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下放河南罗山“五七”干校的往事

撰文：汤涛（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

早在2007年，笔者就着手对老市长汪道涵进行研究。为查阅档案史料，在相关部门的资助下，先后赴中央档案馆、国家机械工业档案馆、国台办、海协会，以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档案馆，查阅和收集了近1000万字的史料和文献。同时，笔者还沿着汪道涵曾经学习、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即安徽明光、湖北红安、皖东抗日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以及杭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实地考察走访，并采访了汪道涵的50多位家属、亲属，以及秘书和学者等有关人士。其中，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是必走访之地，因为1969年10月，汪道涵从国家外经委被下放到此干校，接受过三年的审查和劳动改造。

一、与谭伟一起做“放牛倌”

1966年11月，担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的汪道涵率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抵达巴马科对马里进行友好访问。三个月之后，当他结束访问回到北京时，国内形势风云突变，他当即被扣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帽子，关押在北京阜外大街外经委二号楼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罗山县“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由20世纪50年代末河南省公安厅建起的“信阳五一劳改农场”改名而来。罗山有一机部、物资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国家经委、国家科委等十来个“五七”干校，外经委的干校设在罗山龙山乡十里塘村。

图 | “文革”中下放罗山“五七”干校的汪道涵

1969年10月，汪道涵离开北京，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别样的劳动生活，这一年他54岁。

现在的罗山县，交通发达便利。抵达罗山县城后，再驱车南行四五公里便到龙山乡十里塘村。十里塘村位居罗汉公路两边，这里就是当年外经委罗山“五七”干校旧址。罗山干校有500多人，分三个连和一个校部。汪道涵最初分到二连，后转到三连。

在罗山干校，连队是按粮田、副业、基建的作业分工，对所有人员实行军事编制，各连有连长、指导员，受校部党委领导，干校也有军管代表，生产、运动都受校部领导管理。

由于汪道涵年龄大，抵“五七”干校不久，就分配他和外经委一局局长谭伟一起放牛。谭比汪小一岁，早两个月下放到干校。汪道涵和谭伟管理喂养了20多头牛。放牛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是个又重又脏又累的工作。

干校的牛棚类似简易仓库，一字排开有50多米长，三面为土坯墙，房顶盖着稻草。放牛首先是个技术活。牛拴在哪个栏里，汪道涵事前都要规划好。有些公牛好斗，必须得把好打架的公牛隔开，稍有怠慢，整个牛棚就会成为厮杀战场，一旦开战，那将是一场灾难。

图 |外经委罗山“五七”干校三连的三排房子。当年汪道涵曾经在此居住

放牛是个体力活。汪道涵既要为牛铡草，还要负责挑水喂牛。牛的饮水量很大，汪道涵他们每人每天要到河塘里挑几十担水。汪道涵之前担任过华东工业部长和一机部副部长，懂得机械原理，他们便设计一个小发明，在水塘边搭一个台子，利用杠杆作用把水从湖里提上来，先倒进缸里，然后修一条水槽，利用自然坡度让水流到牛棚前的大缸里。

放牛还是个卫生工作。汪道涵每天要为牛棚清圈，一堆牛粪有一尺多厚，草帽那么大，一泡牛尿也不少，牛棚里空气污浊不堪。汪道涵为了清洁环境，与谭伟一起，在牛棚后挖一个坑，训练牛在进棚前，站在坑边拉屎拉尿。牛的习惯养成后，基本上不在棚里乱拉屎了。要是碰上雨天，他们就把牛牵到外面去拉屎放风。汪道涵披着蓑衣，淋着雨，脚下是烂泥，高一脚低一脚地把牛牵进牵出，他一年就穿破了两双大雨鞋。汪道涵还练就了搓麻绳的功夫。由于牛劲很大，牛鼻绳必须很结实，否则，一拉就断，牛就跑了。汪道涵与谭伟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学搓麻绳，开始是搓三股，后来又搓六股，最后搓到九股，牛绳才算结实。

如果仅仅是放牛，汪道涵凭年轻时在军队锻炼出来的结实而强壮体魄还能对付，最困难的是承受造反派的精神折磨。干校的“五七战士”在田头休息时，经常拉他们去开“地头批判会”，每人都要发言，把他们当批判的对象。汪道涵每天按照要求写思想汇报，材料要上挂下联，即抄一段毛主席语录，把自己骂一顿。

1970年2月5日为除夕夜，由于子女都散布在天南地北，汪道涵和谭伟两人惺惺相惜。他们在狭小的牛棚里生起小煤炉，锅里煮了点肉，然后买了一瓶酒，就算过年。河南冬季雨多，天气阴冷，他们坐在寒冷除夕夜里，一盏孤灯照着他们两个凄惶的异乡人。20多头牛喂饱后，正在安静地反刍，四周寂静无声，听不到往年热闹的鞭炮声。他们相对而坐，默默地喝酒。那晚，汪道涵竟然喝醉了。在谭伟的记忆里，汪道涵眼光里的那种无法言喻的苦楚，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后来，随着造反派揪“五一六”分子，尤其是“9·13”林彪事件后，他们获得少许的平静。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因为汪道涵是专政对象，造反派不给传达。他们有台“东方红”收音机，收到外电报道林彪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说，只是观察造反派不停地开会，用石灰水把墙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字样刷掉。汪道涵看出端倪，他在汇报上继续上挂下联，仍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有次造反派急了，厉声问：“怎么还写永远健康？”他问为什么不能写？造反派气急败坏说：“现在不能写！林彪出事了，不可以写了。”

二、干校里的两个“忘年交”

在罗山“五七”干校，汪道涵结交了两个忘年交。

一个是龙永图。1965年12月，刚刚入职外经委不久的龙永图听汪道涵为机关人员作时事报告。龙永图终身忘记不了那场震撼心灵的报告。他曾忆述道：“那次时事报告会，道涵同志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纵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听得入迷，那时我们年轻人用今天的话讲，一下子成了汪道涵同志的‘铁杆粉丝’。”龙永图在是日日记上写道：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共产党里真有能人！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外经委很多年轻人不明真相，开始张贴大字报。汪道涵受党组书记方毅委托，找龙永图谈话。他给龙永图讲了许多关于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希望他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要保持理智，要善于分辨是非，最主要的是要相信党。此次谈话后，龙永图对“文革”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图 | 1967年1月，时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的汪道涵支援马里经济建设

后来，汪道涵与龙永图都下放到罗山“五七”干校，接触的机会也多了。汪道涵除了放牛，还得铡草，给牛挑水喝。由于受了多年的批斗，身体比较弱，他每一次去挑水的时候，龙永图经常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走到他旁边，顺着帮他提一下桶。到了冬天，池塘边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龙永图怕汪道涵脚滑掉进冰湖里去，就常常在河边守着。

有次，汪道涵到山上放牛，龙永图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条子递给他，上面抄录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汪道涵接过条子后，紧紧地握了握龙永图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永图同志，谢谢！”

汪道涵与龙永图之间的忘年交，一直保持了40年。1999年，作为中国复关与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如何恢复与美国的WTO谈判等问题请益汪道涵。汪道涵在阐述全球化发展的最新动态、APEC的发展和WTO生效以来的进展情况后，鼓励道：“我们1500万上海人民支持你龙永图同志。”这在当时的形势和情况下，是对龙永图全体代表团成员的支持、鼓舞和精神资助。其实，也是罗山“五七”干校那段友谊的升华。

汪道涵另一个忘年交是外经委青年员工李键祥。汪道涵1964年担任外经委常务副主任时，李键祥只是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在特殊年代里，他因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专政对象”。

刚到罗山的汪道涵，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挨斗时被迫长时间地站立并受到“喷气式”的体罚。同时，他还得和年青人一样做重体力劳动，冒着大雨在稻田挑秧苗，经常在田埂上滑倒，爬起来再接着挑，没人敢扶，否则就是划不清界线。汪道涵的双手由于过度劳累，十指僵硬，不能舒卷自如。这时，总有一双同情的眼睛，关注着汪道涵，他就是李键祥。

在“五七”干校，汪道涵经常要应对无端的刁难。有一日，刮大风，把苹果吹落一地，他随手捡起一个摔裂的苹果看看，就被造反派发现，诬为偷苹果，罚他在夏天的烈阳下双手各平举一个烂苹果，长时间站在那里暴晒。还有一次，汪道涵下工较晚，已过开饭时间，打饭的人又不在，他就自己盛点冷饭冷菜吃，却又被人诬为偷菜吃，就地饿着肚子遭批斗了一番。干校吃饭是排队领饭，由于超强体力劳动，汪道涵经常吃不饱。一次，汪道涵打饭往回走，雨后路滑，一碗米饭扣在地上，他紧张地张望四周，迅速地把米饭划拉到碗里。

有一天，汪道涵和李键祥获准到信阳去看病。路上，他们俩乘监管人不备，溜到一个偏僻的树林里，由于相互信任，纵情谈论当前时局。李键祥年轻，不堪迫害，他咨询汪道涵当年如何应付国民党监狱的刑讯逼供，又问在监狱里是怎么斗争的。汪道涵答：“这不能比，那时我公开反对他们，可以骂，与他们争辩。现在能骂吗？既要顺从他们，又不接受他们强加的诬陷，确实难哪！过去，过完堂就不理我了，现在日日夜夜都在折腾我们。”

看完病，李键祥陪同汪道涵顺道寻找当年他作为首长解放信阳的街道。彼时汪道涵触景生情，不胜唏嘘。

2005年汪道涵逝世后，李键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家在评价过去的一些部领导时，都有不同的看法，褒贬不一。但对汪老的看法，包括整过他的同志都是一致的，认为“汪老有学者风度，为人儒雅，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口碑极好”。

三、亲情和书籍帮他度过特殊的岁月

汪道涵在罗山“五七”干校的三年多时间里，亲情和书籍，给了他家庭般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

2009年夏，汪道涵长子汪致远中将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回忆起他与父亲在一起的成长故事。1970年1月，汪致远从遥远的嘉峪关到罗山“五七”干校看望父亲。当汪道涵见到分别数载、成熟且英俊的儿子时，满眼充满了慈爱和欣慰。汪致远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在农场工作一两年后，被分配到冶金部嘉峪关的一家大钢铁厂工作。后来，他曾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

汪道涵长女汪静与三女儿汪凝在采访中，也深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他们姐妹经常相约，分别从西北青海、东北黑龙江兵团到罗山干校探望父亲。女儿们的探望，让汪道涵感受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在此之前，汪道涵历经失去数位亲人的痛苦。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1965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去世，1967年，二女儿汪芸又不幸遇难。在妻子去世后第三天，汪道涵就到部上班。周恩来总理见状，特别安慰他，问“夫人的后事处理好了吗？”汪道涵说“都处理好了，该工作了”。几年之间，接连失去亲人骨肉，汪道涵的心情极为痛苦，经受的打击也非常大。

此时在女儿面前的汪道涵，头发花白，满脸憔悴。姐妹俩陪着父亲放牛、杈草垛、挑水，由于身边有造反派跟着，父女之间都不敢说太多的话。女儿帮他去大水塘洗被子，被造反派队长训了一顿。给他买盒巧克力补充体力，还被造反派叱责：“你爸爸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还给他送巧克力，你这是在助长他的资产阶级作风。”

三女儿汪凝记得很清楚，当她第二次看望父亲的假期结束后,汪道涵要送女儿到罗山县城上车。他跟造反派请假，但只允许送到罗山县城。到了城里，女儿在一家小吃店买豆腐脑给父亲打打牙祭,那一次汪道涵竟然连吃了三大碗。见此情景，女儿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汪道涵一月只分得45斤粮票，对于正值壮年的他来说，远远不够，经常吃不饱，营养不良，有时就偷偷地跑到地里挖野葱吃。女儿闻悉后，就把自己多余的粮票寄给他。当地农民见汪道涵慈和，对他很友好，有时送他吃的,但他不敢吃，因为要是被造反派知道,那可是罪加一百等。

汪道涵一生酷爱读书，他有句座右铭：读书就是生活。他个人的藏书达6万册。据笔者有限的阅读了解，在中共高级干部中，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大概就算汪道涵的藏书多。

汪道涵以近花甲之躯在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虽然并非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亦使他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从北京下放罗山“五七”干校前，因为其他书籍不许携带，汪道涵就装了两部书。第一部是16本的《辞海·试行本》。2003年，88岁的汪道涵在《〈我与辞海〉序》文章中，动情地回忆了这部书陪伴他在罗山的艰苦岁月：“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这16本书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陪伴了我，我不感到寂寞，我从中查词汇，解决读书时遇到的疑问：读一个个词目的释文，代替了平时的读书习惯，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套书汪道涵曾经保存了很久。后来搬家时，人家把它当作旧书烧掉了，令人倍感可惜，因为上面有许多他标注的眉批。后来，当他翻阅新出版的《辞海》时，常常会想起这16本书。1998年，在出版《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建社40周年时，汪道涵特地题写“知识如海，学问无涯”赠予出版社。

另一部是《二十四史》。在罗山“五七”干校的三年中，汪道涵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心得。同时，他还读了不少经济和文学的书籍。这三年大概是汪道涵读书最多的时候。他后来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被授予美国塔夫茨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应聘为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晚年担任海协会会长，这段时期的“农村大学”读书积累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72年10月，由于农业部副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长曾山突然逝世，中央接受周恩来建议，批准到干校的副部长回原工作所在地检查身体、治病养病，等待安排工作。汪道涵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回到北京，到一机部技术情报所工作。1978年，他获得平反，恢复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职务。汪道涵和整个中国一道，从此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原标题《汪道涵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 岚，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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