该自己做出决定的想法听起来很深刻，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他们的理解不被资本利益所扭曲，他们能胜任在如此微妙的事情上作出判断吗？

我们所能做的至少是确定优先事项，并承认我们的地缘政治战争游戏的荒谬性，因为战争正在使我们的星球受到威胁。

在亚马逊，我们看到荒谬的游戏：欧洲责备巴西，巴西责备欧洲。这个游戏必须停止。生态威胁清楚地表明，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需要一个强大的全球机构/中介（agency）来协调必要的措施。这样的需求是否指向了我们曾经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