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导演吴贻弓：电影万岁，理想永存

2019年9月14日上午，著名导演吴贻弓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我以前常说，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取向、浪漫主义色彩等等，总不肯在心里泯灭。”

这是 2012年，与中国电影、上海电影耳鬓厮磨了60余载的吴贻弓获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后的感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与总结。

吴贻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重庆，1948年起定居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回沪工作，历任导演助理、副导演、导演。1984年起，先后出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经理、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艺术总监、上海影城主任。参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要电影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其中《巴山夜雨》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奖，《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国内外奖项。

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获“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电影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称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12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2018年12月1日，吴贻弓80周岁生日那天，由上海市文联主持出版的“海上谈艺录”系列丛书之《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了首发仪式。高朋满座嘉宾云集，谦逊而温和的吴贻弓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却只发过一次言。

他说的是：“离开电影界已经快20年，后来到了文联，到了局里，不当导演，人家说你当官了。事实上，在我心中，所有的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2019年5月，他还用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上海电影万岁" 的字样。电影评论家石川曾与吴导有过一个对谈，一起来重温并缅怀。

石川对话吴贻弓

电影万岁！

理想主义与电影情怀

石川：您在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表彰时发表了一番感言。我注意到您特别在感言后面加上了“电影万岁”四个字。在您看来，这四个字有哪些特别的含义？

吴贻弓：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我以前常说，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五十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人与人的关系、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取向、浪漫主义色彩，总不肯在心里泯灭，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在银幕作品中。

△ 1956年9月，吴贻弓（前排左二）与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合影

石川：您的《城南旧事》在马尼拉电影节得奖，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一个开端。这个成果，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些“第五代”导演巩固和扩大，才有了后来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

吴贻弓：“第四代”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吧。后来谢飞、黄蜀芹、吴天明他们也得过一些国际大奖。二十多年后，欧洲一些国际电影节又开始把目光对准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2007年，法国的瓦塞尔亚洲电影节举办过吴天明的回顾展；比利时布鲁塞尔也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节”，12部影片中有一半是“第四代”作品。还有，第37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也在“经典重温”单元中搞了一个“重识第四代”的专题，集中放映了12部80年代的影片。那次，谢飞、黄蜀芹、滕文骥和我都收到了主办方的邀请。但我当时没去成，感到很遗憾。他们回来说，在鹿特丹，12部老电影每部都被安排放映两场，场场爆满。看片的人中间有年轻人，但以中老年为主。他们来看这些电影，当然不是单单为了娱乐，而是来看艺术、看文化、看历史的。

△ 1983年3月，吴贻弓和石方禹（右）、郑振瑶（左）于马尼拉，《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合影

△ 2005年，吴贻弓与《城南旧事》演员袁佳奕（左二）、郑振瑶（左三）、张闵（左四）重聚

石川：“第四代”创作时间虽然持续不长，但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它也是构成80年代中国电影整体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贻弓：我以为，所谓“繁荣”起码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二是人才不断涌现，而且青出于蓝；三是市场反应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对好片的反响非常热烈，等等。你看80年代的电影，是不是就有这样几个特点？

石川：您与上海电影的缘分始自少年时代，大学毕业之后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后来又作为上海电影系统的主要领导，您如何看待“上海电影”？

吴贻弓：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和早期电影中心，电影院大约有150家，当时全国的电影人才都集中在上海。2005年，中国电影一百年纪念的时候，上海档案馆和上海电影家协会联合组织了一次活动，让我给爱好电影的市民办了一次讲座，讲的就是上海在电影初创和开拓过程中的“第一”。当时，上海电影可谓开风气之先。80年代也是上海电影最辉煌的时期，《苦恼人的笑》《城南旧事》《喜盈门》《芙蓉镇》《人鬼情》……包括后来市场化转型也走在全国的前面。但今天落后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我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人才不缺。以前我也谈到过，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吴贻弓与意大利演员索菲亚·罗兰出席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吴贻弓与香港导演徐克、荷兰导演保罗·考克斯

吴贻弓夫妇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导演罗斯托茨基夫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吴贻弓与日本导演大岛渚

吴贻弓和日本导演降旗康男（左三）、法国演员卡洛尔·布盖（右一）在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上

石川：您曾历任上影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两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4年之后，行政工作占了您的大部分时间，创作自然就少了。说句实话，我们有点替您感到遗憾，不然，您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更多，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二部像《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那样的传世之作。这个问题，不知您个人是怎么想的？

吴贻弓：这个问题，不少人都问过我。要说一点不后悔，未免有点吹牛，但转念想想，后悔又有什么用？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既然轮到你头上，只能尽力而为，况且在这过程中，多多少少也算帮别人做成了几件嫁衣裳，这也能算是一种安慰。

念故人，忆旧事

石川：我记得您曾告诉我，之前想拍一部上官云珠的电视剧，但由于身体原因只得放下。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想拍上官？

吴贻弓：这个事情有个由头。2005年的时候，江阴长泾镇把北街上的上官云珠旧居整修一新。长泾镇是上官的故乡，他们把上官的故居建成“上官云珠纪念馆”，还在街心绿地里建了一座上官的全身铜像。2006年，纪念馆举办开馆仪式和铜像落成揭幕典礼，当时厂里有将近百位老中青艺术家出席了这个活动。我本人也从那时起，和江阴长泾这个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在江阴举办，我好几次机会重游故地，逐渐就产生了一些想法，想拍有关上官的电视剧。实际上，2008年剧本就完成了。上官的两个儿子，张其坚和韦然一定要我来拍，但我病了，之后也没有能力再继续。后来，有个导演接手这部戏，可能他又重新写了剧本，我没问有没有署名，这个不重要，当年做这件事也完完全全不是为了名利。2010年的时候，我与韦然见过一次面，当年正好是上官云珠诞辰90周年纪念，影协在上海影城举办过一个纪念活动。当时，韦然跟他的小儿子、堂姐，还有表姐几位亲人也都到了现场。

△ 2010年，吴贻弓和上官云珠的长子恬恬（中）和次子灯灯（右）合影

石川：您这一说，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就是阮玲玉的墓碑。阮玲玉原来被安葬在闸北联义山庄公墓。那个地方我专门考察过。公墓7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了，后来改建成工厂。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在那一带找到一块阮玲玉墓的残碑。1998年的时候，上海影协在青浦福寿园为她新立了义冢，上面建了一座汉白玉雕像。那段残碑也因此有了归宿。我记得在落成典礼上，您还发表过一段讲话。

△ 影星阮玲玉纪念碑

吴贻弓：阮玲玉是早期成就很高的影星，说到30年代上海电影的黄金岁月，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同时她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她的灵魂已经漂泊了许多年，应该有个归宿。正好90年代那个时候福寿园建起来了，他们打算在那里搞一个文化园地，让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在那里安息。影协就想到了把阮玲玉的衣冠冢迁移到那里去。因为原址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上海影协的主席是张瑞芳老师。落成典礼很隆重，有200多人参加。瑞芳老师让我代表影协讲两句，我当然不能推辞。在我印象中，那是我在福寿园比较早参加的一次电影人落葬仪式。后来又参加过好几次，包括老导演张骏祥等等。我们中国人都是敬祖先的，对长辈们的身后事都很看重，并且总是希望后代们不要轻易忘记他们。

石川：上海影协的一个特点，就是电影界老前辈人数众多，所以影协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敬老爱老。可是，这几年，许多前辈都相继离开了。像瑞芳老师、道临老师、谢晋导演等等。我印象中，您好像从没跟谢晋导演合作过吧？

△ 吴贻弓与谢晋导演

吴贻弓：我是无缘和谢导合作啊！他长我十五岁，是前辈，创作上交集的机会不多。不过我们平常的工作生活交往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我记得以前跟你讲过。我呢，一直受到他的关照。《城南旧事》能在马尼拉电影节上获奖，谢导可以说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对这一点，我是终身难忘的。记得1986年夏天，他在湘西拍《芙蓉镇》，我从上海过去探班。晚上一起吃了一顿饭，他非让我喝酒。你也知道的，我这个人基本上是滴酒不沾的，谢导不管这么多，还拿话激我，你不喝？你不喝就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也就是乘着酒兴开开玩笑，不是当真的。谢导性格豪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白酒、黄酒，而且海量，这个电影圈内人人皆知。其实这也和他的性格一样，耿直豪爽嘛！他对于世间一切事物，凡是看不惯的，必定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石川：您的片子和谢导的片子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信人性的美好。谢导或许更倾向表现女性、表现爱情，您的题材更宽泛，但总是有舒缓的节奏，有一种柔和的诗意。这一点，是不是也和您自己的性格比较书卷气有关？

△ 电影《巴山夜雨》剧照，秋石与刘文英夜谈

吴贻弓：风格即人吧。确实和个人的性格、经历、教养有关。《巴山夜雨》最典型，大家都说我没拍一个坏人，因为这部戏的意图就是要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人性的光辉。干嘛不拍一个坏人？因为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好人坏人，不能简单化处理。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不大真实，太理想化。但后来又觉得是比较合理的理想化，它不脱离现实，大家也都感觉比较温馨，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它把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情怀具体化了，就像黑暗江面上的一艘船，逆流驶向光明。不过那个时候，它究竟能否驶向光明，其实我们也说不好，只是大家都希望它驶向光明。在三峡那种险峻的情况下，这条船就变成整个中国的象征。谢晋呢，他性格乐观、豁达，始终充满活力，并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他的片子，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的确都在讴歌人性的美好。因为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品格的写照。他们那一代人，在生活经历上，其实也跟我们这一代有某些相似之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电影广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都面临无片可拍的处境，谢晋那时候也和我们一样，有些苦闷、焦虑和无所适从。但他就不认输，他退休以后，又相继拍了《老人与狗》《女儿谷》《女足九号》等几部片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市场反应和艺术成就都不如他以前的作品。可那又怎么样呢？他照样还是不服输，整天忙忙碌碌，碰到人就讲创作。啊！我又要去拍新戏了！这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直到1997年，他才拍出《鸦片战争》这样的封箱之作。谢导这个人，就是为电影而生的，他的那种执着，那种百折不回，真的让我很自愧不如。

摘选自《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

吴导，一路走好！

我们永远怀念您！

文编 | 秦岭

美编 | 金玲

（原标题《痛别导演吴贻弓：电影万岁，理想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