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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聚焦农民工超龄化:不是“闲不住”,而是“不能闲”

徐新星/工人日报
2019-09-26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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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工地上的超龄农民工估计得占到一半以上。现在到哪找年轻工人?工地上也不想使用这么多的‘老人’,是没有办法。”9月22日,对于工地上存在不少超龄农民工(超过退休年龄)的现象,长年在建筑业做工程承包商的邹奎(化名)感叹说。

近年来,不仅是建筑行业,在环卫、保安、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不少超龄农民工。

这些超龄农民工面临哪些困境?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及劳动力短缺等背景下,如何保障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人日报》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调查。

农民工超龄化日益凸显

“他年过70,满口不剩几颗牙,也不安装假牙,吃顿饭得半天时间,头发也没多少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出来的钱都给家里。”这是邹奎所在项目工地上的农民工王大全的一个写照。

王大全来自河南省信阳市的农村,他的儿子与儿媳离婚后,把3个孩子“扔”给老两口照看。“老王的儿子没有固定工作,还经常泡在麻将桌上,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现在,这几个孩子基本上靠老王来抚养,你说他不出来打工能行吗?”

邹奎长年与天南地北的农民工打交道,见识了很多超龄农民工的无奈与不堪。他告诉记者,“招用‘老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年轻劳动力越来越不好找,目前工地上70后农民工比较多,80后就比较少了,90后更别提了。”

据了解,一些超龄农民工外出务工,不是源于一些人所说的“闲不住”,而是因为“不能闲”,除了攒养老钱的需要,主要还是迫于养家的压力,一些人不仅要操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还要帮子女“养小”。此外,儿子结婚的彩礼钱、房贷、车贷等等,都驱使着这些本该颐养天年之人,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为2.8836亿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0.2岁,比上年提高0.5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1%,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

提出了新课题

一边是一些用工单位面临的“用工荒”,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一边是超龄农民工较为旺盛的就业需求,不管是对用工单位还是农民工来说,这都是一种考验,同时也给现行的工伤、养老保险等制度提出新课题。

“探讨超龄农民工问题应该跳出这个问题来看问题,要抓住牛鼻子。”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学永指出,现在很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超龄人员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胜任工作的身体条件,但用人单位对他们又存在诸多顾虑,比如这些人是否该享有年假、加班费、工伤保险等,最担心的是他们在工作中发生伤亡、疾病等情况带来的法律风险。

据了解,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且已享有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人员,即使退休后再次就业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雇佣)关系,不再是劳动关系,他们发生疾病可享有医保待遇,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可主张雇主承担雇主赔偿责任。然而,对于众多的包括超龄农民工在内的虽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因各种原因仍无法办理退休享有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来说,现实就比较尴尬。

刘学永告诉记者,产生这个问题的一大根源在于,目前《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开始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事实条例》规定的“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关系终止”,二者明显规定不一致。人社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419号建议的回复》也认为,只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使再继续工作也不再形成劳动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对于这个关键问题的认识不一样,最高法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仅是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但很多地方的司法实践出台的相关文件或指导意见是只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管是否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已领取退休金,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这就使一些劳动者面临工伤维权、养老等难题。

“超龄农民工给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难题。”刘学永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认定标准,兼顾用人单位与超龄人员的利益,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保障超龄人员依法享有劳动的权利,打消用人单位的顾虑,使超龄人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余热。此外,商业保险机构也可以针对这个群体制订适合的险种。

亟须建立更高水平社保体系

多年来,不少农民工普遍处于一种“闲时务工、忙时务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灵活就业状态。看似灵活的背后,实则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对此,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博士后黄斌欢指出,超龄农民工已不太可能仅靠回家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等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办法养家糊口。

当前,超龄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而这些工作正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工作。结构性的“用工荒”给超龄农民工留出了进城务工的机会和不具有竞争性的工资待遇,强度大、收入低,风险高、保障少,是他们的共同处境。

对于大多数超龄农民工或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土地是其最后的依靠,而对于70后农民工群体来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是很多人正要面对的现实,不会也无心种地的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活在“夹缝”中。

“一定意义上,一些农民工没有‘年龄’的概念,因为他们从未享受过退休金,所以也不会去思考年龄大了、不能工作了怎么办。他们只要能干得动,就得继续干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指出,农民工超龄化与近年来日渐突出的农民养老问题一脉相连,它们需要国家从源头上来推动解决。

目前一些地方正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家门口就业”,一些地区通过脱贫攻坚行动,在县、乡镇、村设立一些服务性、公益性岗位并向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倾斜,让他们在建设家乡中发挥余热,而不再是背井离乡、四处谋生。

一些学者表示,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超龄农民工人数在未来10年内还会持续增长,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多措并举帮助农民工摆脱养老等困境,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步伐,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原题为:《一些已达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仍在打工,不是“闲不住”,而是“不能闲” 活在“夹缝”中的超龄农民工》)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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