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日报》的两个头版解读电影《攀登者》

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两次都上了人民日报头版。电影《攀登者》就讲述了这个“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故事。

在这个大片云集的国庆档，观众对《攀登者》的期待值颇高。电影由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担任编剧，香港导演李仁港执导，徐克担任监制。电影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华丽，包括了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成龙、何琳、陈龙等，用网友的说法是：“国民免检阵容”。

从题材上看，《攀登者》也是带有首创性质的作品，它是中国首部巨制的登山题材电影，并且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与1975年两次向珠峰发起冲刺，1960年完成了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1975年完成了珠峰海拔高程的精确测量的故事。

影史上有不少登山题材的电影，其表达的主题，大抵是以人类对山的征服，体现人类对自己的征服。不过，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的献礼片，《攀登者》中的攀登不仅仅是自我挑战，也是国家精神的体现。这是《攀登者》区别于其他登山题材电影的一个地方，它的落脚点在于主旋律。

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登顶珠峰的意义

《攀登者》背后的真实历史事件是1960年、1975年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世界上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有9座在中国境内，最有名的无疑是喜马拉雅山主峰珠穆朗玛。珠峰海拔8844.43米（2005年测量），很多人将它与“南极”和“北极”并提，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18世纪起，无数探险家试图登上这人迹罕至的峰顶，但在1960年之前，只有少数外国的登山家曾先后两次从坡度较缓的南坡登上过顶峰。

至于从北坡登顶，外国登山家和探险家也做过多次尝试，但都无功而返，主要是因为北坡的地形更复杂、坡度更陡峭、气候环境更恶劣、山难更为多发。

回到1960年代的历史语境，新中国建设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因此，并非人人都理解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去登珠峰。“登山能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吗？”攀登珠穆朗玛峰为什么重要？

根据CCTV的《国家记忆·中国首登珠峰》记载，国内虽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在这种时候，中国攀登世界最高峰，不仅关乎国家和民族尊严，也是向世界展示国人精神面貌的一大窗口。而据其他史料，当时中国与尼泊尔正在进行边界谈判，能否登顶珠峰也直接关系着珠峰的归属。

登顶珠峰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从北坡登顶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北坡被称为“死亡之路”，从未有过成功的尝试。另一方面，直到1956年，中国的登山运动仍是一片空白，并且原本计划与苏联一同登山，却因为中苏关系走向转折，苏联退出攀登珠峰的计划。

艰难重重，当时的国家体委做出了单独组队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决定。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214名队员们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米的大本营营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其中包括25岁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王富洲、25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以及27岁的翻身农奴贡布。

1960年5月25日凌晨 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也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的纪录，此前从未有人征服过这条“死亡之路”。

196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消息《人类第一次战胜珠穆朗玛峰北坡天险 我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报道中写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路攀上它的顶峰的创举……他们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从西方登山界一直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北坡登到了它的顶部。”

登顶珠峰之难，就犹如当时中国的内外交困，成功登顶，是对国民信心的极大振奋——我们无所畏惧！我们无坚不摧！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登顶的最终意义，在于“信心”，就像有人说的，“强国之路，在身，更在心！”

1960年登顶珠峰后，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登山事业停滞了十几年。直到1975年，我国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珠峰登山、测绘、科考行动。1975年5月27日，我国运动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潘多（女），再次成功从北坡登顶珠峰，首次在珠峰峰顶设置3.5米的觇标，测定珠峰高程为8848.13米。

在此之前，珠峰的高度数据一直被外国的测量“垄断”。测定珠峰高度，是认知自然的过程，是对科技水平的检验，是人类的又一次自我挑战；而作为属于中国的山峰，自然也该有属于它的中国高度。

构建冲突：如何让登顶动机“戏剧化”

重新翻阅中国最早的两次登顶珠峰的历史记录，人们都会被深深打动。不过，对于走进影院的绝大部分观众而言，他们对那段历史也许并不了解多少。电影如何戏剧化还原、如何在两个小时内打动观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比如，如何以“好看”的形式让观众感受到，登顶珠峰的那种迫切？只有观众理解了这种迫切，才能理解人物的生死抉择。

《攀登者》的剧情梗概虽然谈及1960年、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但它的整个叙事重心放在1975年。1960年的登顶，仅是在开篇几分钟，以精彩的动作戏和特效戏做一个引子。随之，编剧就放大了一个矛盾：因为缺乏影像资料，国际社会并不承认中国的这次登顶行动。

这个虽有历史根据，但并非电影呈现的那样戏剧化。电影是艺术创作，允许适当的夸张和虚构。编剧这样处理，是构建矛盾、制造冲突的需要，也是刻画人物的需要。

1960年的那次登顶中，方五洲（吴京 饰）和曲松林（张译 饰）都是其中一员。因为国际社会的不承认，周遭人的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是他们是“骗子”，方五洲心中始终憋着一股气，他希望可以再次登顶证明中国登山队。

1973年，国家打算进行珠峰科考，重新组建珠峰登山队，并征召方五洲。方五洲知道这个消息时，他正在吃面，他一边读着征召信，一边情不自禁地哽咽。他等这一天，等太久了。这一幕，吴京贡献了出色的表演。

国家登山队重新集结，曲松林担任副总指挥，一直对方五洲态度冷漠。揭示两人误会的这场酒戏，也是电影的华彩片段。本来上的是水，吴京特地提出，换成真的二锅头。两个演员在酒精的催化下，演得情真意切、火花四射。

大场面呈现：动人心魄如何影像化

《攀登者》既是一部主旋律大片，但同时，它也是一部商业大片，“好看”才是其成功的关键。登山题材电影要好看，就得在“奇观”上下功夫。

从创作逻辑看，电影应该在“不可能”与“可能”之间做文章。“不可能”是指，无论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是珠峰北坡的客观险峻，登顶珠峰都显得不可能；“可能”是指，中国的登山运动员是如何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他们是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中舍生忘死挺过来的。“不可能”与“可能”之间的落差越是悬殊，最后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瞬间，便具有更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珠峰北坡此前之所以从未有人登顶过，是因为它极端的险，极端地不适合人类存在。第一点是气候上的极寒，白雪皑皑，漫天冰雪，天地苍茫，气温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态，高空风可达十二级以上，登山运动员虽然穿着厚鸭绒衣、毡筒高山靴和尼龙绒手套，还是会被冻坏。电影中，1975年的第一次登顶冲刺，杨光（胡歌饰）将自己衣服的棉絮给受伤的队医，结果双腿冻伤，彻底失去了一条腿。

第二点是高原反应，海拔越高，氧气越稀薄。电影中会实时在一角标示出相关高度的氧气数据，7000米海拔时含氧量一般在10%（正常情况下，空气中的含氧量是21%），到了8300米左右，含氧量就只剩5%。因此，过去航空生理学上，八千米的高度被称为“死亡的边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缺氧会让人体的机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呼吸困难，寸步难行，遑论攀爬高峰。电影中，徐缨就是因为高原反应造成的肺水肿，而牺牲了。

第三点是珠峰之陡之险，冰川地带绵延十几公里，重重叠叠、高悬万丈的陡壁巉岩，随处可见、深不见底的冰裂缝，随时可能发生的如火山爆发般的冰崩、雪崩……无论是哪一种，稍稍不慎，就足以致命。

这一点，是体现“奇观”的重中之重，是特效最有可为之处。《攀登者》也没有放过。整部电影几乎四分之三的内容都是关于雪山，导演李仁港谈到，“《攀登者》整个故事是讲登山行动，我认为最好的拍摄方式便是纪录片式的呈现。”

电影将1975年的冲刺登顶分为三次，前两次失败，第三次成功了，每一次遭遇的风险都不同。比如第一次，登山队在大风口遭遇了十几级的狂风，扎下的营地瞬间被狂风卷走，登山队员也被狂风刮下，在特效和出色光影与视听的加持下，昏天暗地里的这次风暴狂飙恐怖，令人身临其境。这场戏充满了东方武侠的想象，成了电影最精彩的大场面之一。除此，电影也为观众呈现了大冰缝、雪崩等险情，视听上动人心魄。

《攀登者》讲述的是一个“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故事，而电影之外，电影拍摄本身也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制作团队在接到拍摄任务到最终完成影片制作只用了十五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这样的成品质量，值得鼓励。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