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邦”五百年——托邦、乌托邦与敌托邦

双阳

2019-09-22 14: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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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根据希腊文和拉丁文生造出“乌托邦”(Utopia)一词以来,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现代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通用词语之一。历史也许会忘记被英王亨利八世斩首的大法官莫尔,但绝不会忘记提出了“乌托邦”的莫尔。而莫尔也绝对想不到的是,乌托邦的内涵与寓意一路演变,数百年后更衍生出了新词——“敌托邦”(Dystopia)和“托邦”,前者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原词。乔治·奥威尔生而有灵,也许会将之作为其“新词”研究的样本吧。
乌托邦与敌托邦并不是一般的反义词。Dystopia一词由英国哲学家穆勒于1868年所阐发,对此的翻译五花八门,包括主流的反面乌托邦、反乌托邦,较少见的敌托邦、恶托邦、废托邦乃至坎坷邦等等。在此之前,边沁也创造过类似的cactopia一词,被译为“暴政国”(与理想国相对)。敌托邦的译法,既是取其谐音,更是借鉴《圣经》中的“敌基督”(Antichrist)概念,Dystopia也往往可用Anti-utopia替换。“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译法,如以单纯的“反对”之意来理解,实际颇有不妥。敌基督否认耶稣为基督,而且自称为基督,以此“取代基督”,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味,不是一个“反”字所能涵括。同理,即使是敌托邦,其在理论上也并不一律反对乌托邦,甚至声称自身即是乌托邦——某种理想主义政体的实现,片面以“反乌托邦”称之,可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还自己提出了negative-utopia的命名,又得了“消极乌托邦”的译名,有学者又由此将敌托邦根据其恶劣程度划分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和“恶托邦”(Dystopia),前者如赫胥黎的“新世界”,后者如奥威尔的“大洋国”。至于“托邦”单独成词,出自德国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革命论》,指的是“每一种实际存在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秩序”也即现实世界,至今采用者不多,但来日未必不会再起波澜。托邦、乌托邦、敌托邦……种种词语历史衍变后的社会心态变化值得玩味。
乌托邦为何取代理想国
莫尔是创设“乌托邦”的第一人,但远远不是此类理想世界的首创者。最知名的当属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国家由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只有各个等级保持分工合作的状态时社会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谐。有趣的是从柏拉图身上又衍生出了“柏拉图式的”一词,虽然多与“爱情”搭配,但也含有了“空想的”意思。这无疑是对莫尔创造《乌托邦》影响最大的著作。在《乌托邦》横空出世之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先后继起,得以并称为“乌托邦三部曲”,“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其他遗珠也自不少,如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直至贝拉米的《回顾》等,不一而足。同时,从《圣经》开始,西方还有“伊甸园”和“天国”的理想世界。与此类似,东方也自有其“桃花源”谱系,如《诗经》的“乐土”、佛家的“净土”、道家的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终北国的“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儒家“大同思想”同样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亦蔚为大观,共同代表了人类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激情想象与不懈追求。与“理想国—乌托邦”谱系相比,“桃花源谱系”数量虽繁,但多偏于写意,不重实体,不求实证,也算是中国人偏重现实主义的体现。
“理想国”为什么会被“乌托邦”所取代,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正是从理想到规划、从规划到行动的过程。乌托邦接续了理想国的追求,是对后者辩论式的粗略论纲的全面发展和具体设计,是“出自柏拉图的蓝图、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会主义的纲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又最终演变为“行动起来”的理想国。陈正焱、林其锬的《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大致具有如下三种趋势,即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从天堂的描绘到人间的追求;从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西方的乌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初期绝不是偶然,而是应运而生,是人类社会演进到新一阶段的必然产物,此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乌托邦实验、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都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也是一个从单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过程。正如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一词本身即为一个“悖论”,既有“福地乐土”之意,又有“乌有之乡”之意,既可代表对完美理想的崇高向往与不懈努力,也可代表无法实现的徒劳空想。莫尔对这一词语的天才设计,使之对于单向性的“理想国”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国”的寓意,交织叠加了多重意蕴和强烈张力,成为一个具有更丰富可能的概念,这也为其向“敌托邦”的二度衍变埋下了伏笔。
乌托邦如何变成敌托邦
回头细看,无论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的设计,一开始都不免直指“托邦”的不堪。数次“参政”失败的柏拉图的“托邦”是寡头和独裁政体,“那些统治者们最乐于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国家”“他愿时不时地发起一场战争,使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莫尔的“托邦”则指向“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圈地运动”中“馋嘴而贪婪的国蠹”。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大洋国极权世界设计尽管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凝结了对“托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与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处桃源可避秦?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称“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兰道尔倾向于把一切“托邦”都看成“邪恶本身”,因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遭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虑到曼海姆的文章写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电影《黑客帝国》的编剧借“母体”(Matrix)之口说“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倒是真正的一针见血了。
现实“托邦”无疑极不完美,但超越又殊为不易。在各位乌托邦作者的设想中,往往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蕴藏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细节。如《理想国》和《乌托邦》中都存在理所当然的奴隶阶层,《乌托邦》“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不存在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但也有阶级之分,有职业的贵贱之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层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太阳城》中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妇女如果多次与男子性交而仍旧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因贪图欢乐而故意避孕”“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尽管他身体残废,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能在乡下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基督城》书如其名,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宣称“我们信仰通过牧师宣讲《圣经》而自动地原谅所有的罪过,而且为此我们信仰我们有感恩和服从的义务”。后来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设想把黄、棕、黑人都改良为白种人,对其中最难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恶、状貌太恶”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可以说,作者们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谈怪论和荒唐臆想,总体来看是相当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蓝图,难以感召读者。难怪网络评论中不乏批判之声:“既然他们选择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生活,那还何必成为人呢?”“文中所谓的‘最好的国家’在我看来实乃货真价实之地狱”“理想国与哲人王带来的噩梦”……
敌托邦的设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并非无缘无故,它首先建基于“乌托邦冲动”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蓝图设计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试验后,人们很难再严肃地看待乌托邦的意义,右翼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左翼也视之为空想之谈。法国大革命中,满怀崇高激情的雅各宾主义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严酷的恐怖独裁,带来一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先见之明的伏尔泰戏谑说“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又继之以长期冷战和核危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均从不同角度重创乌托邦潮流,人类理想主义色彩幻灭殆尽,对未来的焦虑压倒了乐观。许多人认识到,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更别说打着乌托邦之名行敌托邦之实的罪恶了。刘易斯·芒福德称“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援引其他学者观点把潮流的转变确定为1940年前后。
乌托邦给人留下的一大教训是,目标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无论东西,历朝历代都不乏人为的政治设计,以追求政权和社会的尽善尽美、万世太平(尽管也混杂了统治者的“万世一系”的自私愿望),结果却仍然是不尽如人意。“托邦”乃至衰世乱世多了或者长了,就激发出了“末世论”——这也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腊有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对比。《春秋公羊传》和《礼运大同篇》分别有“据乱世(衰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乱国”之分。基督教有所谓“最后审判日”和“千年王国”说,宣传耶稣死后千年有善恶大战(圣战),大灾大祸相继,死者动辄“三分之一”,之后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极端教徒往往打着这一旗号威吓和招徕信众,反抗现存秩序,以求“人间天国”。中国亦不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时代”迭经流变为弥勒教的“三期末劫”,引发白莲教数百年的动荡。世人“先破坏后建设”“先有大乱再有大治”的理念,实深肇基于此。
《1984》成历史,敌托邦走向科幻
敌托邦作品的兴盛,还须溯及另一条线索——科幻小说的诞生兴起。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逐步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蒸汽时代、钢铁时代和科技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代的文学样式——科幻小说(实质上也属于启蒙文学)。秉持“科学乐观主义”风格的儒勒·凡尔纳“开启了科幻小说的大门”不久,H.G.威尔斯便异军突起,将科幻题材和深沉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一口气开创了20世纪科幻小说中多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时间旅行”、“外星人”(星际战争)和“敌托邦”。他的《时间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时间旅行”的概念,设想80万年后人类分化为两个极端不同的种族,一类美丽而脆弱,一类健壮而野蛮,后者更以前者为食。《月球上最早的人类》设想了月球人近似蚂蚁社会的制度,《当睡者醒来时》则描绘了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罪恶大都市,完全是1888年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另一个悲观主义的版本,但同样具有严肃的思想主题。威尔斯奠定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即是“人类(借助科技)要追求怎样的未来?”这与敌托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忧虑几乎如出一辙。在此基础上,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等先后应运而生,一部更比一部激烈,一部比一部惨淡,被国人并称为“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正式开启了“敌托邦文学”这一种类。在三部曲中,《1984》尽管缺乏了“科学”色彩,却借助其“把新闻写作发展为一种艺术”(董乐山语)的风格,借助其对极权主义精准到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成为一部未来感和历史感奇妙交织的神作,称其独力扛起敌托邦的大旗也不为过。
与乌托邦作品的枯燥政论式不同,敌托邦作品的主要载体是“小说”尤其是“科幻(幻想)小说”,除表达严肃主题之外,还不乏光怪陆离、荒诞夸张的一面,使之大众影响力更为广泛,此后除合流催生科幻小说界的大繁荣外,更衍生出无数电影、漫画和电脑游戏作品。这股潮流,甚至连中国人也早早地裹挟其中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乌托邦和敌托邦文学作品也颇为兴盛,如梁启超在1902年便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设想了60年后的中国;有学者则拈出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和张恨水《八十一梦》等一批作品为典型,提出了“幻设型讽刺小说”或谓“现代寓言小说”的命名。这些作品既接续了《庄子》寓言、《山海经》、《镜花缘》等传统,也深受西方《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影响,更针对中国社会积弊落后的现状,构想了一个个“火星世界”“地狱世界”“梦中世界”的敌托邦,向国人大敲警钟,成为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可归类为敌托邦作品的已经汗牛充栋,在百度搜索乌托邦的关键词,弹出来的往往是敌托邦意义上的内容。大略言之,可以分为几种类型,这实际也可作为对未来世界悲观构想的分类:一是反极权主义主题,最典型者如《1984》中以高压统治、全面监控、有目的地篡改历史、销毁“异端”书籍等等手段,实现对国民从言行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由于奥威尔的珠玉在前,这一主题难以突破,大部分后续作品只好将主题定位在“孤胆英雄”乃至“超能英雄”对极权的成功反抗上,追求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如《V字仇杀队》、《撕裂的末日》等。二是反技术失控型主题。如《美丽新世界》中政府以新的基因技术建立了“新种姓制度”,又滥发毒品以麻醉公众。这一主题的衍生物颇为丰富,包括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反噬人类的主题、“消费乌托邦”“娱乐至死”也即物质的无限丰富反而导致人性迷失的主题、唯利是图的托拉斯垄断控制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主题等。典型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电影《机械战警》及《银翼杀手》等。三是蛮荒异化主题。着眼于核战争、病毒爆发、生态资源枯竭之后,幸存人类为了有限资源而你争我夺,社会退化为原始社会。典型之作是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水世界》等,展示的多是“末日奇观”和人性异化。四是人工智能主题(赛博空间主题)。“老大哥”不再是人类统治者,而是一台巨型电脑在幕后操纵一切,人类面临毁灭或是成为傀儡,浑浑噩噩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最典型者莫如“现象级电影”《黑客帝国》,掀起一股“瓶中脑”式哲学思辨的社会潮流。这类作品实际也是“庄周梦蝶”式寓言的现代版本,不局限于敌托邦领域,至今仍大有探讨的空间。上述几种类型往往相互交织,衍生出种种微型主题,再加上异形外星人和平行宇宙等概念的引入,使得敌托邦作品成了一场五光十色的想象力大比拼,思想性哲理性什么的,反而退居其次了。
从洞穴到全景敞视监狱
令人惊异的是,乌托邦的先驱同时也是敌托邦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隐喻”,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比作一个阴暗的“洞穴”,洞穴中的人们身负镣铐,背向出口,只能勉强看到被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东西的模糊的影子,习惯了以假为真。即使有先知窥破真相,也难免被愚民群起而攻之。千年之后,这样的敌托邦仍然令人震撼,也是鲁迅“铁屋子”论的先声。
破除“敌托邦”,当然要走出黑暗的“洞穴”和“铁屋”。但走出之后,谁又知道是何种光明呢?强调启蒙与理性的哲学家边沁在1791年提出了“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他设计的环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能隐蔽地观看一切,自身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边沁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控制手段,新的监狱能以最少的人力来达到监视最大的人数,是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新的和更好的政府的形式”。边沁设计的这一小小乌托邦被福柯加以深刻的发展与反转,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全景监狱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权力实施机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在完美的监视与被监视理念下,权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让所有人都身陷其中。这无疑是福柯对边沁理论和奥威尔“电幕”制度的叠加哲学引申,也是一种极致的“托邦”和敌托邦类型。
正如许多科幻小说的设想成为现实一样,奥威尔、福柯的技术不可能如今已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监控“天罗地网”的广泛覆盖,“大数据”的普及应用,每个人时时刻刻的一言一行都被数据化扫描,成为一条条清晰的时空轨迹,永久记忆储存,实时触发预警,随时回溯翻查,让人无处遁形。通过“棱镜事件”人们得知,原来全球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正被政府监控,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通过“剑桥分析事件”又再揭示,原来所谓一人一票自由民主选举,都可通过“全息画像”的算法精准刻画精准投放恶意操纵。新时代的“洞穴”也许投射的不是模糊的影子,束缚人的不再是有形的锁链,而是令你情迷心醉目不转睛的娱乐节目,是刷屏不止作茧自缚的定制信息,是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自我”“真实”。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曾经警告大众,更接近我们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托邦”到来,也许两人的预言可以同时实现了。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意味深长地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塞浦路斯实验”或称“重新换瓶实验”,作为其“新世界”合理性的一个铺垫——“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精英人种)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强制区分高低种姓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是选择一个人类无法承载其幸福而疯狂覆灭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难以忍受其荒诞无稽的敌托邦,又或是一个千疮百孔又无可奈何的“托邦”,将始终是人类的心头之刺。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托邦 乌托邦 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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