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邦”五百年——托邦、乌托邦与敌托邦

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根据希腊文和拉丁文生造出“乌托邦”（Utopia）一词以来，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现代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通用词语之一。历史也许会忘记被英王亨利八世斩首的大法官莫尔，但绝不会忘记提出了“乌托邦”的莫尔。而莫尔也绝对想不到的是，乌托邦的内涵与寓意一路演变，数百年后更衍生出了新词——“敌托邦”（Dystopia）和“托邦”，前者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原词。乔治·奥威尔生而有灵，也许会将之作为其“新词”研究的样本吧。

乌托邦与敌托邦并不是一般的反义词。Dystopia一词由英国哲学家穆勒于1868年所阐发，对此的翻译五花八门，包括主流的反面乌托邦、反乌托邦，较少见的敌托邦、恶托邦、废托邦乃至坎坷邦等等。在此之前，边沁也创造过类似的cactopia一词，被译为“暴政国”（与理想国相对）。敌托邦的译法，既是取其谐音，更是借鉴《圣经》中的“敌基督”（Antichrist）概念，Dystopia也往往可用Anti-utopia替换。“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译法，如以单纯的“反对”之意来理解，实际颇有不妥。敌基督否认耶稣为基督，而且自称为基督，以此“取代基督”，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味，不是一个“反”字所能涵括。同理，即使是敌托邦，其在理论上也并不一律反对乌托邦，甚至声称自身即是乌托邦——某种理想主义政体的实现，片面以“反乌托邦”称之，可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还自己提出了negative-utopia的命名，又得了“消极乌托邦”的译名，有学者又由此将敌托邦根据其恶劣程度划分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和“恶托邦”（Dystopia），前者如赫胥黎的“新世界”，后者如奥威尔的“大洋国”。至于“托邦”单独成词，出自德国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革命论》，指的是“每一种实际存在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秩序”也即现实世界，至今采用者不多，但来日未必不会再起波澜。托邦、乌托邦、敌托邦……种种词语历史衍变后的社会心态变化值得玩味。

乌托邦为何取代理想国

莫尔是创设“乌托邦”的第一人，但远远不是此类理想世界的首创者。最知名的当属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国家由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只有各个等级保持分工合作的状态时社会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谐。有趣的是从柏拉图身上又衍生出了“柏拉图式的”一词，虽然多与“爱情”搭配，但也含有了“空想的”意思。这无疑是对莫尔创造《乌托邦》影响最大的著作。在《乌托邦》横空出世之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先后继起，得以并称为“乌托邦三部曲”，“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其他遗珠也自不少，如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直至贝拉米的《回顾》等，不一而足。同时，从《圣经》开始，西方还有“伊甸园”和“天国”的理想世界。与此类似，东方也自有其“桃花源”谱系，如《诗经》的“乐土”、佛家的“净土”、道家的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终北国的“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儒家“大同思想”同样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亦蔚为大观，共同代表了人类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激情想象与不懈追求。与“理想国—乌托邦”谱系相比，“桃花源谱系”数量虽繁，但多偏于写意，不重实体，不求实证，也算是中国人偏重现实主义的体现。

“理想国”为什么会被“乌托邦”所取代，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正是从理想到规划、从规划到行动的过程。乌托邦接续了理想国的追求，是对后者辩论式的粗略论纲的全面发展和具体设计，是“出自柏拉图的蓝图、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会主义的纲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又最终演变为“行动起来”的理想国。陈正焱、林其锬的《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大致具有如下三种趋势，即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从天堂的描绘到人间的追求；从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西方的乌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初期绝不是偶然，而是应运而生，是人类社会演进到新一阶段的必然产物，此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乌托邦实验、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都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也是一个从单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过程。正如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一词本身即为一个“悖论”，既有“福地乐土”之意，又有“乌有之乡”之意，既可代表对完美理想的崇高向往与不懈努力，也可代表无法实现的徒劳空想。莫尔对这一词语的天才设计，使之对于单向性的“理想国”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国”的寓意，交织叠加了多重意蕴和强烈张力，成为一个具有更丰富可能的概念，这也为其向“敌托邦”的二度衍变埋下了伏笔。

乌托邦如何变成敌托邦

回头细看，无论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的设计，一开始都不免直指“托邦”的不堪。数次“参政”失败的柏拉图的“托邦”是寡头和独裁政体，“那些统治者们最乐于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国家”“他愿时不时地发起一场战争，使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莫尔的“托邦”则指向“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圈地运动”中“馋嘴而贪婪的国蠹”。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大洋国极权世界设计尽管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凝结了对“托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与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处桃源可避秦？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称“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兰道尔倾向于把一切“托邦”都看成“邪恶本身”，因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遭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虑到曼海姆的文章写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电影《黑客帝国》的编剧借“母体”（Matrix）之口说“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倒是真正的一针见血了。

现实“托邦”无疑极不完美，但超越又殊为不易。在各位乌托邦作者的设想中，往往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蕴藏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细节。如《理想国》和《乌托邦》中都存在理所当然的奴隶阶层，《乌托邦》“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不存在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但也有阶级之分，有职业的贵贱之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层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太阳城》中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妇女如果多次与男子性交而仍旧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因贪图欢乐而故意避孕”“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尽管他身体残废，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能在乡下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基督城》书如其名，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宣称“我们信仰通过牧师宣讲《圣经》而自动地原谅所有的罪过，而且为此我们信仰我们有感恩和服从的义务”。后来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设想把黄、棕、黑人都改良为白种人，对其中最难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恶、状貌太恶”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可以说，作者们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谈怪论和荒唐臆想，总体来看是相当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蓝图，难以感召读者。难怪网络评论中不乏批判之声：“既然他们选择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生活，那还何必成为人呢？”“文中所谓的‘最好的国家’在我看来实乃货真价实之地狱”“理想国与哲人王带来的噩梦”……

敌托邦的设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并非无缘无故，它首先建基于“乌托邦冲动”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蓝图设计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试验后，人们很难再严肃地看待乌托邦的意义，右翼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左翼也视之为空想之谈。法国大革命中，满怀崇高激情的雅各宾主义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严酷的恐怖独裁，带来一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先见之明的伏尔泰戏谑说“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又继之以长期冷战和核危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均从不同角度重创乌托邦潮流，人类理想主义色彩幻灭殆尽，对未来的焦虑压倒了乐观。许多人认识到，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更别说打着乌托邦之名行敌托邦之实的罪恶了。刘易斯·芒福德称“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援引其他学者观点把潮流的转变确定为1940年前后。

乌托邦给人留下的一大教训是，目标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无论东西，历朝历代都不乏人为的政治设计，以追求政权和社会的尽善尽美、万世太平（尽管也混杂了统治者的“万世一系”的自私愿望），结果却仍然是不尽如人意。“托邦”乃至衰世乱世多了或者长了，就激发出了“末世论”——这也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腊有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对比。《春秋公羊传》和《礼运大同篇》分别有“据乱世（衰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乱国”之分。基督教有所谓“最后审判日”和“千年王国”说，宣传耶稣死后千年有善恶大战（圣战），大灾大祸相继，死者动辄“三分之一”，之后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极端教徒往往打着这一旗号威吓和招徕信众，反抗现存秩序，以求“人间天国”。中国亦不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时代”迭经流变为弥勒教的“三期末劫”，引发白莲教数百年的动荡。世人“先破坏后建设”“先有大乱再有大治”的理念，实深肇基于此。

《1984》成历史，敌托邦走向科幻

敌托邦作品的兴盛，还须溯及另一条线索——科幻小说的诞生兴起。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逐步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蒸汽时代、钢铁时代和科技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代的文学样式——科幻小说（实质上也属于启蒙文学）。秉持“科学乐观主义”风格的儒勒·凡尔纳“开启了科幻小说的大门”不久，H.G.威尔斯便异军突起，将科幻题材和深沉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一口气开创了20世纪科幻小说中多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时间旅行”、“外星人”（星际战争）和“敌托邦”。他的《时间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时间旅行”的概念，设想80万年后人类分化为两个极端不同的种族，一类美丽而脆弱，一类健壮而野蛮，后者更以前者为食。《月球上最早的人类》设想了月球人近似蚂蚁社会的制度，《当睡者醒来时》则描绘了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罪恶大都市，完全是1888年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另一个悲观主义的版本，但同样具有严肃的思想主题。威尔斯奠定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即是“人类（借助科技）要追求怎样的未来？”这与敌托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忧虑几乎如出一辙。在此基础上，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等先后应运而生，一部更比一部激烈，一部比一部惨淡，被国人并称为“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正式开启了“敌托邦文学”这一种类。在三部曲中，《1984》尽管缺乏了“科学”色彩，却借助其“把新闻写作发展为一种艺术”（董乐山语）的风格，借助其对极权主义精准到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成为一部未来感和历史感奇妙交织的神作，称其独力扛起敌托邦的大旗也不为过。

与乌托邦作品的枯燥政论式不同，敌托邦作品的主要载体是“小说”尤其是“科幻（幻想）小说”，除表达严肃主题之外，还不乏光怪陆离、荒诞夸张的一面，使之大众影响力更为广泛，此后除合流催生科幻小说界的大繁荣外，更衍生出无数电影、漫画和电脑游戏作品。这股潮流，甚至连中国人也早早地裹挟其中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乌托邦和敌托邦文学作品也颇为兴盛，如梁启超在1902年便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设想了60年后的中国；有学者则拈出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和张恨水《八十一梦》等一批作品为典型，提出了“幻设型讽刺小说”或谓“现代寓言小说”的命名。这些作品既接续了《庄子》寓言、《山海经》、《镜花缘》等传统，也深受西方《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影响，更针对中国社会积弊落后的现状，构想了一个个“火星世界”“地狱世界”“梦中世界”的敌托邦，向国人大敲警钟，成为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可归类为敌托邦作品的已经汗牛充栋，在百度搜索乌托邦的关键词，弹出来的往往是敌托邦意义上的内容。大略言之，可以分为几种类型，这实际也可作为对未来世界悲观构想的分类：一是反极权主义主题，最典型者如《1984》中以高压统治、全面监控、有目的地篡改历史、销毁“异端”书籍等等手段，实现对国民从言行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由于奥威尔的珠玉在前，这一主题难以突破，大部分后续作品只好将主题定位在“孤胆英雄”乃至“超能英雄”对极权的成功反抗上，追求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如《V字仇杀队》、《撕裂的末日》等。二是反技术失控型主题。如《美丽新世界》中政府以新的基因技术建立了“新种姓制度”，又滥发毒品以麻醉公众。这一主题的衍生物颇为丰富，包括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反噬人类的主题、“消费乌托邦”“娱乐至死”也即物质的无限丰富反而导致人性迷失的主题、唯利是图的托拉斯垄断控制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主题等。典型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电影《机械战警》及《银翼杀手》等。三是蛮荒异化主题。着眼于核战争、病毒爆发、生态资源枯竭之后，幸存人类为了有限资源而你争我夺，社会退化为原始社会。典型之作是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水世界》等，展示的多是“末日奇观”和人性异化。四是人工智能主题（赛博空间主题）。“老大哥”不再是人类统治者，而是一台巨型电脑在幕后操纵一切，人类面临毁灭或是成为傀儡，浑浑噩噩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最典型者莫如“现象级电影”《黑客帝国》，掀起一股“瓶中脑”式哲学思辨的社会潮流。这类作品实际也是“庄周梦蝶”式寓言的现代版本，不局限于敌托邦领域，至今仍大有探讨的空间。上述几种类型往往相互交织，衍生出种种微型主题，再加上异形外星人和平行宇宙等概念的引入，使得敌托邦作品成了一场五光十色的想象力大比拼，思想性哲理性什么的，反而退居其次了。

从洞穴到全景敞视监狱

令人惊异的是，乌托邦的先驱同时也是敌托邦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隐喻”，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比作一个阴暗的“洞穴”，洞穴中的人们身负镣铐，背向出口，只能勉强看到被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东西的模糊的影子，习惯了以假为真。即使有先知窥破真相，也难免被愚民群起而攻之。千年之后，这样的敌托邦仍然令人震撼，也是鲁迅“铁屋子”论的先声。

破除“敌托邦”，当然要走出黑暗的“洞穴”和“铁屋”。但走出之后，谁又知道是何种光明呢？强调启蒙与理性的哲学家边沁在1791年提出了“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他设计的环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能隐蔽地观看一切，自身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边沁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控制手段，新的监狱能以最少的人力来达到监视最大的人数，是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新的和更好的政府的形式”。边沁设计的这一小小乌托邦被福柯加以深刻的发展与反转，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全景监狱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权力实施机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在完美的监视与被监视理念下，权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让所有人都身陷其中。这无疑是福柯对边沁理论和奥威尔“电幕”制度的叠加哲学引申，也是一种极致的“托邦”和敌托邦类型。

正如许多科幻小说的设想成为现实一样，奥威尔、福柯的技术不可能如今已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监控“天罗地网”的广泛覆盖，“大数据”的普及应用，每个人时时刻刻的一言一行都被数据化扫描，成为一条条清晰的时空轨迹，永久记忆储存，实时触发预警，随时回溯翻查，让人无处遁形。通过“棱镜事件”人们得知，原来全球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正被政府监控，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通过“剑桥分析事件”又再揭示，原来所谓一人一票自由民主选举，都可通过“全息画像”的算法精准刻画精准投放恶意操纵。新时代的“洞穴”也许投射的不是模糊的影子，束缚人的不再是有形的锁链，而是令你情迷心醉目不转睛的娱乐节目，是刷屏不止作茧自缚的定制信息，是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自我”“真实”。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曾经警告大众，更接近我们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托邦”到来，也许两人的预言可以同时实现了。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意味深长地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塞浦路斯实验”或称“重新换瓶实验”，作为其“新世界”合理性的一个铺垫——“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精英人种）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强制区分高低种姓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是选择一个人类无法承载其幸福而疯狂覆灭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难以忍受其荒诞无稽的敌托邦，又或是一个千疮百孔又无可奈何的“托邦”，将始终是人类的心头之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